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岭南学术 樒名家专论
学术观察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Ｎｏ．２，２０１４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４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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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霖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１９６２年夏天举行的大连会议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有关这次会议的 相关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细节亟待澄清。而现存的１９６２年７月至８月的枟茅盾日记枠和枟顾颉刚日记枠中保留了周扬、沈从文与这次会议的关系，这些材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为研究周扬和沈从文在１９４９年后的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关键词】大连会议 日记 周扬 沈从文
【作者简介】张霖（１９７６—），女，北京人，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０１【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４５５（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３６－０７ １９６２年夏天举行的大连会议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会议之所以引人瞩目，与其说是因为会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两个著名论点，不如说是因为这次灾难性的会议让周扬、茅盾、邵荃麟、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大批党内作家身陷囹圄甚至失去生命。有关这次会议的相关材料正在不断被披露，但目前仍有不少重要的历史细节存在缺漏，亟须更正或补充。大连会议的具体历史细节，除了参考当时的会议纪录外，还有很多背景资料散见在当代文人、学者的日记中。笔者通过检阅茅盾、顾颉刚等人在１９６２年７月至８月的日记，又发现了一些可以补正现有史实的重要证据。本文将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考证：一是周扬参加大连会议的时间；二是沈从文是否参加过大连会议，他参加了哪几次会议。 一、当代文学史上的“大连会议”
１９６２年８月２日至１６日，中国作协主持召开
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旅大市（今大连市）大连宾馆举行，这次会议简称“大连会议”。该会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动议，由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协党委书记）和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共同主持，参加者有侯金镜（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方冰、陈笑雨（时任
枟人民日报枠编委、文艺部主任）、胡采、黎之（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干部）等。这次会议的主旨在于试图打破“农村小说”日趋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在文学题材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追求多样化，以期使现实主义得以深化。这些观点在１９６４年后的文艺批判中被概括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另外，周扬、邵荃麟、茅盾等人还公开为在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的赵树理平反，重新确立了他的农村小说“铁笔”、“圣手”的地位。
应该说，大连会议是“十七年”中比较难得的一个作家们能够畅所欲言的机会。根据黎之的回忆，这是一个真正的“神仙会”。只成立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由邵荃麟负责，侯金镜、陈笑雨、黎之为小组成员，只在会议中碰了几次头；在开会的过程中，不设主席台、首长席，也无开幕式，作家们依自己喜欢的姿势随便坐在沙发中漫谈。邵荃麟在会议中定下了“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调子，鼓励作家们对于农村问题作实事求是的发言。①在某种程度上，大连会议上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是党内作家和评论家试图改变“十七年”来文学创作日趋单一、同化的一次理论探索。这次会议也可以被视为位居党的文化核心的文艺家们对日渐僵化的“工农兵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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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①
