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与影响因素
刘金菊1，陈卫2
（1.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北京100083；
2.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摘要】中国的人口流动迁移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流动迁移人口，而非人口流动迁移。对作为影响人
口变化的其他两大要素即死亡与生育的研究却较少针对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而是主要针对死亡水平 和生育水平。我们使用总和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测量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以此考察人口转变。但
是几乎没有用类似的指标测量迁移水平并分析迁移转变的研究。尽管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巨大，但是
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的人口流动迁移水平到底是多少。本研究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中的女性
初次迁移时间信息构建计算类似于一般生育率指标的一般迁移率。为了考察迁移率的长期趋势，以
九华山简介15-34岁青年女性为分析样本，计算1990-2016年的初次迁移率，考察初次迁移率的趋势、水平和模式。江苏省旅游必去十大景点
同时通过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分析与初次迁移是否发生及是否跨省迁移相关的因素。结果表明15-34岁
女性的初次迁移率由1990年低于1‰上升到2000年的5.4‰、2010年的8‰和2016年的9‰。在人口普
查年和重大事件年份还存在迁移堆积现象。中国女性的初次迁移水平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既呈现阶段
性变化，也有特征性变化，与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及区域经济格局
变化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青年女性；初次迁移；迁移率；人口转变；迁移转变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 doi：10.ki.1004-129X.2021.03.005
【文章编号】1004-129X（2021）03-0048-12
【收稿日期】2020-09-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工作生命表估计的中国女性“生育代价”研究（17BRK027）；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应研究（15ZDC036）
【作者简介】刘金菊（1981-），女，江苏盐城人，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
陈卫（1964-），男，浙江桐庐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一、引言
迁移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变化的三大要素之一。历史上多数国家的人口变化主要受死亡率和生育率变化的影响并由人口学家在人口转变理论框架下进行描述与解释。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只涉及死亡和生育两大人口变化要素。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泽林斯基首次将迁移转变纳入人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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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荡山要爬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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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与人口转变相对应的五阶段迁移转变理论。［1］但是几十年来迁移转变的实证研究很少。迄今为止对全球人口转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侧重死亡和生育的变化，这两方面的研究也构成了人口学研究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又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2］将人口转变的视野延展到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相应的实证研究也层出不穷。2006年第三次人口转变理论又被提出，将视角又延伸到迁移，即在低生育率国家，人口迁入将改变一个国家的种族、文化、语言等社会经济结构。［3］实际上很多长期低生育率的国家人口保持增长的原因就是国际迁移。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迁移替代生育和死亡成为人口变化（人口增长和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4］
中国的人口转变也经历了从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到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再到以人口迁移和流动为主导的变化过程。［5］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6］尽管如此，就全国而言，因为中国的国际迁移很少，无论是现在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迁移主导中国人口发展态势是不可能的，主导中国未来人口变化的仍然是生育率。但是就中国的区域人口态势而言，人口迁移的主导作用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特别是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大量的人口迁移使得这些地区在长期极低生育率条件下，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即使在较高生育率条件下，因人口
