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作为广西历史上主要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其历史文化在广西一直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如果说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形成基本上取决于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看重桂林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而明智地将广西的行政首脑机关和军事首脑机关设置于此，桂林人民几乎不能施加任何影响，那么文化领先和主导地位的形成就大为不同，中央政府把文化行政机关设置于桂林并不能使桂林理所当然地处于文化领先和主导地位，而只是使它有较多的机会成为外部先进文化进入广西的通道，如果没有桂林人民自觉自愿的接受和吸收，外部先进文化就不能在桂林生根开花，从而也就不能在桂林形成领先于广西其他地区的优势文化，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无从谈起。研究桂学，主要就是研究桂林传统文化，研究桂林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原因、特。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桂林人民是如何吸收和利用科举文化的，科举文化对桂林传统文化有哪些实际的促进作用。 一、桂林的科举成就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的官僚后备人才选拔制度。
在封建社会，对官僚后备人才的选拔是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官僚的选拔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荐举制，其次是九品中正制，最后是科举制。在汉代主要实行荐举制，其选拔的科目主要有两个，一是举孝廉，始于汉武帝；二是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东汉末年曹操提倡“唯才是
杭州上海旅游攻略5天自由行举”，不计门第，其子曹丕称帝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士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政府按等选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正”都由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九品中正制遂成为世族豪门操纵政权的工具。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废除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创行科举制，以科目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当时开设的科目只有明字、明法、明算数科，考试方法也比较简单。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创设进士科，并严格了考试方法。唐朝以后，科举制度得到继承和完善，成为朝廷选拔人才最主要制度，并形成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程序，考试的内容也逐渐固定。唐代在进士科外还设有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明字、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目，多达五十九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常设，也最为重要，士子多报考此二科。宋代科目减少。明清时期则只设进士一科，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答卷格式限于八股文。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 相对于荐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可以说在形式上实现了唯才是举，因为科举考试不计门第，不计出身，只要考试成绩好就行，而且考试实行闭卷，考试次数多达三次且最后由皇帝面试，从程序上保证了最后的胜出者是真正的人才。科举考试使广大出身低微的读书人有了晋身仕途的机会，受到了广大读书人的拥护。即使在号称“南蛮之地”的广西，也有许多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走上仕途。 当隋文帝创行科举制度之时，广西还是南朝的辖区。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全国统一后科举制才
