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大命大的南头古城

东汉时期，朝廷废除了盐铁专卖制，改为收税制。深圳地区偏安陬偶，凭着“盐”这种商品，迅速积聚财富，连海盗也闻风而来了。东吴元兴二年、甘露元年（265年），为了防海盗的侵扰，吴国设司盐都尉，在南头筑起了一座城寨，作为治所。今天已无法到它的任何残迹，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它是深圳地区第一座“城”，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足以令它永久铭刻在历史的坐标之上。

很早以前，曾有人提出疑问，司盐都尉这个官职，会不会是司监都尉之误？汉代以来，未闻有司盐都尉之设。《宋史》写作司监都尉，该职肩负一郡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之责，没有专治盐政的。况且司监都尉才可以称“治”，盐官还不够格称“治”。但大多数史家倾向于认为，由于深圳地区盐业太重要了，专设一个司盐都尉，也是有可能的。

制盐的模型

直到南朝末年，这座城寨才浸微浸灭，被称为“芜城”。它之所以沦为芜城，是因为南头升格为郡城与县城以后，其规模与功能，都不足以应付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在东晋年间，一座更大型的城池，在司盐都尉的城寨附近建起来了。2001年至2002年，深圳考古人员在对被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南头古城进行发掘时，清理出一条曲尺形的濠沟（其中东西长110米，南北长38米），宽约五六米，深两米多，出土了不少东汉、三国和两晋的文物。经过考古专家辨认，觉得这很可能是东晋时代东官郡城的护城濠，即使不是护城濠，也是郡城的排水沟。

一千七百年的建城历史，终于得到了实物的印证！

对南头古城的描述，以前的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虽然宣称它有一千七百年历史，但具体的记录，却大都是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修建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开始。明代以前的一千年，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晋城护城濠的遗迹，为我们揭开了古城的千年神秘面纱。

古城牌坊

也许，这座古城的繁华与富庶，超乎我们的想象。当年即使站在塘朗山上，也可以遥见城墙内的热闹景象。护城濠沟里波光粼粼，城门洞开，人来人往。狭窄而拥挤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店铺，五花八门的招牌，熙熙攘攘的人流。即使听不见它的声音，也能想象出它是何等的聒噪。

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空气里混杂着煮食的烟火气、食物的香气、粪便的臭气与干草的腐气，形成了一种稠密人居特有的气息；官家的轿子从大街上经过，开路的兵丁大声喝斥来不及躲避的人；轿子过去以后，挑着担子的小贩又从横街钻出来了，敲打竹板、铁板，吆喝叫卖，声音远近可闻；打铁铺里“当当”的锻打声；肉铺里砍猪大骨的“咔咔”声；磨坊里“吱吱呀呀”的碾磨声；孩子在街上追逐嬉闹，惹得一片鸡飞狗叫；女人们嘴里发出“噜噜噜”“啰啰啰”等各种奇怪而独特的声音，呼唤自家的鸡、鸭和猪，构成一首复杂的多重奏乐章。远处的码头排列着一座座盐仓，公家运漕，舳舻相继，私行商旅，络绎不绝，市场的屠沽之辈，盐场的工人，码头的苦力、脚夫，谈生意的掮客，用鸡骨头和铜钱占卜算卦的巫师，终日为口奔驰，忙忙碌碌，使这座古城充满了活力。

南头古城

1980年代以后，在南头古城附近陆续发现数十座古墓，主要集中在大王岭、红花园、铁仔山一带，形成一个对南头古城的马蹄形包围圈，离城最近的墓只有两三百米，远的有一两千米。可以确认年代的，以东晋墓居多，东汉和西晋墓则较少，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深圳人口在东晋以后大幅增加的事实。

南头古城西边不远的铁仔山，曾经发掘出一百三十多座从战国到明、清的墓葬，是一个庞大的墓葬。其中东晋和南朝时代墓葬，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青釉双系罐、四系罐、六系罐等，釉彩鲜亮如初，造型圆浑可爱；还有精美别致的三足砚台、铜镜、滑石猪、青釉唾盂和青黄釉鸡首壶等，为我们破译六朝时期的深圳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鸡首壶是古人用来做水壶或酒壶的，称为“罂”，相传由浙江越窑首创，“鸡”与“吉”谐音（但在现代粤语中，这两个字的读音却不相同），寓意吉祥，在西晋至唐代年间，广泛流传于南方各地。深圳发现的鸡首壶，很可能由南渡晋人带来的。由于北方云扰不息而南方相对稳定，东晋至南朝年间，晚渡伧荒，不绝于途。布吉、坪山、观澜的张氏，罗山、坪山、大鹏的赖氏等大家族，都是这段时期从江北迁入的。

南头古城的六朝墓葬，墓主身份虽无法确认，但在铁仔山的三座东晋墓和五十多座南朝墓，大部分是长方形的砖室券顶墓，分前后墓室，最大的墓室长近六米，宽逾一米，墓中还砌有仿直棂窗、渗水井和排水沟，规格豪华。在一些墓砖上，以雄浑有力的隶书刻着：“大兴四年辛巳岁宜封侯”“太宁二年岁甲申宜子孙”等句子（大兴四年即公元321年，太宁二年即公元324年），彰显了墓主尊贵的社会地位，绝非一般寒人庶族的墓葬。据此可以推测，在九品中正的制度下，深圳虽远在边陲，也开始有门阀世族的出现了。

