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朱汉民：屈骚精神与湖湘文统

编者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华文化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造就了湖南人特有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道德信仰与民情风俗等。为深入探索湖湘文化的源流与特质，深度挖掘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湖湘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与湖南文化强省提供价值支撑，屈子书院从元月开始推出“湖湘文化”专栏，汇聚湖湘文化研究成果，弘扬湖湘文化精神。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湖湘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得到许多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中国文学史家们特别对屈骚的文学价值给予了特别的评价，他们认为，屈原在湖湘之地创作的诗歌，“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从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典雅节制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伟大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1]

本文主要从地域文化的思维框架，来进一步追问湖湘之地产生如的屈骚精神，如何形成为一个地域化的文学传统？屈骚对湖湘文统的建构产生了那些影响？

1什么是“湖湘文统”

在讨论湖湘文统的创建之前，需要先了解什么是“湖湘文统”？这首先得从“文统” 概念说起。

在历史文献中，“文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其一，“文统”是指文章的整体布局，梁朝刘勰所著《文心雕龙·通变》中说：“是以规略文统，官宏大体。”其二，“文统”是强调政治意义上的文治，元朝袁稍有诗：“帝运昌文统，师臣秉国钧。”[2]其三，是从文学传统意义上使用“文统”。如明赵鹤编《金华文统》十三卷 ，“是书于正学编外，兼録金华耆旧之文”[3]是金华地区宋元明时期文人学者的文章集成。这里使用“文统”是指地域性文学传统。另外，清代方宗成编《桐城文录》，他在该书的序文中表明编此书的宗旨时说：“右文录七十六卷，为人八十有三。标名家以为的，所以正文统也。广取诸家，所以扩学识也。”[4]这里所言的“文统”，除了表达地域性文学传统的涵义外，即所谓“流风余韵，足以兴起后人，则惟乡先生之言行最易入”[5]；同时还会有“文学正统”之义，即桐城派“文以载道”所代表的文学正统。

本文所讲的“湖湘文统”，主要是“文统”的第三种涵义，即湖湘之地域性的文学传统。那么，“湖湘文统”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个地域性的“湖湘文统”呢？我们联系一个相关的概念——湖湘学统，通过它们的比较，来讨论这一问题。

在中国学术史领域，许多学术史大家和学术史的专著，均认同并使用“湖湘学统”的概念。如著名学术史专著《宋元学案》就肯定了“湖湘学统”的存在与影响。“学统”亦有学术传统与学术正统的双重涵义，但“学术传统”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学术正统”则是一个价值判断，为了论述方便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学术传统的意义。我们肯定“湖湘学统”的历史存在，不仅仅在于从唐宋至明清的历史时期内，湖湘地区涌现出一批批在学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学者，包括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还在于这些湖湘学者有着前后相承的学术思想传统。笔者特别强调构成这一“学统”的内涵，即是一种特别的学术旨趣，即总是将“道”的向往，“治”的关切统摄于“学”的知识追求之中。湖湘学者尽管身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师承，但因为“桑梓之情”而对地方先贤的特别敬重，故而大体上均体现出这一地域性传统学术旨趣，这是我们认同“湖湘学统”的根本理由。

“湖湘文统”的“文”是指文学，古代又称“辞章之学”，具体是指文学作品（诗赋、散文等）、文论（文学理论、文艺评论）的总称。文学的主要特点是以“文”的形式来表达作者的主观的思想情感，不像学术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的形式来把握客观的外部世界。所以，“湖湘学统”的依据是湖湘学者前后相承的学术旨趣，具体而言是强调“学”对“道”与“治”的追求，“湖湘文统”的依据是湖湘文化前后相继的“文气”，具体而言是“文”对主体自我真实“性”、“情”的表达。“学术旨趣”是“学统”得以建立的依据，而“文气”则是“文统”建立的依据。什么是“文气”？最早运用这一概念的文学家曹丕，他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同力强而致。”[6]曹丕所说的“气”，其实与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气”相同，是作者自我的精神气质，是作品包含和体现出来的人之性情。

所以，“湖湘学统”之所以能够确认，是因为湖湘学者大多有一种地域性特征的“学术旨趣”；而湖南历史上否存在一个前后相承的“湖湘文统”，取决于湖南文学作品是否存在并贯穿着一种具有稳定性地域特征的“文气”，即在不同文体中表达出一种具有地域特征的精神气质、真实性情。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导言》中，曾经意识到湖湘地区的“文统”与“学统”的存在。钱先生在谈到湖南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时，他特别提到“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河山，弁晃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即楚之屈原，宋之周敦颐，“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其实，这两位文化巨人，恰恰是一位是湖湘文统的奠基人，一位是湖湘学统的开创者。所以，要讨论湖湘文统的建构过程，必须从屈原的诗歌艺术及相关的文气表达开始。