推广到南方。不过广西实际享受科举之惠是在唐朝。广西有史记载的科举第一人是藤县镡津人李尧臣，于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中第进士，累官至交州刺史，赐其里门曰“登俊”。桂林有史记载的科举第一人是临桂县的曹唐，此人原为道士，有诗名，于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成为“举进士”（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举人），但会试没有中第，所以没有得到实际官职，而只是“累为诸府从事”。第一个考中进士的桂林人是阳朔县的曹邺，于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中
*发表于《桂林文化》2007年3期，第65~72页。此文与《广西博物馆文集》刊登之同名文章基本一致。
第，累官至洋州刺史。四十五年后，即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临桂县的赵观文成为桂林也是广西第一个状元。
在唐代290年间，朝廷共从全国各地选拔出6568名进士，广西有记载的中第进士只有7人，其中桂林有2人，占广西进士数的28.57%，并且出了广西第一个状元。虽然广西和桂林考中进士的人不多，但参加京城会试的“举进士”并不少，以至于朝廷为了节约经费而在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对桂林府及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乡贡做出人数限制，进士科不得过七人，明经科不得过十人。由此可见，虽然岭南地区在文化上落后于岭北地区，但科举制也已深入人心，激起了岭南向学之风。而桂林作为广西最接近岭北地区的重镇，文风尤盛，到唐末时已隐隐然有领导广西文风之气象。
宋代，桂林考中进士者大为增多，共有147人，占广西进士数的一半多。元初科举废止，至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复行，后时废时兴，整个广西只有7人考中进士，桂林占3人。明代科举复盛，桂林考中进士114人，接近广西进士数的一半。清代，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至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间桂林就考中进士97人，超过广西进士数的三分之二（见表一）！而此后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废止时，105年间桂林有4人考中状元（其中有1人还是连中三元），1人考中榜眼，在全国府一级中名列前茅（见表二）。历史上广西共有全国性状元9人，其中竟有7人属于桂林籍。由此可见科举在桂林之盛，桂林科举文化在广西之盛。
表二：广西及桂林历代一甲进士名录
二、桂林历史文化中的科举成分
（一）古籍立传的桂林籍人士大半出身科举
嘉庆本《广西通志》立传的桂林籍人士共442位，其中科举出身者有257人，占58%强（详见表三）。
表三：嘉庆本《广西通志·列传》桂林籍入传者出身情况
（统计数为桂林府+平乐府之平乐、荔浦、恭城三县）
1、一甲进士及第者都是名垂青史的文化名人：
第一个考中状元的赵观文虽然没有什么作品传世，却是桂林人引以为荣的楷模。当其高中之时，全城庆贺，桂管经略使陈可环将西门长街改名为“进贤坊”。后赵观文辞官回桂，桂州长史朱韫请他为新落成的虞山舜帝庙、尧山尧帝庙撰《祭器碑记》。610多年后，桂林名士包裕、靖江宗室朱约硶等人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在伏波山还珠洞以试剑石为题联句怀念他：
岩中石合状元征（福），此语分明自昔闻（裕）。
巢凤山钟王世则（金），飞鸾峰毓赵观文（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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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知奎聚开昌运（良），会见胪传现庆云（纲）。
天子圣神贤哲出（福），庙廊继步策华勋（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名入口诗中提到的王世则是永福人，他考中状元后首次享受到“进士赐宴”的隆典。在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他与村姑一起在白象岩读书的传说。
明代，广西没有人中状元，仅桂林人吕调阳中榜眼，全州县人舒宏志中探花。吕调阳是桂林市第一个官至宰相的人，主持过嘉靖实录和隆庆实录的纂修并与名相张居正合著《帝鉴图说》。他与夫人合葬于桂林北郊狮子岭，坟茔一直受到桂林人民的保护。舒宏志则英年早逝。
清代，临桂人陈继昌是桂林第三个状元和第一个三元及第者，也是科举以来最后一个“三元及第”的人，历官至江苏巡抚。临桂人龙启瑞是桂林第四个状元，历官至江西布政使。他的才学冠绝一时，为广西五大古文家之一，对经学、音韵学皆有深湛研究。桂林人张建勋是桂林第五个状元，历官至黑龙江提学使兼民政使。桂林人刘福姚是桂林最后一个状元，历官至翰林院秘书郎。永福人于建章于清同治四年（1865）考中榜眼。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当科举即将废止之时，曹驯等为彰显桂林科举之辉煌，为陈继昌立“三元及第”坊，为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立“状元及第”坊，为于建章立“榜眼及第”坊，分置于广西贡院（原明靖江王府）正阳门、东华门、西华门上。
2、二、三甲进士约有五分之一成为文化名人：
第一个登进士第的曹邺为晚唐著名诗人，著有《曹祠部集》2卷。在阳朔县至今还保留故居遗址、“曹邺读书岩”遗迹和“钓台”遗迹。
