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学者郭沫若，这位在中国文坛上驰骋了60多年的文化巨人，曾经多次风尘仆仆到达广东各地，从事革命活动，与广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就是其曾经任教、战斗过的地方，虽然时间短暂，却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战斗足迹，在中大校史甚至广东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众望所归，南下国立广东大学任教
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初，创建不到2年的国立广东大学，由于各种政治势力在其中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学校的情势显得极为混乱和复杂。先是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图谋夺取广东大学领导权以树其势力，在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的过程中，与国民党右派、首任校长邹鲁发生了执拗，派甘乃光、马洪焕、陈公博为调查广东大学委员，调查广东大学改名事宜。但甘乃光等却把“调查”两字改为“查办”，致函广东大学，引起邹派及全校教师的愤怒。其次是校长邹鲁于1925年9月北上后与居正、谢持、张继、林森等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违背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邹鲁的国立广东大学校长职务，任命顾孟余为校长。由于顾迟迟未到任，校长职务暂由陈公博代理。然而，广东大学教授对作为调查委员之一的陈公博的上台十分反感，加上邹鲁校长职务的被免，派系的斗争，引起了一部分教授辞职北归。学期尚未结束，辞职教授们所担任的课程全都因为一时不到代课教师而停了下来，连陈公博作为代理校长都不得不亲自兼任因陈钟凡的辞职而空缺的文科学长职务。再则，校长的罢免、新任校长的久不上任、部分教授的辞职北归等不稳定因素，引起了广大学生对 大学的运营管理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关注。自1925年12月起，学生们不断地召开学生大会及师生联合会议，议论校长的人事更迭和教授集体辞职等问题，并推选出代表请求国民政府主席的接见，为此汪精卫不得不专门到广大跟学生代表谈话并对诸事件进行说明。而广东大学的文科学生则强烈要求学校早日聘请一个“有学问肯负责”的人来做文科学长。
这一切把新上任的陈公博折磨得焦头烂额。对身处汪精卫麾下、以左派自诩的陈公博来说，这时广罗人才，壮实左派力量，解决部分教授辞职而余下的教职位空缺，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和稳定，则是当务之急。因此他呼吁“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作革命青年的领导”。
一代文豪郭沫若与广东大学
■（广东）谢东江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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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郭沫若当时已经成为文坛上的著名诗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1919年至1920年，他发表的第一部诗集《女神》，轰动了整个文坛，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颗闪烁眩目的明星。1923年他在日本九洲福冈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放弃了接受四川重庆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医院的聘请，回到上海，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了文学杂志《创造》季刊等。他在我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旗帜，连续发表许多诅咒旧社会，向往光明、向往新生的热情澎湃的诗篇。对郭沫若这样一位适应国民革命新思想而且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广东大学上自校长下至广大师生员工，当然是求之若渴、翘首以待的。所以当林伯渠向陈公博作了推荐，陈公博便迫不及待地致信郭沫若，热切盼望他急速南来：“无论何人长校，我们对于广东大学都有十二分热烈的希望，于十二分希望中大家都盼望先生急速南来。……现在广州充满了革命紧张的空气，所以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作革命青年的领导。深望先生能刻日南来，作我们的向导者。”广东地区的媒体也对郭沫若南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月3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说：“闻广大拟聘郭沫若为文科学
长。查郭乃日本九州帝国大医学士，回国后从事文艺创作，其作品之妙，几乎无人不知。”至于文科学生们热切期待的心情，自不待言。
而郭沫若当时对广东这个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是抱有憧憬的。他在1926年4月22日夜半草于广大宿舍的《我来广东的志望》里说：“我这次到广东来，本是抱着两个小小的志望来的。第一个，我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绵薄。……我在中国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担当国民革命这个工作的，只有我们广东。……第二个志望是想在珠江流域的文化上加添一些涓滴……”所以当郭沫若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便跑去刚从武昌大学辞职回到上海的郁达夫，与他商量一道南下。接着又去常云湄和蒋光慈，“但他们有职守，一时不能离开”。郭沫若随即给广大回了信，接受广大的聘任，并建议学校同时聘请郁达夫以及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独清。
