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跨国人口流动；流动原因；国家安全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加速了人口的跨国流动，从深层次来分析，影响人口跨国流动主要有政治、经济与自然等三方面原因。同时，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此情况下，中国更应在处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时谨慎而行。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自古有之，本文所分析的“跨国人口流动”主要研究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过程中各国间出现的人口流动。随着跨国人口流动的全球性发展，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
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和自然等三个方面。
第一，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政治原因。
首先，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尤其是民族和移民政策对人口的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二战结束后，各国入境政策逐步清除了种族主义倾向，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流入。1962年加拿大出台《移民调节法》和1965年美国颁布《移民与民族事务法案》都有效地为非欧洲族裔的入境者打开了进入两国的大门，使得更多的外来人口以移民身份合法地进入这些国家。冷战时期，由于西德法律给予东德人以相等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至1990年初，去西德的东德公民逾1000多万人次，通过各种途径在联邦德国定居的约有20万人，这也造成了东德人才和劳动力大量流失。可以看出，主要移民国家出入境政策的调整，对人口的跨国流动的产生事实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通州旅游景点大全排名其次，国家的政治动荡影响人口的流动。国家战乱频仍造成了非洲大量难民。据统计，非洲难民1965年不过50万人，到1980年已突破500万人。1972年，长达17年的苏丹内战结束时，有20万苏丹难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17.8万人在乌干达，6.6万人在前扎伊尔，2.2万人在中非共和国。1983年苏丹内战再度爆发。由宗教和民族矛盾引发的战争又使几十万苏丹人沦为难民。1989年12月，利比里亚也由于部族矛盾等原因爆发内战，长期战乱使全国250万人中的一半流亡国外，成为难民。1994年卢旺达人口不到800万，发生部族仇杀后，该国竟有200多万人逃往国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东欧也
陆续出现了几个新国家，这也使得过去的国内人口流动在一夜之间转变成了跨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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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经济原因。
纵观人类历史，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跨国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洲向全球大范围地扩展，现实的海外经济利益已经取代促使早期移民的宗教迫害等因素而成为影响跨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例如，殖民地时期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非洲人被贩运到美洲。20世纪后期，古巴大量人口通入美国，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古巴国内经济环境恶劣，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在机遇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他们的巨大诱惑，因此，他们被美国舆论称为“经济移民”。1970年，古巴人在美国迈阿密经营的商业或企业不足一千家，但10年后，具有企业家头脑的古巴人经营的企业和商业已达一万家。这些企业和商业包括银行、建筑公司、电台、电视台及各类饮食服务、娱乐服务的机构。
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上除了欧美传统经济增长地带之外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生长点，而这些新的经济生长点必然带动人口的跨国
流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海湾国家经济的发展，海湾地区也成为国际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海湾各国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急剧增长，大批海外劳工移民迅速进入海湾六国，乃至改变了海湾六国的人口结构。1985年海湾六国中的外国移民增加到788，2万人，相当于10年前的2，85倍，占人口总数的48.2％。近十几年来，随着海湾局势的紧张和东亚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从海湾国家转向了东亚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韩国国内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同时，由于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韩国国内某些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量外籍劳工从亚洲各国不断涌入韩国。1992到1993年有17万孟加拉国人前往中东打工，到1996年已经下降到13万多人，而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数则从1991年的数千人上升到近7.2万。据估计，在东亚和东南亚有660万外国移民。可以看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跨国人口流动的强大动力。
第三，环境恶化与人口增长导致跨国人口流动。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称：“今天的冲突可能起源于政治因素，但是探究更深层的原因可以看到贫困、政府管理不善、气候变化导致对稀缺资源竞争的加剧等因素都发挥了
作用。“最近的食物和燃油短缺已经对贫困人口和无产者，包括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巨大影响。急剧的物价上涨导致了很多地区的动荡和冲突，很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人离乡背井。”其实，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自然与社会的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从未减少。19世纪中叶爱尔兰全国有800万人，但由于发生瘟疫和饥荒，数百万人向国外移民。到1961年时，爱尔兰人口下降至260万人，先后有400万左右的人移民他乡。20世纪60—80年代，非洲遭遇多次自然灾害，大面积的严重干旱就有4次，其中1982—1984年那次旱灾波及34个国家。据诺曼·迈尔斯的估计，由于环境恶化和人口剧增，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4个人中至少有1人缺少食物，8个人中有1人从国内一个地区移居到另一个地区，16个人中有1人完全离开自己的国家，逃往他国。战乱、贫困和自然灾害这三者互相影响，加上人口增长过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形成恶性循环，致使非洲难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环境的急剧恶化，并同时引发资源争夺战，致使大量的人口外迁，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20世纪70年代，引发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欧加登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过度砍伐和焚烧森林致使可耕地流失，大量埃塞俄比亚农民开始迁入埃索边境存在领土争端的欧加登地区，从而加剧了两国间摩擦，导
致战争的爆发。在卢旺达与坦桑尼亚、尼日利亚与其邻国等都已经爆发了因人口增长引发的武装冲突。孟加拉国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许多人移居印度边境的几个邦，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的人口密度还不到孟加拉国人口密度的1／4。在印度的阿萨姆邦，1991年的一项人口调查表明，700万以上的人，即阿萨姆邦人口的1／3，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有学者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和国内战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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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园门票多少钱2021可以看出，产生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其国家内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外部因素。简单而言，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与适宜的自然环境是推动人口跨国流动的三大主因。