迁移而形成人口负增长。
尽管对迁移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中国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但是可以看出与死亡和生育研究相比，迁移研究有着十分不同的特征。最重要的差别是我们使用出生率、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描述人口转变过程，但是在研究人口迁移和流动时，类似的指标是缺失的。即使是迁移转变论的提出者在解释与人口转变相对应的五阶段迁移转变时，也没有提出测量迁移的任何指标。迁移转变论和人口转变论的话语体系似乎是不同的。与人口转变对等的迁移转变研究几乎不存在。这很可能与迁移事件的复杂性有关。相对于死亡和生育，迁移是最没有一致性、可比性的定义，最缺少简洁的测量指标和方法。测量迁移远比测量死亡和生育复杂。所以，当我们说“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时，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中国人口流动迁移的水平到底是多少，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多高。澳大利亚学者近年来一项对世界各国人口迁移强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迁移强度是较低的，［4］［7］与我国巨大的流动人口规模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的研究利用各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或其他数据，通过各国国内所有导致居住地址变化的迁移计算总迁移强度，是在迁移测量指标和方法上的有益探索，但是与生育率、死亡率指标相比仍然不够简洁。本研究的目的是尝试构建与生育率、死亡率相对等的迁移率指标，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人口迁移的水平与趋势。
二、数据与方法
目前中国关于人口迁移流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原国家卫计委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人口普查或小普查有按照户籍地和常住地区分的人口数据，按照外出时间划分的流动人口数据以及与5年前或1年前的常住地相比发生变化的人口数据。人口普查或小普查提供的按照户籍地和常住地区分的人口数据以及按照外出时间划分的流动人口数据是流动人口规模数据，是流动人口存量数据，而按照5年前或1年前的常住地相比发生变化的人口数据可以粗略地代表该时期
人口流动发生数量。前者可以分析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和结构特征，而后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测量迁移水平。原国家卫计委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只关注流动人口本身，即使收集了流动事件信息，因没有风险人口就无法测量计算迁移水平。
我们在考察生育率变化时也有两种数据来源。一种是人口普查，人口普查询问了育龄妇女在调查前一年是否生育以及一共生育过几个孩子。我们可以计算普查年份（普查前一年）的总和生育率。另一种数据来源是生育率调查，生育率调查往往收集育龄妇女或扩展到更年长妇女的详细怀孕生育史，记录她们每次怀孕、生育的时间和结果等。据此我们可以构建一定时期每年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其他生育指标。实际上可以借鉴生育率调查的方法，对样本量足够大的能够代表总人口的体进行迁移史调查，询问每个人每次迁移的时间、目的地等，据此也就可以构建每年的总和迁移率指标。
不过，在中国历次生育率调查中或多或少都涉及迁移的信息。1988年2‰生育节育调查询问了家庭中1
5岁及以上成员的最近一次跨省迁移信息，即最近一次迁移发生在哪一年及迁移到哪个省。梁在等利用该数据考察分析了1950-1988年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趋势和空间差异以及这些趋势和差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化的关系。［8］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水平及趋势的很好的探索，但是他们通过计算样本中的迁移数量的年度变化来反映迁移水平的变化趋势，然后又通过回归分析控制了年龄后计算了各个年度的回归系数来反映迁移水平，并没有提供人口学意义上的迁移率。本研究将使用2017年生育率调查数据，使用调查中获得的初次迁移的时间信息，构建类似于一般生育率（出生人数比风险育龄妇女人口）指标的一般迁移率（迁移人数比风险女性人口）指标，以此考察分析1990年以来中国女性迁移的水平和趋势。
2017年生育率调查由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737个县（市、区）的6078个乡（镇、街道），共12500个村（居）级样本点。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方法，最终有效样本量为249946名妇女。调查目标为2017年7月1日零时居住中国大陆的15-60岁中国籍女性人口，调查内容涵盖个人基本特征、生育行为、生育意愿、避孕方法及生育养育服务等。调查中询问了被调查者第一次离开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年月。本研究利用这部分信息计算中国女性的一般迁移率（后面简称为迁移率）。迁移和生育一样，是可重复事件，如果能记录迁移史，即每次迁移的时间，就像2017年生育率调查中记录生育史一样，那么就能够计算严格意义上的总和迁移率。不过，由于只调查了15-60岁的女性，而迁移可以发生在任何年
龄，尤其是往过去推算时，女性年龄还会减少，因此无法计算全年龄的迁移率。鉴于此，为了在较长时期上反映迁移水平及趋势，我们把年龄限制在15-34岁，这样就可以考察1990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在早期，15-34岁迁移女性人口占了全部迁移女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后来儿童和中老年迁移日益增加。2010年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数据中，15-34岁女性流动人口只占了全体女性人口的一半（51%）。虽然流动人口数量（存量）并不能代表当年人口流动事件发生数量（流量），但是它毫无疑问表明其他年龄的迁移流动占了很大比例。