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进士周渭是恭城县第一个进士和入传《宋史》的名人。《宋史》称：“周渭擅长诗赋，气格豪迈，生树伟绩，开文教之先声，为古今之奇人。”周渭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忠佑惠烈王”，是桂林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追封为王的人。家乡人民尊他为“周王”，为他建祠塑像。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的“周王庙”是恭城家喻户晓的名胜。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进士蒋冕是全州县第一个做到内阁首辅的人。他曾为靖江王府撰写《靖江安肃王神道碑》。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进士桂林人包裕官只做到云南按察副使，但在桂林的名气却如雷贯耳。他在伏波山、月牙山、南溪山、虞山、华景洞等处均有题诗、题记，并应邀撰写《重修广西省城碑记》、《桂林五贤祠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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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进士全州人蒋淦官至工部右侍郎。他在家乡修建家族宗祠，门楼正中悬皇帝御赐“恩荣”立匾，祠内悬挂“科甲传芳”横匾。万历时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叶向高为其家族宗祠门楼撰写楹联：“累朝荣荫家声远，万代科名世泽长”。宗祠及牌匾至今尚存，为全州名胜。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进士临桂人陈宏谋，在全国12省及京城为官50年，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是清代广西籍官员中职位最高、在朝野影响最大的一个。陈宏谋还是著名诗人和理学家，有“岭南儒宗”之称，著述多达40余种700多卷近300万字。这些作品在当时就广为流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种遗规》。青海湖一日游旅行社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进士临桂人冷时松，乾隆时在东郊朝阳乡冷家村建宗祠，各进门头上悬挂“皇恩旌表”、“文魁”、“亚元”、“进士”、“源远流长”等匾额，祠两侧建文昌祠、福寿祠，名噪一时。
武汉周边旅游景点排名前十名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进士永福人吕璜，在浙江任知县多年，后罢官归桂林，主讲榕城、秀峰两书院，倡导古文，求教于桐城派姚鼐的弟子吴德旋，为桐城派流入广西的开端，是广西五大古文家之一。
3、举人和秀才中也有不少文化名人：
唐太和间（公元827-835年）举进士临桂人曹唐，有诗名，《全唐诗》收其大小游仙诗2卷共148首，是广西第一个享有全国声誉的诗人。
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举人桂林人张鸣凤，曾任桂林府、应天府、保宁府通判。晚年居家，广搜博采，写成《桂胜》18卷、《桂故》8卷，为桂林古代记述风景名胜与历史人物的名著。《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称《桂胜》“于地志之中，最为典雅”，谓《桂故》“其辞简而不支，博而有据”。广西巡抚蔡汝贤嘱其修《广西通志》，未成而卒。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举人桂林人王鹏运，官至礼科给事中。善诗词，提出“重、拙、大”的词学理论，为词学者所宗，词作工丽清雅，风格独创，为清末四大词人之首，与况周颐共创“临桂词派”。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举人桂林人况周颐，后荐补浙江知府。为清末四大词人之一。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举人桂林人唐岳，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受到朝廷的嘉奖。后在雁山镇修建“雁山别墅”，收藏图书近十万册于园内涵通楼，为广西私家藏书之最。唐岳把梅曾亮（江苏上元人）和吕璜、朱琦、王拯、龙启瑞、彭昱尧的文章汇编成《涵通楼诗友文钞》，以明辨桐城派在广西的源流和传播，使广西五大古文学家得到确认，雁山园和涵通楼因此名噪一时。
（二）古代桂林的文化典籍多数由科举出身者撰写
桂林人撰写的古代典籍是桂林文化的主要载体。在这方面，科举出身的作者占据绝对优势。笔者对嘉庆本《广西通志·艺文略上》收录的桂林籍作者的出身进行了统计（见表四、表五）。从表四来看，在244部广西籍作者作品中，桂林籍作者作品数为129部，占52.9%；在桂林籍作者作品中，科举出身作者作品数为113部，占87.6%。从表五来看，桂林籍作者有71人，其中科举出身（进士、举人、贡生）
60人，占84.5%；非科举出身及不明出身者11人，不到15%。即使在非科举出身及不明出身者当中，有1人出身科举世家（陈宏谋女），1人为举人夫人（张鸣凤夫人）。
表四：嘉庆本《广西通志·艺文略》桂林籍科举出身作者作品比例
表五：嘉庆本《广西通志·艺文略》桂林籍作者身份一览表（统计数为桂林府+平乐府之平乐、荔浦、恭城三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