南头古城博物馆

大约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宝安第一次面临战争的威胁。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浙江一带爆发由琅琊人孙恩领导的五斗米道，史称“孙恩之乱”。本来，这场动乱发生在遥远的长江流域，与深圳关系不大，几乎没人听过孙恩的名字，人们照旧晒盐、耕作，闲时男人们照旧嚼着槟榔喝着酒，女人们照旧针头线脑过日子。唯一与这场动乱扯得上关系的，是几年前孙恩的叔父孙泰被朝廷流放到广州，曾在东官郡一带传播过五斗米道，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信众。后来孙泰死了，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

不过，到了元兴元年（402年），孙恩作战失利，投水而死，其残部拥戴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廷对抗，史称“卢循之乱”。元兴二年（403年）卢循被晋将刘裕大军围剿，无法立足，率众浮海南下，刘裕衔尾追击。宝安县居民恐惧地发现，这场本来事不关己的战争，突然兵在其颈了。

元兴三年（404年）十月，卢循的舟师出现在大鹏湾外海面，黑压压一片，引起城中一片惊惶。人们担心卢循会在大鹏湾登陆，如果他们要进攻广州，这是一个很好的后勤基地，一旦夺取了东官郡，就可以兵临广州城下了。南头郡城里，虾慌蟹乱，一夕数惊。不少有钱人家已收拾细软，准备逃走了。但这次卢循却没有攻城，他的舰队如同魅影般掠过大鹏湾，经虎门直奔广州去了。

南头古城东晋南朝壕沟出土的三足砚台

宝安官民顿时松了一口气。没多久，从广州传来消息，说卢循已经占领广州，驱逐了广州刺史吴隐之，自封为广州刺史和平南将军。又过了没多久，听说朝廷已正式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反贼”居然摇身一变为朝廷命官，这个故事，宝安民众茶余饭后，聊作谈资。再过没多久，卢循的大军，打着广州刺史的旗号，摆出代天巡狩的姿态，威风八面地开到了东官郡城外。原来的官吏逃的逃，降的降，这座坚固的城池，未经战火蹂躏便归了卢循。对宝安百姓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

但实际上，晋廷招安卢循，只是缓兵之计。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二月，卢循再次作反，统兵大举北伐。战争一直持续到翌年六月，卢循再次被刘裕所败，仓皇退回岭南，不过他没有逃到宝安，而是一路逃到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最后走投无路，亦步孙恩后尘，投水自尽了。

卢循的余部，四散溃逃，不少隐藏在宝安县沿海岛屿大奚山、南亭山和竹没山（今深圳伶仃岛、香港大屿山一带）的岩穴之中，不敢回到陆地，从此世世代代，过着趁浪逐波的生活，以鱼鳖为食，以捕鱼、采蛎、采珠为业，被人们称为“卢亭”（也叫“卢余”）。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做过清朝礼部尚书的钱以垲在《岭海见闻》书中，都提及“卢亭”，把他们描写为半人半鱼的怪物，兽形鴂舌，椎髻裸体，身有短尾，受惊则潜入水底，能伏在水中三四个月不死。明朝正德年间，香港大屿山哄传捕捉到一女卢亭，被渔民送到官府。初时她只会发笑，不会说话，慢慢才学会穿衣及食五谷类食物。不少学者言之凿凿，称广东沿海为数众多的疍家人，就是卢亭的后裔，却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

后人描画的孙恩、卢循之乱（图源网络）

南头古城与战祸两度擦身而过，似乎上天也特别垂爱这座新兴的小城。晋将刘裕在剿灭卢循之后，立即黄袍加身，逼东晋皇室退位，改国号为“宋”，自封为宋武帝，这是南朝第一个王朝，史称“刘宋”（区别于后来的“赵宋”）。新王朝实行分封制，以宗室出镇要地，都督军事，执掌军权，宝安是皇族的封邑之一。

按照朝廷规定，万户以上的封邑为子国，千户以上为男国。宝安不设县长，最高行政长官为男相。由此可知，当时宝安的人口，应在千户以上，万户以下。作为封邑，宝安不用向朝廷缴纳赋税，男相用地方财政收入经营自己的封邑，盖房子，修道路，加固城墙，过着膏粱文绣的生活。老百姓也间接获得好处，日子安安稳稳，吃上一碗太平饭。直到萧齐时，东官郡治迁往怀安县（今东莞境内），宝安县取消封邑地位，才恢复纳税。萧梁时期，东官郡改称东莞郡，郡治迁到增城。

尽管经历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兵戈扰攘，天下离乱，但宝安却一直安然无事，经济发展如常，民众安生服业，真是福大命大。唯一令居民感到有点失落的，是东官郡治迁走了，宝安不再是郡一级的行政中心，少了很多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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