1926年3月18日，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三人乘船离开上海，3月23日晨抵达广州，28日搬进学校。郭沫若被聘为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郁达夫被聘为文科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王独清被聘为文科教授。此时的代理校长已改由广东大学医科院长褚民宜担任，陈公
博在2月中旬以兼职过多为由辞了职。
对郭沫若一行的到来，学生们欢欣鼓舞，觉得文
科从此有了革新的希望。他们召开欢迎大会，迫不及待
地想请郭沫若在会上宣布整顿文科的计划。3月26日，
《民国日报》记者以“本报专访”的形式对此作了报
道：“全国仰慕之革命文学家郭沫若，及其同志成仿
吾、郁达夫等，均已先后抵粤，就广东大学之聘。闻广
大各学生，以郭、郁等此次南来，深为荣幸，特发起于
本星期日（廿八）开一欢迎大会，欢迎郭、郁、成三
位，并及其他信赖教授黄尊生先生等，届时且请郭先生
宣布其整顿文科之计划。又，记者昨晤郭先生，据云于
廿三日抵校，同行者为郁达夫先生；至关于文科今后之
计划，则因本人初到广州，对于此间情形，不大熟悉，
须俟与褚校长及杨寿昌学长详细商订，乃能确定云。”
从这一专访中，不难看出郭沫若在28日的欢迎会上并没
有仓促宣布整顿文科计划，而是表现得谦虚、稳重和含
而不露，这不免会让充满期待的学生们有几分扫兴。然
而在3月30日广东大学举行的追悼北京“三一八”殉难
烈士大会以及4月15日召开的广州学联大会上，郭沫若
以他那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的讲演，却深深地打动了莘
莘学子们的心，增添了他们对这位革命文学大师的景仰
和崇拜。
“有学问肯负责”，从容面对“择师”事
件
针对当时学生对于文科教学改革和清理不良教员
的诉求，郭沫若深感责无旁贷。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在
取得代理校长褚民谊许可和签名下，郭沫若于4月20日
发布告示：“对于所有功课一律从新改选。改选结果，
如有必修科目停开时，将来有重开机会，可以再行补
修；如无重开机会，本学期中所有必修科目之学分可以
如数核减。”郭沫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颇思效命”跟团旅游北京旅游
的文科教学改革，居然在校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告示立即引起了以黄希声为首的26名教师的
强烈反对。4月22日，他们联名致函褚民谊，认为郭沫
若“蔑视校章，捣乱学程，侮辱全体教员，不胜文科学
长之任”，请求立即罢免其职务，同时声明自即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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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学科，一律停课”。为了扩大声势，他们还把
“致校长函”交给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把状告到了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还在校园里张贴了“敬告广天津到云南旅游跟团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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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科同学”书。
面对黄希声等人咄咄逼人的态势，郭沫若并没有畏缩退让，而是展现出“有学问肯负责”的大师风范，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4月23日，他致函代理校长褚民谊，明确指出：“乃该教员不待校长处决，不待沫若剖辩，竟于今日将原函公诸报端，以扰乱社会观听，实属存心破坏，毫不以顾全大局为前提”。重申：“此次奉命来粤，非为素餐而来。力虽绵薄，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并详细说明推行改革的原委：“且查本学期之课程，其凌乱杂沓，实令人有难言之痛。中等学堂之科目，滥竽大学，商业学校之薄证，充乘文科，以致选课者，每多人数三名，而讲授者则复笑话百出。学生在此情形之下，其
所受痛苦如何？自有累次热烈之要求可以佐证。沫若初到校时，课程业已排定，欲改无从编改。教员之不称职者，亦因有待遇教员规则为其护符，不能即时商请斥退。此之，故只得因陋就简以待暑假。然学生之要求愈激愈烈，而学生之痛苦愈久愈深。不得已，始有四月二十日之布告，以为调剂。”强调：“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
导，自信毫无恣肆。”随后，他召集文科没有参加罢课的55名教师召开紧急会议，恳请他们分担了那些因为罢课而停了的课程，从而堵住了导致事态朝最坏方向发展的漏洞。
代理校长褚民谊为了学校的，召集26名罢课教师开会，一方面解释郭学长实行改革是事先征得了校方同意，同时也严正声明其改革与校规并行不悖，故不能接受他们对郭学长进行革职处分的要求。然而以黄希声为首的26名罢课教师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校长的劝告，也不理农、理、法、医、预科各教员代表的调停，一面开会进一步策划，一面奔走于各科系之间，企图串联更多的教员加入“驱郭运动”。
令郭沫若深感欣慰的是，广大文科学生和左派党团始终态度鲜明，坚决支持他的文科教务改革，这给了他以无限的信心和鼓舞。当黄希声等人的罢课对抗行径发起后，文科学生立即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在校园里贴满了“解决饭桶，煽动罢课”、“打倒一切饭桶，无论西式、基督教徒、古董、八股先生都要打倒”等标语。4月22日，主要骨干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国民党广
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召开大会，决定：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民谊、郭沫若以及他们的改革文科计划；普遍择师运动于全校。4月23日中午，文科本科、预科全体学生在大礼堂聚会，成立了文
