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实践美学的角度看
◆张弓张玉能
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中，中华民族，特别是武汉人民遭受了新冠病毒的残酷袭击，人类身体备受摧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展开了一场防控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战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人民的肉身身体遭受了极大的打击，然而他们的符号身体和精神身体却得到了高度的磨炼和锻造，塑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身体崇高的伟大形象，给全世界人民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注入了生命活力、战斗力量、英雄气概，为全世界指明了自由发展的大方向。 一、新实践美学的崇高观
新实践美学认为，崇高是显现实践的准自由形象的肯定价值的美学范畴，崇高的主要特征在于：在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显现出人类未来必达的自由，其中包含着一定的人类实践的挫折和失败，甚至可能形成悲剧，但是，崇高最终预示着人类实践自由的发展大方向。因此，崇高是一种动态的美，是一种冲突的美，是一种付出一定代价而未来必定实现的实践自由的形象显现。我们认为，2020年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特别是武汉人民所展开的抗击新冠肺炎的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战争就塑造了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的崇高形象。在众志成城的血肉之躯的搏击战中，中华民族承受了重大的牺牲和心理痛苦，但是，最终中华民族的儿女尤其是武汉人民挺立起来了，以76天的“封城”宅家禁足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和决定性胜利。这阶段性胜利和决定性胜利就是一种崇高的壮举和胜利。但是，这种崇高的壮举和胜利，绝不是康德和席勒所说的，建立在感性痛苦之上的理性的胜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刀真的，刺刀见红的与新冠病毒的肉搏战斗实践，是一场人类与自然力量的实践较量，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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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战争，是一场显现出人类实践准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的转折性崇高战役。它充分显现出了崇高美学范畴的审美特征：冲突的美，动态的美，包含着恐怖和痛苦的美，预示着人类未来必定达到的自由的美。
德国古典美学家、诗人、戏剧家席勒曾经在《论崇高（Ⅰ）——
—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1793年）中以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崇高美学观为依据论述了崇高这一美学范畴。实际上，席勒曾经写过两篇论崇高的专题论文，中文译名都是“论崇高”，但在德文中稍有区别，我们把前一篇（“Vom Erhabenen”）简称为《论崇高（Ⅰ）》，而把后一篇（“über das Erhabene”）简称为《论崇高（Ⅱ）》。在《论崇高（Ⅰ）》中，席勒说：“在有客体的表象时，我们的
感性本性感到自己的限制，而理性本性却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感觉到自己摆脱任何限制的自由，这时我们把客体叫做崇高的；因此，在这个客体面前，我们在身体方面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是在精神方面，即通过理念，我们高过它。仅仅作为感性本质我们是不独立的，作为理性本质我们是自由的。崇高的对象，首先迫使我们作为自然本质感觉到我们的依赖性；其次，它同时给我们揭示作为理性本质的无论在我们自身上，还是在外部都确定的我们的独立性。”[1]这样，在康德和席勒那里，崇高美学范畴是以对象对人类的感性本性的限制、压抑为前提的，而最终通过矛盾冲突而唤起了人类的理性本性的独立性，从而使人感到了理性的自由，从而产生崇高的审美感受。因此，在康德和席勒那里，崇高并不是对象引发的人类存在的客观属性，而是一种对象通过矛盾冲突而引发的主观的感受。也就是说，崇高感受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优越和理性自由，是通过受到限制和压抑的人类感性的不利状态而产生出来的理性的优越和自由。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理论观点，根本上是错误的。不过康德和席勒的崇高理论观点也揭示了崇高的一些基本特征，这就是崇高是一种冲突的美，动态的美，是人类的感性和理性处于与对象的矛盾冲突关系之中而形成的美的形态，是伴随着痛苦和恐怖的转化的美学范畴。实质上，崇高是形象显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所产生的人类的准自由的美学范畴，也就是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激烈矛盾冲突中，展现出人类未来必定达到的自由，即准自由的审美形象的肯定价值的美学范畴。这场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就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斗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
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2]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实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两点：一是“感性的人的活动”，二是“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人类的实践就是一种离不开人类的身体的活动，因为只有“身体”才可能进行“感性的活动”，也只有“身体”才能够进行“对象性的活动”，所以，这里的“实践”是与“理论”相对而言的，主要就是指人类的生产劳动，也包括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从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对2020年疫情防控的战斗恰恰就是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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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的实践的自由，或者准确地说，显现了人类的未来必定达到的实践自由，是实实在在的实践的胜利，而并不是仅仅表现为精神的、理性的胜利和自由。
人类的崇高形象，在2020年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来。正是新冠病毒的突然袭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传播开来，而湖北武汉又首当其冲，成为了疫情的重灾区。正是在新冠病