2 屈骚与湖湘文统奠定

毫无疑问，屈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奠基人。譬如，《宋书·谢灵运传论》就强调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文学才子辈出，然“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而《骚》正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家创作的诗歌作品。然而，由于屈原晚年流放于沅湘之地，他的许多代表作品均是创作于沅湘，加之他又是投汨罗江自尽，所以，屈骚及其内在的文气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在湖湘之地的文人及其作品。故而，屈原还是湖湘文学的奠基人，也是湖湘文统的开创者。毫无疑问，屈原对后来的湖湘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构成这一“文统”的核心，应该是辞章背后的血性人格，体现为一种狂奔浪湧的情感，一种自然天成的质性，一种性情一体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气”。

究竟屈原的哪些作品创作于湖南，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屈原是在晚年流放于沅湘，代表他那最浓烈、最执著、最悲愤、最忧伤的真实性情的《九章》，包括《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中大多数（《抽思》除外）是诗人流放沅湘的作品；同时《九歌》中的十一篇，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也均是创作于沅湘之地的作品。在这些酣畅淋漓的抒情诗中，屈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积郁的强烈情感，呈露了自己心灵世界中的真实性情。正如汉王逸在为《九章》作“序”时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8]王逸肯定《九章》是屈原流放江南之野时抒发自己“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浓厚情感的诗作，旨在陈明自己内在“忠信之道”的真实本性。王逸在序《九歌》时亦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9]王逸强调《九歌》亦是表达其“怀忧苦毒，愁思沸郁”的浓烈情感的，只是在文学形式上是借沅湘地区的民间巫歌，来表达自己悲苦、忧郁的情感。

毫无疑问，屈原的《九歌》、《九章》及其他楚辞作品，其艺术形式、比兴与象征方法等审美形式，均堪称是中国文学史的不朽经典。但是，当我们说屈原及其楚辞创建了“湖湘文统”时，主要还不是指楚辞的艺术形式。因从汉唐到明清，湖南文人的文学体裁、艺术方法等美学形式均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但是，湖湘文学中又有一个贯穿历史的文化现象，均充满着一种真情至性的文气，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达、展现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中，进而表达这种由情至性的精神气质，这才是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统的核心。

在屈原的《九歌》、《九章》、《离骚》等一系列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全面地感受到诗人那毫不节制的奔放情感，他是一个才华横溢但又总是命运不济的诗人，又是一个忧国爱国但又面临国破民难的忠臣，他的内心积郁着强烈的悲苦、愤懑。屈原通过楚辞那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着他发自内心复杂而又真实情感，他既有“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九歌·湘君》）的个人哀伤，又有“长太息兮将上，心低佪兮顾怀”（《九歌·东君》）的人生眷恋；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的人民关切之情，又有“望长楸而太息兮，涕其若霰”（《九章·哀郢》）的祖国眷恋之情。尤值得关注的是，屈原那深沉的忧伤、哀怨、沉痛、眷恋的复杂情感，并没有因此导向意志的消沉与人生的虚无，而表现出对自己人格的坚守与意志的果决，他反复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九章·涉江》诗歌表达的是一种血性意志和坚强生命。他这种与黑暗政治势力的顽强斗争、与凶恶命运的不懈抗争的结果似乎是无望的，他只能选择生命的自我终结。屈原的《悲回风》表达了他“誓死而必无生之想者”，但是他在决于一死之时，“乃豫想其浩然之气，不随生死为聚散，……盖忠贞纯一之志气，与天地合德，鬼神效灵者，可以自信。”[10]这是一种情性与天道相通的人格理想的完成，一种具有崇高审美境界的人文信仰的实现。这也是屈原所创立的湖湘文统的最高表现。

屈原所创立的湖湘文统由两个途径得到承传：其一，流寓文学对湖湘文统的建构；其二，本土文人作品对湖湘文统的建构。下面我们分而叙之。

3 湖南流寓文学与湖湘文统

屈原是流放湖湘而创作大量诗歌作品的。屈原对湖湘文统的奠定，首先表现为汉以后大量流寓湖湘之地的文人作品承传了屈原的文统。

从汉魏到唐宋，湖南因远离中央王朝而被认为蛮荒卑湿之地，往往是失意文人贬官、流寓之所。这些遭贬、流寓的失意文人来到沅湘之地，自然会联想到战国时期的屈原以及他创作的楚辞作品。他们往往有着与屈原一样的悲愤之情，同样的山水、同样的遭遇，更是激发了他们创作出大量与屈原《楚辞》的心态情感相似的诗赋作品。这样，就形成了湖南文学史上文气合拍、意趣一致、情性相通的湖湘流寓文学。这里例举几位大家。