科革新委员会，并通过《文科全体学生宣言》，拥护郭沫若的革新计划，请求校方辞退黄希声等人。后来，这个学生搞起来的委员会不断活动着，成了支持郭沫若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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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面上的“文科整顿计划”演变成了沸沸扬扬的“择师运动”。眼看学生运动一天天蓬勃起来，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于4月27日紧急通过了《限制学校休课条例》，规定“各校校内学生一切集会应于星期日或休息时间举行，集合时间须先由该校长核准”，首先拿学生运动开刀。4月28日，仍然是学生的行动促成了罢课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一天，褚民谊收到了文科革新委员会递交的意见书，称经调查发现“罢课的26名教员中有石光瑛等11名教师是属于受蒙蔽被人怂恿的好教师”，希望“校方请他们返校复课”，并请校长“辞退风潮主动，及毫无学识之不良分子黄希声等十五人”。褚民谊随即授意郭沫若分别致函石光瑛等11名教师，请他们返校复课。郭沫若抓住这一解决罢课事件的绝佳良机，在受命后，立即向11位部下分别发出了请速返校复课的
函。4月30日的《民国日报》报道了这11名教师全体复
郭沫若（左二）、郁达夫（左三）、成仿吾（右一）、王独清（左一）在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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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消息。5月12日，国民政府同意褚民谊的提议，将一直拒绝复课的15名教师全部解雇。长达20多天的广东大学文科部分教师罢课事件，至此宣告结束。
郭沫若作为文科之学长，最终没能跟那15名一意孤行的部下和解。尽管在这一事件中郭沫若不断受到恶意诽谤和人身攻击，甚至受到来自上级部门的不辨是非的压力，但最终还是由于坚持正义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并在学生、左派党团的极力拥护和传媒的大量追踪报道下获得了大学教育改革之英雄的名声。广东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后来利用传媒发表公开信，将郭沫若推行的教务改革以及学生择师运动评价为“广东青年界革命化之象征”，并对其进行了三项定位：第一是“谋青年本身利益之运动”，第二是“实现中山大学之运动”，第三是“打倒反动派之运动”。
支援革命运动，向“广大”党组织申请入党
在广东大学短短的几个月，是郭沫若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完成“戎马书生”巨大转变的重要准备阶段。在来广东之前，他的“生活和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了广
东以后，这种情形逐渐改变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穆木天、郑伯奇等也都先后到了广东，并在广州和汕头成立了创造社的分社，同时创造社的书籍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可是他的意识却和它渐渐疏远了，几乎是绝了缘。因为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革命事业上，正如他在《我来广东的志望》里说的，来广东“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绵薄”。
郭沫若发挥革命文学家的特长，积极参与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激励学生，唤醒工农。3月29日，也就是搬进学校后的第二天，他参加了祭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活动。3月30日，在广东大学追悼北京“三一八”殉难烈士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从孙文主义的理论高度对北京知识界名流章太炎、胡适的“帮凶行径”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出要“拼死命打倒”屠杀无辜学生的段祺
瑞政府，呼吁“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4月15日，他出席广州学联会欢迎各地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殷切“希望广州学联会永为学生领导之机关”，“希望我们的学生众都武装起来，大家都练成冲锋陷阵的学生军，以抵抗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屠杀，以解放我中华民族”。5月，他接受的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革命文学”，听课者十分踊跃，济济一堂，受到很大的教育。5月5日，他出席由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共
同发起的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07周年纪念大会，演讲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当晚，他
又马不停蹄地参加由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在农讲所召开的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发表演讲。5月10日晚9时，郭沫若在广东大学操场主持召开欢迎工农代表大会，到会者座无虚席。他在宣布开会理由时指出开会的意义有三：一是欢迎我们的主人；二是欢迎国民革命成功；三是欢迎
世界革命成功。演说词虽短，但语多精辟，场内掌声雷动。6月23日，郭沫
若与褚民谊一起出席在广大礼堂举行的纪念沙基惨案大会，并继褚民谊后发表演讲。郭沫若在讲演时，“哀痛逾恒，上坛未几，即泣不能成声，斯时满座同时泣下，空气为之肃穆”。6月底7月初，郭沫若还为在广东大学举办的北伐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作报告，他在以《国民革命与各阶级合作》为题的报告中，指出国民革命是中国民众解放之福音，国民革命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唯一的路径。
在蓬勃发展的广东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郭沫若向广东大学党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党总支成立于1925年底，邱启勋任总支书记，下设文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杂务公社等分支部。1926年2月，邱消极，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派文理学院党支