黎之：枟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枙刘志丹枛枠，载枟新文学史料枠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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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现状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调整或突围。
然而，１９６２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风向再次出现了急转。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连续发表了枟两个批示枠，对文艺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为了应付这次运动，文艺界再次开始“整风”。大连会议上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被抛了出来。邵荃麟作为“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替罪羊，被免去党内一切职务，调到外国文学所去当一名普通的研究员。①但有学者指出，邵荃麟并非这次运动的真正目标，邵荃麟的去职，实际上是剑指茅盾。果然，在１９６５年初茅盾即被免去文化部部长的职务，
其中原因与他是“中间人物论”的真正发明者和后台有直接关系。②然而，丢掉邵荃麟和茅盾这一“卒”、一“车”，也未能保住大连会议上的另一位“主帅”周扬。１９６６年，对肯定“中间人物论”负有主要责任的周扬也被打倒，囚禁于秦城监狱。然大连会议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并未到此为止。“”爆发后，大连会议被定性为“企图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反党黑会”，会上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在江青的枟纪要枠中被诬陷为“文艺黑八论”之二，遭到严厉批判，以致１９７１年邵荃麟惨死在秦城监狱中。③而其他与会者也在“”中受到牵连。首当其冲的是赵树理，这位大连会议上树立起来的写“中间人物”的标兵，在１９６８年就先于邵荃麟在山西被迫害致死；④侯金镜由于是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中的助手，在１９６４年被迫封笔检讨，１９６６年被停职检查，１９７１年在“五·七干校”下放时因病去世；⑤批评家陈笑雨除了卷入“三家村”外，大连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也使他罪加一等，他在１９６６年自沉；身为作协河北分会主席的李满天和来自中宣部文艺处的干部黎之也因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中加重了批判；⑥代替马烽来开会的山西作家西戎，因其小说枟赖大嫂枠在大连会议上被树立为写“中间人物”的样板，也在１９６４年整风运动后不断受到冲击，“”爆发后和赵树理一起被关进了牛棚；⑦大连会议上唯一一位来自南方的作家周立波和另一位“山药蛋派”作家李束为也因大连会议上的发言而不断进行检讨；⑧１９６１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被侯金镜调入作协的唐达成，仅仅因为担任了会议记录就在１９６４年被再次逐出北京，流放到娘子关外。⑨
二、大连会议与周扬
目前，有关大连会议的情况及其后来在１９６４年整风运动中批判“中间人物论”的情况，正在随着当事人回忆文章的发表和研究者对现存史料、档案的解读逐渐清晰起来，但有关周扬参加“大连会议”的时间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当事人邵荃麟、侯金镜、黎之三人的回忆，周扬到会的时间是存在明显分歧的：一说是在会议进行到一半的８月７日或８日；一说是在会议开始时。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根据黎之、侯金镜等人的回忆或交代材料，周扬是在８月８日才从沈阳赶到大连的。黎之在１９９７年的回忆文章中说，周扬在８月８日从沈阳来到大连，住棒槌岛东山宾馆二号楼。到大连的当天周扬听了邵荃麟汇报会议情况。当晚大连市委还
为周扬举行了欢迎舞会。⑩
这一说法和１９６６年下半年侯金镜撰写的有关“大连会议”的交代材料非常接近。侯金镜在材料中写道：“周扬到大连时间比较晚，大概是８月７、８日才到的。”他和邵荃麟去见过周扬两次。第一次是在周扬到达大连的当天，第二次是在周扬到达的第二天。根据枟周扬文集枠第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所收录的周扬枟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枠一文中标注的时间为８月１０日，也就是说，侯金镜见到周扬可能是在８月８日或９日。
但是，邵荃麟在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所写的交代材料中所记录的周扬到会的时间与侯金镜所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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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张霖：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
①②
③④⑤
⑥⑦⑧
⑨
黄秋耘：枟“中间人物”始末枠，载枟文史哲枠１９８５年第４期。丁尔纲：枟茅盾研究难点试论枠，载枟文史哲枠１９９４年第４期；韦韬、陈小曼：枟茅盾的晚年生活（一）枠，载枟新文学史料枠１９９５年第１期。丹晨：枟邵荃麟的悲情人生枠，载枟新文学史料枠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董大中：枟赵树理年谱枠，第５６０页，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胡海珠：枟侯金镜传略枠，载枟新文学史料枠１９８８年第３期。⑩ 黎之：枟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枙刘志