贾谊是西汉时期流寓长沙的，他是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统的直接继承者，也是屈原之后影响最大的湖湘文人。司马迁作《史记》时将屈原、贾谊合传，故而历史上被合称“屈贾”。从文体形式来看，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而贾谊是汉赋的开拓人，辞、赋之间虽有继承关系，但毕竟又是两种不同文体。而屈、贾之所以在历史上被人们合称“屈贾”，恰恰在于他们之间相似的人生、一贯的文气、相通的情性，特别是他们的作品均是创作于湖湘地域，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学经典与文化地标。贾谊与屈原一样，在朝廷受到小人的排挤而流放到湖湘。贾谊到了湘江之滨时，马上将自己与屈原联想到一起，故而作《吊屈原赋》表达了一路相同的心绪情感。贾谊也在面临人生的打击与理想的夭折，也是忧伤、愤懑的种种情绪，他在赋中写道：“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曵兮，方正倒植。”[11]但是，贾谊在遭受到人生的严重不幸时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而是像屈原一样坚持人格的独立与意志的坚强，“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乎犬羊？”[12]贾谊的强烈情感心理，是他诚心至性的表现，而他之所以能在艰难的环境、不幸的命运中表现一种坚强，是来源于他内心中一种特别的人生信念：“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这种自然宇宙观引发出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13]这正是一种真性至性的升华，是一种通达了宇宙本质的人生解悟。

西汉以后，一批批著名的文人学者流放在湖南，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他们的显著特点亦是继承屈原所奠定湖湘文统，表达出与屈原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唐代刘禹锡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刘禹锡与屈原一样，既有着不凡的出身和杰出的文学与政治才华，又都经历过从朝廷的权力中心被排挤出来，胸怀政治理想而报国无门，最终流放于屈原流放的地方朗州（湖南常德），在此经历了近十年的谪居生活。刘禹锡是在永贞革新失败而被朝廷贬到僻远的湖南，他本来就仰慕屈原的才华与人格，而现在又流放于屈原的流放之地，故而与屈原有着强烈的心灵共鸣。一方面，刘禹锡在诗赋的形式方面继承了屈原的传统。屈原的《九歌》来源于民间文化但又高于民间文化，而刘禹锡也是如此，他被贬朗州时，“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仍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4]

刘禹锡在郎州所创作的大量赋，亦与屈原的楚辞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如他的《何卜赋》就与屈原《卜居》有密切关联，他的《问大钧赋》也受到屈原的《天问》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刘禹锡的诗文在表达一种相同的精神气质与内在性情方面，更是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统继承者。刘禹锡与屈原一样是有着真性情的君子，故而在湖湘流放期间也是“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15]他对黑暗的政治势力，多舛的悲若命运有着强烈的怨愤，其《问大钧赋》在向天发问时充满怨愤的情绪，他的许多七言绝句也历来被认为是“深于哀怨，谓《骚》之余派可。”[16]然而，他也如屈原一样，在内心深处愤懑、哀怨的同时，努力去实现精神人格的独立和道德意志的坚持。他虽然身处郎州，但却像屈原一样时时牵挂着生民的喜乐、国家的兴衰。他特别表达自己正道直行的人格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他对自己的人格精神总结说：“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如直，安知室可欺。”“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效刘公体三首》）刘禹锡的坚定、执著与他“天人交相腥”的信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坚信“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复归其始。”[17]刘禹锡作品中的文气及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与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统是一脉相承的。