部委员徐文雅（后改名徐彬如，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
1927年春，总政治部成员郭沫若（前左二）、李富春（前右一）、林伯渠（后左三）等人合影。
委、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担任总支书记。“三·二O”中山舰事件后，为了安全起见，总支办公地点由校内迁到校外。郭沫若在校内期间，曾向徐彬如提出要求入党。据徐老回忆，“郭沫若写了申请书交给中大总支，经总支讨论，同意郭的申请。学生运动委员会对郭的入党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郭还需要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一段时间。总支和学委会的意见，由毕磊汇报给粤区区委，陈延年同意学委会的意见，恽代英提出最好让郭到军队去，或到黄埔军校。陈延年让毕磊将区委的意见转报郭沫若，又派恽代英代表区委正式他谈一次话，郭沫若当即表示完全接受组织意见，并要求尽快派他到军队中去。”1926年7月21日，郭沫若辞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改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军参加北伐，这当与广东区委和广大党总支的意见要求有着重要的关系。后来，郭沫若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时，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在瑞金的一所中学举行，由周恩来主持，张国焘领呼入党誓词。同时宣誓入党的还有贺龙、彭。
被聘为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书写中大“第一首”校歌
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期间，除了改革整顿文科，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外，还参与了广东大
学改名中山大学的筹备委员会，为筹备委员之一。4月6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初步拟定有关筹备工作规定。4月13日，筹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章程。6月17日，筹委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山大学章程》。6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名单，由褚民谊、陈树人、陈公博、蒋中正、许崇清、郭沫若等40人组成，并有特聘委员林伯渠、孙科、蔡元培、于右任等30人。8月17日，当郭沫若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北伐第一军攻陷湖南省平江县的时候，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郭沫若还受筹备委员会的委托，订定中山大学校歌。他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为指导，书写校歌歌词如下：
浩然正气此长存，霹雳一声天下惊，叱
咤风云卷大陆，倡导三民主义首民族，此乃吾
校之衣钵，此乃吾校之衣钵。
湖南旅游凤凰古城景区
白日青天满地红，新兴文化作先锋，匪行之艰知之艰，倡导三民主义重民权，此乃吾
校之真铨，此乃吾校之真铨。
中原之中中山大，扶植桃李满天下，博审慎明还笃行，倡导三民主义济民生，此乃吾
校之光荣，此乃吾校之光荣。
这首歌词发表于1926年4月2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从整体上看属于较为工整的七言，欢快而豪迈，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办学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它是改名后的国立中山大学的第一首校歌，但在中山大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它并不是中山大学最早的校歌，中山大学最早的校歌是国立广东大学创建时期由首任校长邹鲁填词、陈洪作曲的：
井冈山景区门票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国父首创，遗泽余芳，三民主义，仪型
四方。民国基础，大同梯航，莘莘学子，济济
一堂。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
主张。懿瞰勉旃，勿堕勿忘。
由于当时邹鲁被划为“西山会议派”，是广东革命政府的敌对分子，这首校歌显然不再适合作为改名后的国立中山大学的校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委托郭沫若订定新校歌，大概缘于此。值得说明的是，中山大学现行的校歌，是1993年中山大学组织有关专家教授在广泛征求校内外民意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对邹鲁填词、陈洪作曲的老校歌进行改词同时保持曲不变而作成的，即将其中“国父首创”改为“中山首创”，将“三民主义”等四句，改为“博学审问，慎思不罔，明辨笃行，为国栋梁”，将歌词
最后两句改为“振兴中华，永志勿忘”。新校歌被赋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时代新特点、新要求、新意义。至于郭沫若订定的校歌在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后的演奏发展情况如何，笔者目前还没有发现具体的史料记载。但是，无论是邹鲁填词、陈洪作曲的校歌，还是郭沫若订定的校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激励、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勤奋学习、奋发自强，努力贯彻伟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在中山大学校史上无疑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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