毒肆虐的严峻时刻，经过了早期认识不足、措手不及、应对不力的状态之后，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宣布了封城，湖北省成为重点防疫地区。一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战争全面打响了。党中央提出了“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召。很快，这场战役就摆开了全方位的战场：1月23日开始，全国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护人员陆续挺进湖北，与疫情展开正面决战。疫情第一线对于危重病人、重症病人、确诊病人、疑似病人进行了针对性的抢救生命、对症救治、隔离等措施，有力地遏制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以最快的速度建设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专业医院，扩大了救治范围；在武汉市、湖北其他地方征用了一些体育场馆、学校宿舍等公共设施建起了方舱医院，有效地隔离了疑似患者的感染和传播；动员了全体人民在家禁足，勤洗手，戴口罩，讲卫生，消杀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有力地切断了新冠病毒传播的途径；组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疫情防控保障体系，组织了党员下沉和志愿者的保障队伍。尽管疫情来势汹汹，猝不及防，但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全国人民的戮力同心，使得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后获得了阶段性胜利和决定性胜利。
从这一过程的简略回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就是一个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显现出人类的身体崇高的伟大过程。
首先，这次防控疫情的战斗就是一场人类与新冠病毒之间的殊死搏斗，是一种人类以感性身体进行疫情防控的战斗实践，是人类物质和精神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在这场战斗中，人类与新冠
病毒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规模战役实践。这是一场中国举全国之力，全民总动员的重大战役的实践，也是一场得到了全世界华人和友好国家全力支持的关键会战实践。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各级领导干部舍生忘死，全体人民以各种不同方式积极投身其中，打响了集中统一指挥、万众一心的总体战，到处都是防控疫情阻击战的战场和堡垒。所以，这场防控疫情的战斗实践，不再是康德和席勒所说的理性的战斗和理性的胜利以及理性的自由，而是一场人类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感性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没有硝烟的却充满着牺牲的感性身躯的肉搏战斗，是一场展现人类全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创新实践的生命战役。正是这种感性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本身为展现人类、中国人民、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的崇高身体形象提供了抵御疫情的战场、大有用武之地的舞台、显示人类自由自觉本质力量的空间。
其次，这场天降横祸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时也产生了激烈矛盾冲突中的悲惨后果，给许多的家庭和个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不管是什么原因，或者是新冠病毒的诡异善变、不可捉摸，或者是人类医学科学认识的滞后和不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造成了中国疫情，尤其是湖北和武汉疫情的严重后果，有成千上万的人感染病毒，也有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和，甚至有的家庭遭受灭门之灾。还有医务工作者感染病毒，以身殉职，倒在了防控疫情的一线。这些都构成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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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病毒的崇高形象的敌对条件。人类的崇高身体形象，正是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殊死搏斗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以后，才可能站立起来的。
再次，这一次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实践，以人类的惨重牺牲为代价，宣示了人类实践的准自由的到来，预示着人类实践的自由未来必定达到的大方向，从而显现出了人类的崇高身体形象。这正是崇高美学范畴的本质之所在。崇高就是要在剧烈的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显现出实践的准自由，也就是暂时遭到挫折和牺牲而在未来必定实现的实践自由。所以，崇高必然要凸显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魄力、不撞南墙不回头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精神，由于认准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因而始终如一地努力奋斗，为未来一定会达到的实践自由而奋力前行，毫不畏惧，这样才能够塑造出崇高形象。而2020年人类、中国人民、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所展开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正好实现了人类、中国人民、湖北人民、武汉人民的这种为未来一定会达到的实践自由而奋斗不止的精神、魄力、气概，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没有硝烟的残酷战役中塑造了崇高的人类形象和中国人民、湖北人民、武汉人民的形象。
二、新实践美学的身体美学
新实践美学认为，人类的身体并不仅仅是物质身体或者肉身身体的存在，而是一种物质身体、符号身体、精神身体的有机统一体。事实上，人的身体在身体美学的范畴内应该有三个层次：物质身体（肉
