文物介绍——大秦景教流行碑

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游人，人们在它面前流连忘返、摄影留念，人们称颂它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是缀在丝绸之路这条五彩丝带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此碑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的最早见证物，也为我们揭示出了唐代长安城中第一所景教寺院的位置与发展情状，并见证了唐王朝对景教的宽容与支持的态度和对外国文化所取得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另外碑中的古叙利亚文，为研究当时东罗马传教所用文字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证价值，因而也为西方国家视作基督教的神圣之碑。

景教碑和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米沙石碑（摩押碑）和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唐建中二年( 781年)景净（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来中国的传教士。波斯人。来中国后，称景教传教士）撰，吕秀岩书并题额。景教碑是明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城西郊发现的。景教碑出土后，当时就近安置在西安城西的崇仁寺(又称金胜寺)。在中国人眼里，景教碑和许多唐碑一样，只是寺院里的一件普通古物而已。

清末西安金胜寺遗址中的古碑 ，从右数第二碑为《景教碑》

景教碑再一次引起重视是1907年，何尔谟准备把这块碑运出中国未遂，最后他复制了一块出去。这个事件使景教碑又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次中国人自己也关注了，当时的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其有崇仁寺搬到西安碑林，景教碑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一直到今天。在民国时期，碑林的建筑格局有过一次改动，确定了今天碑林的基本格局。景教碑现在的位置是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动。

“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而景教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后的称谓。公元431年，聂斯托利派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受到排挤，转而向东方发展。当他们长途跋涉来到东方古国，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太宗将其请到皇宫，向其讨教教义，并准其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三年后，太宗皇帝准许阿罗本在长安城修建大秦寺(唐代对礼拜堂的称呼)，公开传教。由此，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一时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直到公元781年，也就是景教传入中国150年以后，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出资，在大秦寺中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述了景教在中国的流传经历。景教在唐代的传播、发展唯一的文献就是这块碑，碑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景教的教义等;第二部分是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一百多年的发展，是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第三部分主要是歌颂伊斯，他相当于长安地区的主教，在朝廷任三品官员，对景教发展起到相当大作用。

立于金胜寺中的《景教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座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石碑。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慕道友”。公元635年，当大秦国主教阿罗本来唐时，太宗皇帝派遣宰相房公玄龄，带领臣仆们到西郊欢迎，迎宾入宫，并邀至皇帝藏书室，翻译经典，皇帝在禁宫内亲自问道。皇帝深感此道之正义和真实，下令传授于民。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出土时西方各国有不少的传教士得知此事，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

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中国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碑上有文字:"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效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 这几句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波斯教，唐太宗降旨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反映当时唐朝在文化上包容万象的气度和自信。此外碑上还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中国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因此后人读来并不觉得晦涩难懂，更像一篇精美的历史散文。

关于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除了景教碑外，还有 20世纪初敦煌石窟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了汉文的景教写本。最近，2006年，洛阳发现了一件唐代的景教经幢。它们和景教碑一起，是基督教在唐代中国传播的有力物证。

这是以何尔谟复制碑为底本为美国耶鲁大学再度翻刻的复制品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100两银子，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景教碑的书写者吕秀岩的书法：秀丽天然，结体工整而不刻板，章法布局巧妙，似有唐初虞、褚之遗笔。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称：“秀岩书景教流行中国碑，书法秀逸遒劲，唐石之最佳者。”吕秀岩所在的时期正是盛唐结束而进入了中唐的时期，也正是颜真卿、徐浩为楷书领袖并影响广泛的时期，但吕秀岩并未受到颜、徐的染化，反而走着初唐“书贵瘦硬方通神”的楷法之路，只是结体已不如初唐的严谨，用笔也不如初唐的滋润，但在那个时期毕竟可以称得上是方严整饬（chì）的楷书高手，虽然名气并不显赫。吕秀岩并非著名书法家，也不是名流，“一定和景教有着密切联系，大胆猜测的话也许他就是个基督徒。”

“景”字的写法，关于唐《景教碑》中的“景”字问题，将上面的“日”写作“口”的情形的确甚少，通常在中古碑版与墓志等石刻文献中大都写作“景”，也有许多将中间部分的那个“口”字也写作“曰”。但如果要认为《景教碑》中的“景”字的写法是景教徒的发明甚或是景教文献的专有，恐怕未必尽然。虽然这种写法甚少，但也不是在此前绝对没有，比如南朝梁大同元年梁河东王萧誉撰《罗浮山铭》上的“修崖蔽景”的“景”字就是“口”字头，当然这块碑我感觉有唐以后人附会之嫌。另外，南朝宋永初二年《谢珫（chōng）墓志》中的“景”字似也是“口”字头。其他的例证因一时仓促而不便查，不过还可一点旁证，就是“得”字的写法，也有见将“曰”写作“口”的。这种情形恐怕是书者自己的习惯使然，加之南北朝隋唐之间的字样，别字、异体及讹字甚多，略无规范标准，甚或有部首移位互换者，在在常见，故《景教碑》的“景”字写法只能算是碑体字，而不能算是讹字，书者吕秀岩是否景教信徒，不得而知，那么他写的“景”字姑且就看作是他的书写习惯吧。当然这种写法的确是很少见的。尤其是此碑“景”字无疑是一个中心字眼，且出现了二十次之多，要说这是吕秀岩出于对景教的崇敬而刻意做如此写法，似乎也能牵强附会得上。无独有偶，晚于《景教碑》逾四十年的长庆三年(823)李素妻《卑失氏墓志》(藏省考古院)纪其六字名字皆有“景”字排行，学者认为其暗示了家族当与景教有关系，且“景”字的写法正好也都作“口”字头、“日”字腰，这似乎也可以称为一个景教信徒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