唐代具有屈原文统精神的还有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也是因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被贬到湘南永州，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柳宗元在谪居永州期间，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因他的诗文充分表达了屈骚的贬谪文学传统，特别是他那从真情至性的人格精神一以贯之，表现出湖湘文统的巨大影响力。本来，从文学理念到政治追求，屈原均是柳宗元最为崇敬的精神偶像，而偏偏他们又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即经世理想受到沉重打击而贬谪湖湘。屈原开创的文统自然将其他们的精神联结起来。柳宗元在永州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散文作品，他的辞赋并不重视从形式上刻意学习、模仿屈骚的作品，但是他与屈骚在辞赋中所贯通的文气则是一脉相承的，所表达的精神气质也是完全一致的。柳宗元的《吊屈原文》就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屈原所创文统的继承。后人为什么强调其文“皆本于骚”？恰恰在于他们相通的身世与性情。柳宗元在文的开篇中写道：“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支离抢攘兮，遭世孔疚。”[18]他在凭吊屈原、为屈原的身世充满同情时，同样是对自己身世的伤感。但是，他又表达出与屈子一样对理想的执著、对信念的坚守。他继续写道：“何先生之廪廪兮，厉鍼石而从之。但仲尼之去鲁兮，曰吾行之迟迟。……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贰。”[19]他推崇的是屈原坚贞不渝、服道守义的嵩高人格与坚强意志，其实也是表达自己的人格追求与刚正意志。柳宗元与千年前的这位伟大诗人的情感一致、心灵相通。在柳宗元写于永州的大量诗文中，均表达出与屈赋相同的忧患之情、真挚之性与理想之道。他的诗中有“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是因为他的心灵与屈子息息相通，他的作品与屈骚文脉相承。他既有“哀如屈原”的慷慨悲歌、呼天抢地，其《惩咎赋》、《闵生赋》、《囚山赋》等诗赋充满人生的哀曲、社会的哀怨，又有“正道直行”的九死不悔、不屈不挠，他的《乞巧文》、《骂尸蚊》等“十骚”以及《起废答》、《答问》、《愚溪对》等诗文，无不充盈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当然，这种坚强斗争与他对圣人“大中之道”的价值信仰是分不开的，他和屈子追求“美政”、“美人”的儒家人文理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柳宗元的诗文、又存在着一些与屈骚不太一样的感情、意境的诗文。他在永州写了很多潇湘山水的散文诗歌，特别是诸如《永州八记》的散文，这些描述美丽潇湘山水的，带给人们一个极度幽美、清丽、纯静的自然世界，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恬谈、闲适、悠然的心境和意趣。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云：“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20]其《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云：“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21]柳宗元的山水记中似乎表达出一种对怨愤、哀伤、奋起等个人情感的超越性的审美境界。他能够产生对超然境界的美学趣味，应该与他的禅学修养是分不开的。他曾对禅佛极为欣赏，特别向往佛教的“乐山水而嗜闲安”、“闲其性、安其情”、“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22]等禅学的超然境界。这确体现出柳宗元在继承湖湘文统时又丰富发展了其文气的内涵，体现出后世文人对湖湘文统既继承又发展的特点。

由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统，通过一代代湖湘流寓文人如上述贾谊、刘禹锡、柳宗元等著名文人的承传发展，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个性鲜明湖湘文学传统，从汉唐到宋明一直绵延不绝。历朝历代无数流寓湖湘的文人，其诗文似乎都贯穿了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统，即从忧愤、刚直的真情至性的表达，发展到永恒的生命意识与宇宙精神的完成。

4 湖南本土作家与湖湘文统

相对于湖南流寓文学的绚丽朝霞，湖南本土作家则显得起步晚多了。如果说，从先秦到汉唐，湖南已经出现了一个流寓文学家的体，他们既奠定了湖湘文统的厚实基础，也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作品；那么，从唐宋到明清，湖南才逐渐出现一个本土文学家的体，他们慢慢在文学界崭露头角，逐渐到清代的大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湖湘本土作家在文学作品、文论两个方面，均体现出对湖湘文统的继承和发展。

能够引起文学史家特别关注的湖湘本土文学家体、主要是从唐宋以后。如唐代湖南本土文学家有李玉（澧县人）、胡曾（邵阳人）、刘蜕（长沙人）、欧阳询（长沙人）等，宋代有周敦颐（道县人）、王以宁（湘潭人）、乐雷发（宁远人）等；元代有冯子振（湘乡人）、欧阳元（浏阳人）、陈泰（茶陵人）等，明代更是产生以李东阳（茶陵人）为首的诗派，称茶陵派，明末有王夫之（衡阳人）。虽然由于历史变迁、文化演化，中国古代文学从体载形式到思想内容再到文风习尚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相同，特别是楚汉时期奠定的湖湘文统的历史和积淀，使得唐宋、元明时期的湖湘文学表现出一贯的地域性文统的特。

首先，唐宋元明时期，湖湘本土文学家所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均体现出“称吾爱、吾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多悱恻感人之言”[23]等楚汉时期所奠基的文统，故而这些本土作家的作品中，亦形成了一种既有沉郁情感、豪爽气质、忧世悲情，又有理想追求、浪漫想像、超世胜俗的诗风与文风。唐朝李玉、胡曾、刘蜕、欧阳询的大量诗文中，就贯穿着一种沉郁、怨愤、忧患的浓厚情感，如李玉“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愁绝隔湘川”（《黄陵庙》之一）的沉郁，似与晚唐政治的衰落密切相关；胡曾的“谁念都门两行泪，胡园廖落在长沙”（《寒食都门作》）的悲情，何尝不是对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双重忧虑。其实，唐宋湖湘文人体的这些情感表达，一方面是由社会现实的患难、痛苦而发，另一方面亦与他们那种湖湘文统积淀的悲天悯人的性情结构有关。李玉的诗歌诸体兼备，风格多样，既受到唐代诗歌风气影响，同时也与湖湘地区 “屈宋”文学传统有密切关系，如他本人所言，“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浦，荡思摇情。”[24]另外，唐朝文学家刘蜕也写过《吊屈原辞》三章，即《湘竹》、《下清江》、《招席子》，从辞章形式到思想内容、悲情情感，均是与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统一脉相承。刘蜕在序文中表达了他对屈原人格的无限崇敬，故而“著《吊屈原辞》三章，吊公之志也。”[25]其实，屈原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这几首辞赋中，而是深刻地影响到唐宋以来湖湘本土文人的内在人格，进而影响其文学作品。