体存在），符号身体（身体符号），整体身体的人，那么，人对身体的审美关系也应该有三个层面：人体的美和审美，身体符号的美和审美，整体人的美和审美。所谓物质身体（肉体存在）生产的审美化和艺术化当然就包括了人的自身生产和人体美生产，它们都与马克思所谓“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和高尔基所谓“性的美学”密切相关，而且是人类的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那么，作为研究人与自身身体的审美关系的身体美学，自然就必须密切关注人的肉体、肉体欲望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和暴力等等，然而这些人的肉体、肉体欲望、性和暴力等等与人的关系在身体美学范畴内必须上升和升华为审美关系的形象的自由显现。而且也不能停留在肉体（物质身体）的层面上，还必须深入到它们的符号层面，阐发它们的内涵和象征意义。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人的符号身体的话语生产的层面。所谓人的身体符号的生产是人的自身再生产的话语实践，或者称之为人的身体的话语生产，它是在人的自身生产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人的自身身体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话语生产，其主要内容有：文身、刺面、穿耳、发型、美容、美体、妆饰、服饰等等。如上所述，这些身体符号的生产是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开始了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审美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一般都不过是在人的肉体（物质身体）之上施行某种修饰、打扮、造型，以彰显出一定的符号蕴含和象征意义，构造出某种具有符号蕴含和象征意义的感性形象来显示人的某种社会身份和社会价值，并超越其中的功利性目的而实现人们的审美目的，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但是，在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人的肉体存在和符号身体并不是二元对立和灵肉相分的，而是物质和精神对立统一，身心一体的。那么，人的身体的美和审美同样也不是二元对立，灵肉相分的，人的身
体的肉体美和审美同身体符号的美和审美也绝不会是完全分立或者简单相加，而是人们完整地把握一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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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审美对象），完整的人的身体与人发生审美关系的完整过程；这样来看，在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中身体美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肉体、肉体欲望所形象显现的人体美和审美，还应该包括身体符号所形象显现的身体妆饰和服饰的身体的美和审美，最后更加有必要关注作为整体的人与人的审美关系所显现出来的人的身体的整体美。这个整体人的美或者人的身体的整体美及其审美，除了显现为物质身体（肉体存在）和符号身体的外在美（语言美、行为美、服饰美）及其审美和艺术，还少不了以审美和艺术的形象显现出精神意蕴的内在美（思想美、情操美、心灵美）。一方面，人的身体的外在美是人的内在美的形象显现的物质基础，这种内在美不可能独立于人的外在美而存在；另一方面，外在美必须与内在美一起生成为作为整体身体的“整体人的美”，并融汇于人对自身的认知关系和伦理关系之中，以达成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身体美学在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的语境下，所谓的“身体转向”也就是这种“实践转向”中的一个维度，在这种实践转向之中身体美学的终极宗旨就只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从这样的新实践美学的身体美学出发，2020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的人类的崇高身体形象也是身体的三个维度的整体审美效果。首先，在物质身体的维度上，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袭击，确实造成了人类物质身体的摧残，牺牲了不少人的肉体生命，不仅有无辜的病患，而且还有战斗
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有在其他各条战线上的，他们的肉体牺牲暴露了新冠病毒的歹毒、阴险、狡诈，但是，面对这样面目可憎、阴险狡猾的新冠病毒敌人，人类和中国人民的指战员们并没有退缩，而是，擦干了眼泪，收起了悲伤，掩埋好同志的尸体，整顿好自己的队伍，又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了。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新冠病毒这个狡猾阴险的敌人，只能摧残我们人类的
免疫力被破坏的机体，却不可能阻挡在斗争中锻炼和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这就保证了人类物质身体的美和崇高形象的浴火重生和凤凰涅槃。这种崇高形象和崇高精神早就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周三代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中保存下来，流传至今。这些中华民族祖先们，即使肉体身体遭受了摧残或毁灭，比如夸父依然把他的手杖化作一片桃林，造福人类；刑天即使没有了头颅，仍然挥舞着武器战斗不止；精卫虽然已经溺水身亡，仍然化作小鸟衔石填海；女娲作为中华民族之母，不仅抟土造人，而且还把共工撞倒的天柱扶正，又炼五石补苍天，战胜了洪水灾害。这些神话传说所寄寓的中华民族祖先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存在而抗击自然灾害的英雄气概和精神魄力恰恰显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身体形象是以肉体身体牺牲为基础。这种牺牲基础正好在2020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战役中也显示出来，在这场战斗中，中华民族牺牲了近5千人的生命。这些活生生的肉体存在的被毁灭，就他们个人、家庭和物质存在而言是一种悲惨事件，然而，正是他们的牺牲换取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役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赢得了进一步战胜新冠病毒的时机和阵地，因此，这些生命的牺牲是重于泰山的，是悲剧性的崇高事件，也就是有价值的
东西被毁灭的悲剧美学范畴所要彰显的伟大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特别是那些在疫情蔓延的险情中勇敢的医护天使和志愿者、“逆行者”的自由自觉的赴汤蹈火的行为，更加凸显出了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崇高精神。
其次，在符号身体的维度上，医护天使、防控保安人员、防控清洁人员的特殊服饰形象也彰显出了人类战胜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崇高形象。为了更好地战胜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疫情，参加救护的医护天使都是全副武装，穿着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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