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新：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归流的“君⾂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 —、前⾔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鄂尔泰的奏折约有500多件。鄂尔泰在处理⼴西、贵州、云南的⼟司问题，推⾏改⼟归流政策，均是通过奏折上呈、批⽰，反复酌商后确定的。这些折⼦对研究雍正时期滇、黔、桂三省⼟司问题及改⼟归流政策的施⾏甚为重要。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收录的《雍正朱批谕旨》所载录鄂尔泰的奏折，均是以《雍正朝宫中档奏折》原件为依据，加以增删修改后编纂⽽成的，此举更显现出原件奏折的重要性。本⽂即选出部分朱批奏折，从奏折内容与雍正的朱批谕⽰，来说明雍正与鄂尔泰的君⾂关系、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归流推⾏过程的“君⾂对话”。并对本⽂所提的奏折原件与《雍正朱批谕旨》所载录同件奏折内容，有何增删情形作简要说明。
⼆、忠⾂鄂尔泰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雍正宫中档案奏折，⼤部分均有雍正皇帝⽤红⾊朱砂写上的批⽰，即称为“朱批谕旨”，批过的奏折即称为“朱批奏折”。奏折与皇帝的“朱批谕旨”，即成为奏折的主要架构。⽽雍正时期的奏折内容⽐康熙时期更为丰富，诸凡君⾂间对国家政务的商议筹划，以及地⽅事务的商榷，均是奏折最
重要的内容。雍正许多重⼤的改⾰，均是先经君⾂商议，然后再决策付诸实⾏。鄂尔泰在施⾏改⼟归流政策的过程中，也是通过奏折上呈、批⽰，反复酌商后确定的。
依据鄂尔泰传稿记载，鄂尔泰是镶蓝旗⼈，康熙时期由举⼈升为佐领、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元年（1723年），擢升江苏布政使，三年（1725年）授⼴西巡抚，再调云南，以巡抚治总督事。当时云南苗疆动乱，鄂尔泰上奏“云贵⼤患⽆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归流”。[1]由于平定动乱有功，雍正四年（1726年）实授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因治理苗疆成绩卓著，稳定西南边境局势，雍正⼗年（1732年），朝廷授予保和殿⼤学⼠兼兵部尚书职，当时因⽤兵西北失利，雍正命鄂尔泰督巡陕⽢军务，后⼜命他巡视北路军营。雍正⼗三年（1735年），贵州叛乱再起，雍正为显赏罚分明之责，以鄂尔泰经理未善，削其伯爵衔，但仍⾷⼤学⼠俸禄，并命他为办理苗疆事务⼤⾂，可见雍正对他仍颇为眷顾。在雍正病危际，鄂尔泰奉命与张廷⽟捧雍正亲笔密诏，宣布⾼宗乾隆为皇太⼦，雍正崩世后，遗诏内亦提到鄂尔泰等⼈“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命他⽇配享太庙”。由此可知，鄂尔泰颇受雍正器重。
（⼀）雍正与鄂尔泰论⽤⼈
清朝政府在云南地区推⾏改⼟归流，需选拔进⽤有才能之官员辅佐、处理及解决问题，若仅靠鄂尔泰等朝廷⼤⾂必定⽆法完事，所以，如何选拔优秀⼈才是⾮常重要的。鄂尔泰曾上奏对他处理任官⽤⼈的情事向雍正报告，鄂尔泰在奏折⾥提到： 为什么不建议买珠海的房子