又如宋元明时期的湖湘文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亦承传了上述文学传统。宋代道学开山祖周敦颐既是一位擅长义理的道学家，又是一位擅长诗文的文学家，他的《爱莲说》表达了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文章又以清丽而富浪漫想像的形式表达出来，明显体现湖湘文统的影响，他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净植，可远观不可亵玩焉。”[26]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的文学表达，是湖湘文统的重要内容。南宋诗人乐雷发（宁远人）也追求这种理想人格，他曾经在《闲居自遣》中写道：“谁言荆楚多奇士，却笑乾坤一腐儒。”[27]他太追求儒家的人文理想，才对南宋现实有着深沉的忧患与慷慨的激情，他吟出：“酒边豪气横荆楚，灯下清淡杂晋唐。天地每穷真俊杰，山林偏有好文章。”[28]他这种豪迈、慷慨的文气，确是来之于湖湘文统。他曾经写有“苍野骚魂惟我吊”[29]，表达了他对屈骚文统的传承。又如元代诗人胡天游（平江人），他不愿入仕蒙元朝廷，写诗以明志。他们诗作中充满“悲壮激烈”、“长歌慷慨”的文气，许多本土文人曾肯定这种文气与湖湘文统的内在联系。如为胡天游作传的邑人艾科说：“天游有俊逸才……负高气，孤立峻视，曾不一起取斗禄自污。扼腕当时，俯仰太古，鸣之歌什，有沉湘蹈海之风。”[30]他写有《醉歌行》：“醉中豪气如长虹，走上夜楼叫天公。问天开辟今几年？有日月何因缘？……”[31]他接下来的一连吊发问，亦表现出屈原《天问》一样的宇宙追问、人生疑惑。创立茶陵诗派的明代李东阳，同样是一位忧国忧民并通过诗歌来表达其深层情感的著名诗人。在明代台阁体诗靡然成风、“真诗渐亡”的时候，李东阳以其关注国计民生的真情实感、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成就为明代著名的文学领袖。

如果说，唐宋元明以来，湖湘本土逐渐兴起的文学家体，主要是通过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自发地承传并表达出湖湘文学传统的话，清代以来，由于湖湘文学家体的规模、层次、社会影响均大大提高，他们不仅继续以强烈文气的文学作品来表达对湖湘文统的继承，更是通过对屈骚的意义诠释、乡邦诗文的汇编与区域特的文论的理论探讨等，开始自觉地开展对湖湘文统的建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清代文学家、学者这种对湖湘文统的建构。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一位通过对屈骚的重新诠释，实现对湖湘文统自觉建构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有诗论、文论等多种著作，尤其是他的《楚辞通释》一书，对推动湖湘文统的建构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首先，王夫之在《楚辞通释》的《序例》中，从外在自然与内在性情两个方面，来探讨屈骚文统的形成。他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枢，……皆此为之也。”[32]由于在南楚之地、沅湘之交的“泽国”兼“山国”，有着特别奇异的自然环境，能够激发出诗人们“莫能掩抑”的激越情感，故而屈子在此面临“山川幽峭，滩碛险远，触目兴怀”，产生了“虽欲强自宽抑而有所不能”[33]的激烈情感。这正是沅湘地区得以形成源远流长的地域性文学传统的客观条件。王夫之在其《九昭》序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聊为《九昭》，以旌三闾之志。”[34]可见王夫之是屈子创建湖湘文统的自觉继承人。其次，王夫之深入诠释了屈原作品中所体现的内在性情为核心的精神气质，而这恰恰是“湖湘文统”得以成型的依据。王夫之和历史上那些对屈原的血性气质、强悍意志横加批评、指责不同，他在诠释屈原的楚辞作品时，对他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表达出的恣性任情的精神气质，作出了深刻的阐释与高度的评价。他这样诠释屈子《悲回风》的自沉永诀的决心：“述己志之孤清，想不亡之灵爽。合幽明于一致，韬哀怨于独知。自非当屈子之时，抱屈子之心，有君父之隐悲，知求生之非据者，不足以知其死而不亡之深念。”[35]