丹枛枠。杜学文：枟革命战士人民作家———西戎的生平与创作枠，载枟新文学史料枠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杨品：枟从战士到作家———李束为的生平与创作枠，载枟新文学史料枠１９９６年第３期；胡光凡、李华盛：枟周立波传略枠，载枟新文学史料枠１９８２年第２期。陈为人：枟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枠，第８１－８２页，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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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他说：“会议开始时，周扬从沈阳知道后，即在安波陪同下赶到大连来。第二天，我和侯金镜去汇报，主要谈会议准备如何开，以及我讲话的要点。在谈到创作问题时，我记得还是谈到中间人物的。……在他讲话之前，我和侯金镜又去汇报了一次。”①可见，邵荃麟也记得他和侯金镜曾两次去见周扬。但在他的记忆中周扬到会时间并不晚，是在“会议开始时”，但没有提供具体日期。那么，周扬究竟是何时到达大连的呢？
大连会议的另一位重要的与会者茅盾，在１９６２年８月２日至１６日的日记中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的过程。在８月２日的日记中，茅盾写道：
二日（阴，雨，后转暴雨，五级至八级风，入夜更大［八级］，廿六、七度，下午六时消息，台风方向变为偏东，故本市可免）……九时到大连宾馆，出席创作会议，十二时返寓……三时许，周扬、安波来访，四时许辞去。六时赴市委等为建军节举行之宴会，……席设大连宾馆，约有七、八桌，……文艺界又有顾颉刚、沈从文等。在此开会之作家们亦全都参加。七时半宴会毕，看电影，此为苏联旧片枟第伯聂河，你好！枠六一年长春厂译制，九时许映毕，即返寓。②
由此可知，周扬在１９６２年８月２日大连会议召开当天即赶到了。而茅盾本人早在７月３１日就到了大连，③从周扬８月２日下午冒大雨专程来见茅盾的情况判断，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上午的开幕式。这就无怪乎黎之、侯金镜有周扬到会较晚的印象，而且把周扬到会的时间和他发言的时间混淆了。
事有凑巧，有关周扬到会的时间，除了茅盾外，和茅盾一起参加宴会的顾颉刚也在他的日记中提供了周扬在场的证据。１９６２年７月至８月，中国人民政协组织委员们偕家眷赴大连海滨休养。政协委员顾颉刚也参加了这次休养，并在１９６２年７月至８月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大连之旅。枟顾颉刚日记枠中有关这次旅行的日记共３３篇，从７月２３日自北京出发至８月２４日返京，共３３天，一日未缺。
根据枟顾颉刚日记枠记载，１９６２年７月２４日，顾颉刚带着三个孩子顾洪、顾湲、顾堪来到大连，
住在连捷路休养所。在一个月的休假中，顾颉刚不仅听说了中国作协正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而且还在大连宾馆见到了与会的作
家们。
１９６２年８月２日，也就是大连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顾颉刚到大连宾馆参加大连市委的宴请。在这次宴会上，他见到了周扬、邵荃麟、茅盾、赵树理等人。这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大连会议的文学现场作更客观的审视。顾颉刚１９６２年８月２日当天的日记如下：
八月二号星期四（七月初三）
王却尘夫妇自京来。收到静秋托带钱信。与王芸生、沈从文、周之风、赵公勤同到大连图书馆参观，又由周之风、王衍爵（士修）导至大庙，观书藏。十一时半归。
……五时，到大连宾馆，赴宴，遇周扬等。饭毕，先归。洗浴。十时，儿辈看电影归。十一时服药眠，翌晨七时醒。
今晚同席：张奚若高崇民周扬赵树理邵荃麟沈雁冰王绍鏊夫妇王芸生夫妇林葆骆夫妇楚溪春夫妇沈从文李连捷参加作家会议诸同人（以上客）许西（市委书记、市长）胡明（市委书记）谭松平（副市长）姜培禄（副市长）（以上主）共八桌。④
这则日记证明８月２日大连会议召开的当天，周扬就已经到达大连，而且与所有与会作家们一起吃饭。由于顾颉刚和茅盾的日记是事件发生当天的原始记录，应较为准确。这两条材料足以证明邵荃麟的回忆是准确的，黎之和侯金镜所谓“周扬到会较晚，８月７、８日才来”的说法有误。而且，根据茅、顾二人日记的记载，大连市委并没有为欢迎周扬而举行舞会，而是一个宴会，并在餐后招待看电影。这次宴会邀请了周扬、大连会议的作家们，以及先于他们到达大连的政协委员们一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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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①②③香港值得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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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枟“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枠，载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枠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茅盾：枟茅盾全集枠，第３９卷，日记一集，第３３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根据茅盾家人的回忆，这次“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之所以在大连召开，就是因为要配合茅盾参加政协１９６２年７月－８月间组织的政协委员大连休养的时间而确定的。当时茅盾住在枫林路的