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事，⽥赋、兵车、刑名教化，均待理于此财，此财不得理，则诸事不振。所以孔⼦也说：有⼤道诸絜矩，⽽财⾮⼈不理，⼈⾮⽤不得理，故为政在⼈，⼈存政举。所以⽤⼈⼀事，⾃⼤吏以⾄于⼀命，皆有其责。⽽⼀⾝之分量等级，庶政之兴废，优劣胥视于此。政有缓急难易，⼈有强弱短长，⽤违其材，虽能者亦难以⾃效，虽贤者抑或致误公，⽤当其可，即中⼈亦可以有为，即⼩⼈，亦每能济世。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弃⼈，斯政⽆废事。[2]
此段奏折中，鄂尔泰提到最重要的是“为政在⼈，⼈存政举”，⽽⽤⼈须考虑“因材、因地、因事、因时”等因素，⽽且不分其才能⼤⼩，只要运⽤得宜，均能发挥它的功能。鄂尔泰说他去年觐见雍正皇帝，亲聆雍正圣训：“以⽤⼈为要，以得⼈为难，推诚布公，虚衷实践，⾏如⽇⽉，天下皆见”。雍正此段谕⽰，让他⾄今“拳拳耿耿，不敢暂忘”。[3]
雍正在鄂尔泰的奏折朱批：
治天下惟以⽤⼈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览卿之奏，⾮⼤公不能如是，⾮注意留神，为国家得⼈不能如是，⾮虚明觉照不能如是。……仍必明事以功，临事经验，⽅可信任。……朕从前批谕⽥⽂镜⽤⼈之难有两句：可信者⾮⼈何求，不可信者⾮⼈，⽽何不明此理，不可以⾔⽤⼈也。朕实以此法⽤⼈。卿等当法之，则永不被⼈愚矣。……阖省窥伺其技，投其所好，百技千⽅掩其不善，⽽着其善，粉饰欺隐，何所不⾄，惟才之⼀字不能假借也。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4]
雍正此段话很明确地指出：“⽤⼈为政”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且须透过观察、审视，并需测试此⼈的功⼒才能、临事经验等，雍正⽤这样的原则来选才⽤⼈，他朱批谕旨命令鄂尔泰等⼤⾂也要⽤这样的原则来取才⽤⼈。
雍正最后谕⽰鄂尔泰:
只以留神⽤材为要，庸碌安分洁⼰。沽名之⼈，驾驭虽然省⼒，唯恐误事，但⽤材情之⼈，要费⼼⼒，⽅可操纵。若⽆能⼤员，转不如⽤忠厚⽼成之⼈，……究⾮尽⼈⼒听天之道也。[5]
雍正这段话也点出他宁愿选⽤才能平庸但安分守节之⼈，也不要⽤沽名钓誉之⼈，即使他有能⼒，宁愿不⽤，若最后真的⽆才能之⼠可选，则宁选忠厚⽼实之⼈。雍正此段话是在谕⽰鄂尔泰，⽤⼈得当与否对改⼟归流政策施⾏成败亦甚为重要。
（⼆）鄂尔泰改⼟归流策略
如本⽂前述，鄂尔泰认为，要稳定西南边区形势必须推⾏改⼟归流，但如何推⾏，改⼟归流的真正意义为何，在鄂尔泰的《分别流⼟考成以专职守以靖边⽅事》的奏折⾥，可看到鄂尔泰与雍正的君⾂对话，对改⼟归流有很精辟的诠释： 鄂尔泰在此奏折中就改⼟归流提出了他的看法：
流⼟之分，原以地属边徼，⼊版图为久，蛮烟瘴露，穷岭绝壑之区，⼈迹罕到，官斯地者，其于猓俗苗情实难调习，故令⼟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开创始势，不得不然。今⾄有明以来已数百年，中外⼀体，流⼟同官，既有职衔，宁⽆考察，乃仍以彝待彝，遂致以盗治，盗徒令挟⼟司之势，以残虐苗，随复逞苗之凶，以荼毒百姓横征苛敛贡之。朝廷者百不⼀⼆⽽烧杀劫掳，扰我⽣民者，⼗常⼋九。（前于乌蒙事案，荷蒙圣谕有改⼟归流之旨，此诚圣主之轸恤边氓良法美意，⾂等所当仰体势，察其事机可改归者，即⾏改归，其不可改归与必必改归者，姑暂仍其旧，但）（必）须控制有⽅约束有法，使其烧杀劫掳之技⽆能施为，⽽后军民相得以安。[6] 鄂尔泰此段奏折所述，说明西南边区地处偏僻，因⽓候及地理环境关系，数百年来因官府⽆法完全控制管辖，所以委派当地⼟司⾸领为官治理，即形成“流⼟同官”，⽽造成诸多流弊，甚⽽对⼟司民众横征苛敛，烧杀劫掳之事不断。所以，鄂尔泰认为，应即刻推⾏改⼟归流，除去这些由来已久之弊端。