尽管汉代以来的文人学者对屈原的刚烈气质，率性行为提出诸多责难，但作为南楚后学、湖湘乡贤的王船山，则真正成为屈原的异代知己，对这种精神气质作了高度评价。其三，王夫之还著有大量诗论、文论，他对诗歌如何表达人的内在真实情感、塑造人的精神气质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他强调诗一定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认为“情懈感亡，无言诗矣”。[36]这是他对具有强烈感情的屈骚作出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又指出：“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37]他对志、意、情、欲的不同界定，最终是为了强调文字表达的情感是与性理相通的。王夫之的这一番见解，体现出湖湘文统的自觉建构，为清中叶以后湖湘文统的弘扬奠定了基础。

本土文学家体形成与区域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唐宋时期湖湘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湖湘文学的发展；而清代初年湖南成为独立的行省，更是促进了湖湘文统意识的拓展。清中叶以后，湘学学统得到极大发展，宋学学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等不同学派均在湖湘之地获得较大发展；同样，湖湘文统也得到传承发展，湖湘之地先后出现了各种诗歌流派，包括宋诗派曾国藩、汉魏六朝诗派王闿运、中晚唐诗派易顺鼎。尤其是湘乡桐城派文学流派的出现，更是为晚清文学界所瞩目。由于晚清湖湘文学的崛起，不少文学史家在归纳地域性文学派别时，有时又将上述文学统称“湖湘派”，认为这一派与其他地域性诗文派如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并列，甚至是位列于首。[38]湖湘派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均是丰富多采，其中又包含不同风格与流派的文学家体，体现了晚清以来湖湘文学的蓬勃发展状况。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的历史影响，楚汉以来所形成的湖湘文统仍然成为晚清湖湘文人的传统，贯通在他们作品中的文气、诗风之中。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难、民生凋敝的严重危机，湖湘士人崛起于这个危难时刻，忧国忧民的经世情怀成为他们普遍的追求，并且表达在他们的诗文及诗论、文论之中。其中，由湖湘文人学者倡扬的屈骚文统，成为他们的重要乡邦文化资源。这段时期是湖湘文学发展的又一座高峰，同时也是湖南文化界张扬屈骚文统最突出的时期。郭嵩焘创思贤讲舍，确定了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的生日举办祭礼、讲学活动，屈原位居这些大乡贤之首，就是为了强化屈原在湖湘文统上的重要地位。唐才常说：“发忠孝为文章，屈、贾乃精诚之冠。”[39]这是强调屈贾的辞赋中所体现的精神气质，正是湖湘文统的核心精神。

清末民初湖湘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湖湘文统精神，最突出就体现在其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感与壮怀激烈的顽强斗志。一方面，这些诗人在其诗文中无不表达出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魏源的“炮声未动涛声蹙，中有沉沉万家哭”、“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邓辅纶的诗歌充满忧国忧民之情，其《鸿雁篇》被钱仲联称赞说：“《鸿雁篇》三章，为集中最胜之作，沈痛入骨，少陵下笔，不能过也。”[40]谭嗣同是维新志士，他创作了大量忧国忧民之作，包括：“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更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将中华民族面临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表达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情怀。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屈骚的精神气质是一脉相承。另一方面，这些湖湘文人学者不仅是对现实忧虑而已，而是努力以自己的血性意志去改造世界，故而又表达出经世济民的顽强斗志。这一点，在取得经世成就的文人志士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汤鹏、魏源的诗文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力不扼的文气，钱基博说：“倘有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聩，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曰魏源。”[41]他们的“志气抠俗，发强刚毅”的文气，就是来之于屈骚文统。汤鹏曾祖屈原《九歌》之义作《九怀》，对屈贾表达其怀古之情，称“哀哀楚大夫，万古为悲秋。九歌众莫辨，一死吾何求。”[42]曾国藩写下《讨粤匪檄》，是一篇招唤“血性男人”经世之志的檄文：“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43]左宗棠的主要功业在军事政治，但是他亦留下了许多振奋激昂的诗句，他在年逾七旬而收复新疆的征途中，写下“提戎敌忾效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的诗句，表达了一种不可阻止的豪情与斗志。又如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两位，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而英勇献身，他们分别在临刑前留下激情磅礴的诗句，谭嗣同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更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崐仑。”[44]唐才常则留下《临难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45]而杨度撰写的《湖南少年歌》，则是将晚清以来湖湘人士的博大胸襟、担当精神、救亡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写道：“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46]这种文气，与两千年来的屈骚文统是一脉相承的。