初次迁移和初婚、初育类似，是生命周期中的重要初次事件。如果说初婚、初育对于中国女性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件，那么初次迁移并不一定会发生。然而近几十年来中国女性的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推迟，不少女性可能最终会放弃结婚生育；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迁移的发生率不断上升，初次迁移和多次迁移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不同年龄的人中，因而像计算测量初婚率、初育率那样计算测量初次迁移率也在理论和现实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利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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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育率调查中获得的初次迁移时间信息估算迁移率，需要将女性个案数据转换为人年数据，因为人口学中的率指标分母都是人年数。同时，在做生存分析时，为了避免等比例假设不符的风险，可以使
用基于人年数据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9］本研究分析迁移的影响因素时使用这一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中所有图表数据来源均为2017年生育率调查，后文中就不再一一注明。
三、迁移水平与趋势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流动人口在1990-2010年间经历了迅速增长，流动人口规模扩大了10倍，由1990年的2135万增长到2010年的2.21亿。［5］［10］流动人口规模膨胀不是因为流动人口生育率高（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生育率反而更低），而是人口流动迁移发生率高。图1显示了中国15-34岁女性的初次迁移水平和趋势，可以看出从1990-2008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迁移率由1990年的0.85‰上升到2008年的8.39‰，2008年以后出现波动，增势大大减缓。2016年的迁移率达到8.90‰。这表明2016年每千名15-34岁女性人口中将近9人发生了第一次迁移。尽管这是15-34岁女性的迁移率，但是它的变化趋势似乎可以支持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即2010年前的激增和以后的缓增。相比于其他年龄，15-34岁是迁移发生的高峰年龄，所以全年龄人口的迁移率应该会低于15-34岁人口的迁移率。
另外，图1中还显示在人口普查年份迁移率出现高峰的现象，1990、2000和2010年都是如此，以2000年最为明显。也许类似于年龄堆积，迁移申报存在尾数逢0年份的堆积，而尾数逢0年份也恰巧是人口普查年份。或者人口普查年份的迁移申报记忆最深刻、最不容易忘记而导致在后来的调查中也发生类
似的堆积。2016年的迁移率是最高的，又明显高于前面年份。也可能说明经过2008-2015年的波动徘徊后又出现上升。图中还显示在2008年、2012年也出现迁移堆积。2008年为奥运年，而2000年和2012年都为龙年。我们曾经在利用2017年生育调查数据计算分析生育率变化趋势时发现在这三个年份出现生育堆积，而在2003年和2015年这两个羊年出现生育低谷，反映了明显的生育生肖偏好以及重大事件（奥运）对生育率的影响。图1中观察到的迁移率在奥运年和龙年的高峰与生育率在这些年份的高峰很相似，也许是巧合，也许迁移也受重大事件和生肖偏好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有趣的问题。
在中国女性初次迁移率长期上升的同时，平均初迁年龄也在不断上升（见图2）。1990年15-34岁女性的平均初迁年龄为17.4岁，2000
年上升到20.9岁，2010年达到26.2岁，
2016年达到31.2岁，在这26年时间里基
本上每年上升0.5岁。和生育推迟产生
抑制生育率的“进度效应”类似，迁移年
龄推迟也会产生降低迁移率的“进度效普吉岛必玩景点推荐
应”。所以2010年以后平均初迁年龄上
日照海边民宿哪家最好升更快，对于迁移率波动和缓增会产生
一定抑制作用。平均初迁年龄的提升是
女性在校时间延长、受教育年限提高的
必然结果。［11］另外，我们也怀疑近年来生图11990-2016年中国15-34岁女性初次迁移率（‰）
育政策调整在提升生育率的同时，也可
能有助于提升平均初迁年龄。一些已经
生育了一个孩子打算迁移的女性，可能
因为生育二孩而推迟迁移。
迁移不仅具有年龄选择性，其他的
人口、社会和经济特征也会影响迁移的
发生。根据2017年生育调查中获得的
各种女性个人特征变量，我们进一步考
察户籍、民族、婚姻状况、子女数、受教育
程度、职业、收入等与女性迁移率的关
系。图3至图9展示了不同特征女性的
初次迁移率的变化趋势。
我国的国内迁移主要是从农村到城
镇，农业户籍人口的迁移占全国迁移的
绝大多数，因此图3中显示的农业户籍
女性的迁移率变化趋势与图1中显示的
全体15-34岁女性的迁移率变化趋势非
常一致。在我们的分析样本中，全国迁
移女性中82.5%是农业户籍女性。图3
三一重工股票还显示非农业户籍女性的迁移也在不断
增长，只是增长趋势要明显低于农业户
籍女性。近10年来农业户籍的迁移率
是非农业户籍迁移率的2倍以上。
图4显示少数民族的迁移率趋势与
汉族迁移率类似并存在着差异由扩大到
缩小的趋势。2010年前两者的差异逐
渐扩大，2010年后迅速缩小，与人口普
查数据中显示的2010-2015年全国流动
人口中少数民族的占比有所上升是一致
的，而在2000-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的占比没有变化，甚至有所下降。
［5］随着年轻女性不断推迟婚姻，未婚
女性的迁移率持续增长（见图5）。根据
1990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计算，中国15-34岁女性人口中未婚比例日益提高，2000年及以前都在40%以下，之后超过40%，
2010年达到49%，2015年为46%。与此相应，未婚女性的迁移率也不断增长，2005年超过10‰，2016年达到16‰。图5还显示，已婚女性迁移率也出现不断增长趋势，
但是与未婚女性迁移率的差异持
图21990-2016年中国15-34
岁女性的平均初迁年龄图31990-2016年中国15-34岁女性分户籍迁移率（‰
）图41990-2016年中国15-34岁女性分民族迁移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