大连市委招待所，与周扬和与会作家们不在一处。参见韦韬、陈小曼：枟茅盾的晚年生活（一）枠，载枟新文学史料枠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顾颉刚：枟顾颉刚日记枠，第９卷，第５１７页，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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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连会议与沈从文焦作市云台山风景名胜区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茅盾和顾颉刚所列的同席人中，居然有一位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就从文坛上销声匿迹的作家———沈从文。众所周知，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被郭沫若斥为“反动文人”的沈从文不胜政治压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行从事历史研究。大连会议的与会者中并没有沈从文的名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场合中呢？
根据收入枟沈从文全集枠的枟沈从文年表简编枠记载，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０日，沈从文被增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①顾颉刚在７月２５日的日记中也记下了“同休养人：黄琪翔夫妇及其女平、王芸夫妇、李连捷及其子爽、沈从文”的内容。②由此可知，沈从文参加了这次政协组织的疗养，他未带家眷，独自一人和顾颉刚等其他委员来大连。在这个宴席上，沈从文不是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以政协委
员的身份出现的。应该说，他和周扬、邵荃麟、茅盾、赵树理等人的相遇，完全是一个偶然。再对读枟沈从文年表简编枠，还会发现一个更为有趣的情况，即沈从文也接到了大连会议的邀请：“７－８月，在大连休养一个月。适逢在此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主持者邵荃麟相遇，受到邵邀请参加座谈，他
以非正式邀请，不便去。”③
但是，在枟沈从文全集枠的枟集外文存枠中，又收录了枟关于大连会议的事情枠一文，明白记录了沈从文最后还是去旁听了这次会议。
枟顾颉刚日记枠明白地显示，沈从文与邵荃麟的相遇就发生在这次旅大市委组织的欢迎宴会上。那么，当中国作协大张旗鼓地要解决农村小说的题材和人物描写的“多样化”问题，面对邵荃麟等作协领导的邀请，沈从文这位昔日的乡土文学大家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他怎样看待这次会议？他为什么拒绝参会？又为何最终还是去旁听了？
于是，笔者沿着枟顾颉刚日记枠所提供的线索去查阅沈从文的书信，果然发现在枟沈从文全集·书信枠第２１卷中收录了１９６２年７月至８月自大连发出的三封家书，分别是１９６２年７月２９日枟致沈虎雏枠的一封信和１９６２年８月１日和３日枟致张兆和枠的两封信。沈从文８月３日枟致张兆和枠信中非常清楚、具体地谈到了８月２日旅大市委在大连宾馆举行的这次招待宴会：
昨天市委请大家吃饭，一共六桌……到时
才知道葛琴夫妇侯金镜等通到了这里。我和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桌。茅盾、周扬也在此。市长还高高举杯祝“创作会议”成功！来的全是“写短篇”的，似有李准、还有个山西李什么。沙汀、艾芜却不来。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这里。大约谈的也是短篇问题，邵说，你来参加吧，但不正式邀请可不好去。或许有机会听一、二次。他们住的是大连宾馆，在市中心。和我们住得相当远。……侯金镜说“打电报”要你来吧。我说：“我可快要回去了，限一个月。”说：“既来了，北京天气又热，多拖几天好。”④
……这里的创作会议，怎么不让刊物编辑处看小说的改小说的也来两个人列席听听，并就谈谈看稿总印象？
⑤
这封信写于８月３日，是仅次于茅盾、顾颉刚日记的最接近当时情况的又一材料，它再次证明周扬是８月２日到达大连的，而且，侯金镜也在场。更重要的是，这封信还提供了沈从文被邵荃麟邀请出席大连会议的具体情境。沈从文连第一次文代会都没有资格出席，却由作协党组书记、大会的主持人邵荃麟提出邀请，让他参加一个由中国作协最高领导组织、由各省文联负责人和党内作家参加的会议，对沈从文来说恐怕震惊不小。而当沈从文以“未接到正式邀请”婉拒时，作协党组成员、大会领导小组
成员侯金镜又主动提出补拍邀请电报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作协方面的态度是相当诚恳的。从这一邀请的行为看，大连会议的确是一次开放尺度相当大的会议。但沈从文早已成惊弓之鸟，他以行将返京为由，没有接受参会的邀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关心这次会议的，以至于对参会的人员以北方作家为主，而“沙汀、艾芜不来”感到不满，又对没有邀请编辑参会感到遗憾。当然，他的这些牢骚也只能在家信中抒发，而无法也不能公开表达了。
现有的会议记录、邵荃麟和侯金镜的交代材料以及与会者的回忆文章中，的确没有沈从文参会的记录。沈从文已经在８月２日明白地谢绝了邵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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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张霖：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
①②