晚清以来，湖湘文统不仅体现在上述诗文作品中，同样体现在这段时期的文人学士的诗论文论中。明清之际王夫之在诠释屈原楚辞的文气与内在精神的同时，亦通过诗论的形式探讨了文学作品在表达人的性情上的特点，其“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47]的观念，对晚清以来的湖湘文人的艺术理论、创作均产生极大影响。其实，晚清时期的湖湘诗派，以及以曾国藩为代表的著名湘乡桐城派文派，其文学理论均是道与文、性与情的统一。一方面，他们强调道、性的重要，如曾国藩论道与文的关系时说：“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尤人身之血气也。……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48]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强调情的重要，著名湖湘派诗人王闿运说：“诗者，文生情；人之为诗，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49]“情自是血气中生发，无血气自无情。无情何处见性？”[50]其实，曾国藩强调文论须表达道，情必须归之于性，但他对“文”的相对独立（为独立于“义理之家”的“辞章之学”），对“情”在诗中的地位均有特别强调，而王闿运在强调“性”、“文”的重要时，也强调了“治情”，能治情者惟性与道。应该说，湘乡文派、湖湘诗派的文论、诗论，与湖湘文统的艺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远而言之，继承了屈骚诗歌艺术中将诗文的艺术表达与作者的精神气质统一的追求；近而言之，则是继承了王夫之的“诗言志”、“诗达情”的诗歌理论的理念。

所以，湖湘文学传统中，有的是“以文载道”、“以诗达情”的将文学艺术与精神气质统一的诗派、文派或文学艺术家，而少见那种“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岭藻之末”[51]的文人，体现了湖湘文统的强大力量与深刻影响。

正由于晚清以来湖湘文学的崛起，湖湘文统的承传与弘扬，许多旨在有意识总结、构建湖湘文统的文人学者，开始广泛地搜集历史上的诗文作品，编辑各种标志湖湘文统的诗文集，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湖湘诗歌总集《沅湘耆旧集》与散文总集《湖南文征》。

《沅湘耆旧集》系由十分重视乡邦文献整理的邓显鹤父子所编，共240卷，所选诗歌是屈宋以后的湖南诗歌总集，包括湖湘地区从晋至清各朝代的诗人及其代表作品。邓显鹤之所以以二十余载历尽艰难而编成《沅湘耆旧集》，确有十分强烈的总结、弘扬湖湘文化的使命感。他取名“沅湘”，与屈原流放沅湘而创作大量楚辞、从而奠定湖湘文统有关，他在该书的《叙》中写道：“《离骚》振《风》、《雅》之衰，《太极》抉羲文之秘，靡不自我作祖，以待来兹，天下文章，莫大于楚矣。”[52]他编辑晋宋以来的历代湖南诗歌总集，正是为了表达湖南文人学士的心愿：“每望古昔，怆焉以悲。况沅湘之间，衡嶷之域，英灵于是乎钟萃，《风》《骚》于是乎朕兆。灵均肇迹而差、勒继轨，西涯中兴而李、何嗣业。”[53]《沅湘耆旧集》所体现的，正是由屈骚所奠定湖湘文统的绵延和发展，是“《离骚》以后、《怀麓》以前不可缺之典矣。”[54]

由于《沅湘耆旧集》仅“存诗而不及文”，故而到同治期间，又有一位重视乡邦文献整理的罗汝怀，决心继邓显鹤之志，编辑《湖南文征》。《湖南文征》所收文章以“湖南”为空间范围，时间则是自元朝至清同治。编者没有选此前的文章，是因为无论是《楚辞》，还是其他唐宋名家之文，皆已编入各种常见的文集中。但是，编者特别强调该书在承传区域文化、湖湘文统方面的重要意义。罗汝怀认为“《雅》《颂》而后，《骚》《赋》代兴，周楚之间，文章卓著，然已炳焕千古流被寰区矣。”[55]唐宋以后各家之文，既是湖湘文统的延续，又体现文学的演变发展，所以，曾国藩在其《湖南文征序》中充分肯定了屈骚文统的地位。他说：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56]

在曾氏看来，学术是讨论义理，文学是表达情感。屈原是“为后进言情韵者所望”，即是中国文学之祖，尤其是湖湘文学之祖。曾国藩强调，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统，一直影响着以后两千多年的“湖湘后进”。在这就充分肯定了，《湖南文征》的编辑正是为了承传和弘扬湖湘文统。

注释：

[1] 杨义：《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湖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 【元】袁桷：《寿李承旨四十韵》，《清容居士集》卷9，《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07-392页。