二、跨国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与之伴生的各种难题使各国政府不胜其烦。事实表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跨国人口流动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持续拓展已对当代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
开封一日游攻略及费用第一，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一个国家对其主权的维护与保障，当代跨国人口流动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尤为显著地表现在国际移民与国家或地区政治安全的关系上。“国际移民的最为持久的意义，也许正是其对于政治的影响”。
首先，大量人口的流入影响国内政治格局走向。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国家和地区易于诱发政治动荡。冷战结束后，东欧地区特别是前南联盟地区的社会动荡和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西欧国家，造成严重的难民和移民问题。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欧盟各国目前居住着1800万非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占欧盟各国3.7亿人口的4.9％，在德8200万人口中有外国人780多万，占人口比重的9.5％。随着经济发展放慢，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公民对这些移民表示担忧，认为这些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使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和国家福利预算变得紧张。在此背景下，西欧的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人们对移民问题的恐惧，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代表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煽动排外情绪，其政治纲领主张改革国籍法，按照血缘确定法国人国籍；把“国民优先”原则引入宪法；并要求政府有组织地遣返外国人等。被认为是德国现行的新纳粹政党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反对有人种、犹太人和穆斯林进入德国社会，主张应把“劳动位置留给德国人”，该党还反对欧盟东扩，原因是他们认为“欧盟东扩只会花德国更多的钱并带来更多移
民”。其他的诸如瑞士和丹麦的人民党，奥地利自由党，挪威进步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法西斯与自由”和“三火焰”，比利时的“弗莱芒集团”等等，这些右翼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的影响下，他们对其他外来移民都抱有偏见，主张排斥外国人。这些政党利用了选民对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的恐惧心理，大力宣扬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得到了不少选民的拥护。因此，“新右翼”政党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政治格局中的基本组成部分，而“极右翼”政党也具有了很强的政治力量。很多右翼政党相继进入国家的各级议会，还有些同传统右翼组成联合政府，这都很大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
其次，跨国人口流动易导致国家间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跨国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极致便是成为引发国家间战争的。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爆发了有名的“足球战争”。这场边界战争表面上看是足球比赛引起的，但战争的根源却是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和民族纠纷。萨尔瓦多人多地少，人口密度居拉美首位，经济相对落后，而洪都拉斯的面积是萨尔瓦多的6倍，但人口却少于萨尔瓦多，经济状况也优于萨尔瓦多，因此，大量萨尔瓦多居民越界到洪都拉斯谋生、定居，这给洪都拉斯造成了一定压力，并导致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民族摩擦与对立。1969年，洪都拉斯将10多名萨尔瓦多移民遣返出境，
这使萨尔瓦多大为恼火，愤怒的情绪被带到了1969年6月的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中美洲小组的比赛场，首先爆发了球员、球迷和数万名观众的对抗骚乱，进而爆发了两国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也与难民问题有着密切关系。1970年巴基斯坦大选中，在东巴有广泛众基础的“人民联盟”获得胜利，但其东巴自治的主张遭到了巴中央政府的拒绝。这一分歧引发了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危机。1971年3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以东巴法律和秩序失控为由，派军队进入东巴镇压。东巴大量孟加拉人出于对巴军队及政府当局的愤恨和恐惧，纷纷逃亡印度。1971年约有1000万东巴难民涌入印度。1971年4月，“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在印度建立，东、西巴分裂。巴基斯坦内乱本来是一国的内政，与印度毫无关系。但印度借口巴总统叶海亚·汗对东巴孟加拉人的军事镇压以及解决东巴难民问题发动战争。
第二，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间的交流。但跨国人口流动在为人口输入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输出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一系列的隐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随着综合国力竞争的日益激烈，人才的竞争也愈发白热化。目前，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流
向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而人才的大量流失已经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问题。据统计，20世纪60—70年代，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向美、英等国家和地区输出了40多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其他技术人员。80年代中期，获得博士学位的阿拉伯国家学者中有近六成寄居发达国家。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俄罗斯人由于受到当地主体民族主义冲击，大量离开中亚迁返俄罗斯。截止到1998年，迁离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约有130万—200万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人也从1990年的91.8万减少到70万人，在这些移民的俄罗斯人中，有65％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年轻人占25％，在中亚接受过中、高级教育的占45％，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教师、医生、科技和管理工作者及工程师等专业人才。俄罗斯族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中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顺利发展。非洲是人才流失的重灾区。从20世纪60年代起，非洲就开始出现人才外流现象。特别是80年代以后，非洲人才向欧洲、北美和中东产油国的流动大大增加。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工业化国家工作的非洲专业人员现有10万人，占该洲熟练劳力的1／3。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从60年代到90年代，拉美进入美国的移民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劳动力数量都很庞大，总数从100万跃升至850万人。流向美国的大量移民，有许多是高技术人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研究生(硕士、博士)学历。调查显示，在美国的一些拉美移民平均教育程度比美国当地人高，这也意味着他们比本国的平均水平高。这些都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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