④③ 沈虎雏：枟沈从文年表简编枠，见枟沈从文全集·资料·检
索枠，附卷，第４９，５８页，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顾颉刚：枟顾颉刚日记枠，第９卷，第５１１页。
⑤ 沈从文：枟沈从文全集·书信枠，第２１卷，第２３０，２３４页。日本东京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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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的邀请，他又为什么去旁听了这次会议呢？除了邵荃麟、侯金镜的热情鼓励外，恐怕也和他在大连的心情有关。
根据枟顾颉刚日记枠记载，在大连的旅行中，顾颉刚曾和沈从文作过三次长谈，分别是７月２８日与王芸生、沈从文的谈话；７月３１日与沈从文在大傅家庄海滩的谈话；８月１２日与沈从文在夏家河子海滨的谈话。有关这三次长谈，顾颉刚在日记中只记录了谈话的时间和地点，对谈话内容并无说明。
好在沈从文在１９６２年８月１日枟致张兆和枠的信中提到了７月３１日这天的活动，包括捡石子和他与顾颉刚在海滨聊天。在信中，大连海滨的石子，对沈从文而言别有含义。沈从文写道：
从小石子让我想起卅年前在青岛种种，上白云洞时你的尴尬处，到北九水洗手时我告你写小说的事，———也捡了好些青红圆石子，和这里的竟差不多，特别是在一处崖边得到的硬度较高的长长的石子，这里也有，和宝石差不多。有些近于“乌金墨玉”。小妈妈，你那时多结实年青！我因此特别捡了
些近于“乌金墨玉”的石子作个纪念，别人看来无意思，给你却有意思！……回来时，我带了约五斤重石子。
①
沈从文信中所提起的“卅年前在青岛种种”，指的是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３年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整整三十年前的１９３２年８月，沈从文赴苏州张家正式向张兆和求婚。１９３３年初，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并介绍张兆和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这年春天，沈从文与张兆和游崂山，路过北水时，因为见到一个葬礼中奉灵幡引路的小女孩，便与张兆和约定要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小说枟边城枠。
②
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３年的青岛时期，沈
从文开始进入创造力最旺盛的写作阶段。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季，对沈从文来说肯定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这些记忆被大连海滩上斑斓的石子唤醒，或许在他心中形成了某种时光倒流的错觉，这些石头的重量，或许象征着他心中被长久压抑着的写作热情。正是在这天下午，政协同人到了“大傅家庄”海滩，沈从文和顾颉这位老朋友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和顾颉刚作“老太太”在沙上帐幄下谈天。还看到海军在远处打飞机靶，大有金门岛
的意味。……天清气朗，正和有年在昆明乡下
四川稻城亚丁天气预报15天看最后一次轰炸声音差不多，谁也不会感到什么恐怖，孩子们口中还学到乒乒碰碰，不可能明白廿年前是什么情形！③
沈从文在信中再现了他与顾颉刚长谈时的情景。因为第二日是“八·一”建军节，沈从文所提到的飞机打靶，可能是大连空军为次日的表演而进行的彩排。面对一个无产阶级挂帅的新时代，两位同是胡适门生、又都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旧知识分子，在日渐严峻的政治低气压下，他们内心的焦虑惶恐不言自明。或许正是这种相似的失落感、紧张感和压抑感，顾颉刚在这天的日记中补充写道：“沈从文患失眠，不亚于我，我二人皆神经质人也。”④这应该是他们这天下午谈话的内容之一。可见，顾颉刚和沈从文颇有同病相怜之感。
当然，他们的忧虑不仅与个人的荣辱沉浮有关，还与国家的文化工作有关。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从大连文化生活匮乏写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忽视，从而表明了他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担忧：
想起这些，看到这些，多只是一鳞一爪，不知为什么，却容易引起人心中深处一种难于言说的忧虑。觉得目下国家对于“教育”，只像是学校里的事情，一出学校，即宣告结束，……这影响且是多方面的。
表现到一切的。首先标语广告即不易动人。宣传画也不易提高，……报刊文章多不带劲，杂文也四平八稳，少性格，不深刻，待改进，可没有人把这一环当成一件事来认真调查研究一番。水平低估价却易高，也将成为特种工艺品，好大一种浪费！懂得这是一种十分浪费的人却不多。⑤
从这封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于工农兵文艺日趋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深感忧虑。而
０
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①②③
④⑤
沈从文：枟致张兆和枠（１９６２０８０３），见枟沈从文全集·书信枠，第２１卷，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沈虎雏：枟沈从文年表简编枠，见枟沈从文全集·资料·检索枠，附卷，第１６页。
沈从文：枟致张兆和枠（１９６２０８０１），见枟沈从文全集·书信枠，第２１卷，第２２５页。在沈从文信中，“大傅家庄”写作“大扈家庄”。顾颉刚：枟顾颉刚日记枠，第９卷，第５１４页。
沈从文：枟致张兆和枠（１９６２０８０１），见枟沈从文全集·书信枠，第２１卷，第２２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