[3] 【清】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192，《集部·总集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744页。

[4] 【清】方宗成：《桐城文录序》，《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5] 【清】方宗成：《桐城文录序》，《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

[6] 【魏】魏文帝：《典论·论文》，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7]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8] 【明】王夫子：《楚辞通释·九章》，《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98页。

[9] 【明】王夫子：《楚辞通释·九歌》，《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43页。

[10] 【明】王夫子：《楚辞通释·九章》，《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46页。

[11] 【汉】贾谊：《贾谊集·吊屈原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9页。

[12] 【汉】贾谊：《贾谊集·吊屈原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9页。

[13] 【汉】贾谊：《贾谊集·鵩鸟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12页。

[1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0，《刘禹锡传》，中华书局，2002年，第4210页。

[15]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0，《刘禹锡传》，中华书局，2002年，第4210页。

[16] 【明】陆时雍：《古诗镜·诗镜总论》，《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15-16页。

[17] 【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天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页。

[18] 【宋】柳宗元：《吊屈原文》，《柳宗元集》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16页。

[19] 【宋】柳宗元：《吊屈原文》，《柳宗元集》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17页。

[20] 【宋】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集》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766页。

[21] 【宋】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集》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767页。

[22] 【宋】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74页。

[23] 【清】罗汝怀：《湖南文征序》，《湖南文征》，岳麓书社，2008年，第1页。

[24] 羊春秋辑注：《李玉诗集·附录》，岳麓书社，1987年，第144页。

[25] 【唐】刘蜕：《文泉子集》卷1，《吊屈原辞》，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26]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爱莲说》，中华书局，2011年，第53页。

[27] 【宋】乐雷发：《雪矶丛稿·闲居自遣》，岳麓书社，1986年，第28-29页。

[28] 【宋】乐雷发：《雪矶丛稿·许介之馆仆于东溪临发赠别》，岳麓书社，1986年，第82页。

[29] 【宋】乐雷发：《雪矶丛稿·涟溪书院吊曾景建》，岳麓书社，1986年，第66页。

[30] 【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819页。

[31] 【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830页。

[32] 【明】王夫子：《楚辞通释·序列》，《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8页。

[33] 【明】王夫子：《楚辞通释·九章》，《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09页。

[34] 【明】王夫之：《姜斋文集卷五·九昭》《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47页

[35] 【明】王夫子：《楚辞通释·九章》，《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47页。

[36] 【明】王夫子：《楚辞通释·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94。

[37] 【明】王夫子：《诗广传》卷1，《船山全书》第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

[38] 参阅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24页。

[39] 【清】唐才常：《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页。

[40]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第130页。

[41]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42] 【清】汤鹏：《海秋诗集卷之九·九怀中》，《汤鹏集》第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38页。

[43] 【清】曾国藩：《诗文·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32页。

[44]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87页。

[45] 【清】唐才常：《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65页。

[46]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论圣贤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页。

[47] 【明】王夫之：《诗广传》卷1，《船山全书》第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

[48] 【清】曾国藩：《书札·致刘孟容书》，《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7页。

[49] 【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文·杨蓬海诗集序》，岳麓书社，1996年，第380页。

[50] 【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说诗》，岳麓书社，1996年，第2357页。

[51] 【清】曾国藩：《书札·致刘孟容书》，《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7页。

[52] 【清】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叙》，《沅湘耆旧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7年，第12页。

[53] 【清】邓显鹤：《善化孙中书鼎臣书》，《沅湘耆旧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7年，第14页

[54] 【清】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前编弁言》，《沅湘耆旧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7年，第22页。

[55] 【清】罗汝怀：《例言》，《湖南文征》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3页。

[56] 【清】罗汝怀：《湖南文征序》，《湖南文征》，岳麓书社，2008年，第2页。

朱汉民教授简介

朱汉民，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岳麓学者领军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等。任岳麓书院院长20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担任国家重大学术工程《（新编）中国通史》中《中国思想史》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清史》学术工程项目等十多项。出版《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等著作二十多种。发表论文200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

关于屈子书院

屈子书院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比岳麓书院只晚建30多年。曾称汨罗书院、清烈书院、屈原书院等。历史上为汨罗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明初户部尚书兼掌行在六部、太子少保兼太傅夏原吉；明宣德年间任谅山知府易先；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孟启谟等均就读于汨罗书院。重建后的屈子书院由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常青教授设计，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39.2平方米，由牌坊、求索堂、沅湘堂、藏骚阁、清烈堂、众芳阁等19个单体建筑组成，是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穿斗式偶数开间的全木结构仿古建筑，地处湖南省汨罗市玉笥山北麓的屈子文化园内，具有讲学、展览与藏书三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