在鄂尔泰此份奏折原件⽂字中，从“前于乌蒙事案”开始⾄“姑暂仍其旧”整段⽂字，被⽤红⾊朱笔划线删去，这应是后来清廷欲出版雍正朱批谕旨，重新整理相关奏折内容时，所作的修改，将此段⽂字删去不录，所以若未查阅原奏折，此段⽂字在“雍正朱批谕旨”⾥是看不到的。
香山红叶图片大全在此奏折⾥，鄂尔泰也载录雍正对改⼟归流的谕⽰：
流官有设⽴吏⽬者，职分卑微，⽆印信可⾏，⽆书役可遣，⼟司意中倘有轻忽之念，则未必肯遵其约
束，今可否酌⼟司之⼤⼩，将微员如何改设，重其职守，使流⼟相适地⽅，各安该督抚会同密议具奏。[7]
鄂尔泰随后即遵照雍正的谕⽰，与相关⼤⾂对云贵两省各州府推⾏改⼟归流之事通盘商议后，向雍正提出报告，鄂尔泰说，⼟官对各府州官员的指令是置若罔闻，毫不在乎，所以建议要对⼟司严加管考，不可敷衍了事，鄂尔泰说：
流官固宜重其职守，⼟司尤宜严其考成，⼟司之考成不严，则命盗之案，卷⽇积⼤，凡杀⼈劫财皆系苗猓，虽⼀经报闻，随即缉捕，⽽潜匿寨中，已莫可窥探。所以⽆论吏⽬等微员，任呼不应，即使府州关移，臬司牌票，皆置若罔闻，⼗⽆⼀解。⾮知情故纵，即受贿隐藏，其在流官束⼿⽆策，⼤吏深难其事，不敢咨题，多从外结，其实得外结者，亦复⽆⼏。故劫杀越多，盗贼益盛，掳⼈男⼥，掠⼈财物，苗⼦⽆追赃抵命之忧，⽆降级⾰职之罪，有利⽆害，何禁不为？所以⼟司考成不可不严，当与⽂武流官画⼀定⽐例。[8]
既然对⼟官考核要严格，所以鄂尔泰认为要先对⼟司、⽂员、武职划分专责，俾便考核，⼟司、⽂员、武职专责如下：
盗由苗寨，专责⼟司。在⼟司者，末减流官。盗由苗寨是平时不⾏钤束，⽽临事⼜不⾏防闲，此⼟司之罪也。
盗起内地，责在⽂员。在⽂员者，末减武职。盗起内地者，是乡保不能稽查，⽽捕快⼜不能缉获，此⽂员之罪也。
盗⾃外来，责在武职。在武职者，末减⽂员。盗⾃外来者，是塘汛不能盘诘，⽽兵丁⼜不能救援，此武职之罪也。[8]
鄂尔泰对⼟司、⽂员、武职专责之划分，是以盗乱发⽣地作为划分专责基准，盗乱发⽣，谁该负责处理，若未解决，则应受惩罚，规定甚为清楚。所以鄂尔泰说，若“以此三者分别议罪，⼟司⽆辞，流官亦服然”。
鄂尔泰在奏折⾥提到，要设法清除盗乱之源，即要施⾏“保甲”之法。
鄂尔泰对如何推⾏保甲之法，也提出说明：
除⽣苗外，⽆论民彝，凡三户起，皆可编为⼀甲，不及三户者，令迁附近地⽅，不许独住。逐村清理，逐户稽查，责在乡保甲长，⼀遇有事罚先及之，⼀家被盗，⼀村⼲连。乡保甲长不能觉察，左邻右舍不能救护，各皆酌拟⽆所逃罪，此法⼀⾏，盗贼来时，合村百姓鸣锣呐喊，互相守望，互相救护，即有凶狠之盗，不可敌当，⽽看其来踪，尾其去路，尽在跟寻访缉，应亦⽆所逃。[9]
保甲制度为宋代开始施⾏的⼀种带有军事管理的户⼝管理制度，当时王安⽯变法，在社会基层推⾏保
甲制度，最⼤的特⾊是以户为单位，相互监视、守望，维持地⽅基层，原为⼗户为甲，⼗甲为保，鄂尔泰则将三户编为⼀甲，保甲之法若发挥功效，盗贼之徒将⽆所遁形。鄂尔泰在奏折最后提到除了保甲制度推⾏外，另⼀重点是要强化捕快及汛兵的职责与功⽤。他认为，必须“严加号令，定为成法，使不得不留⼼尽⼒盘诘稽查，则盗贼既弭，⽽兵丁皆可⽤”。[10]
综观鄂尔泰此奏折可知，他认为数百年来云贵地区⼟司因⽆法改⾰⽽产⽣诸多积弊，必须推⾏改⼟归流将弊端铲除，⽽推⾏改⼟归流，则对⼟官严加考成，具体划分⼟司、⽂员、武职⼈员之专责，推⾏保甲之法及强化补快、汛兵之职能，所奏内容可谓具细靡遗，雍正皇帝对鄂尔泰奏折的建⾔甚为重视，在奏折上朱批：兵部、刑部、都察院各议具奏。
三、云南地区改⼟归流奏折选件
鄂尔泰上任云贵总督后，即积极了解云贵边区⼟司相关情事。如何稳定当地情势，敉平动乱，改⾰弊端，增加租赋等问题，成为鄂尔泰在云贵地区施政当务之急。鄂尔泰对于云南镇沅等地推⾏改⼟归流诸奏折选件如下：
（⼀）奏为剪除彝官清查⽥⼟以增租赋以靖地⽅事折
鄂尔泰在奏折⾥写道：
苗猓逞凶皆由⼟司，⼟司肆虐，并⽆官法，恃有⼟官⼟⽬之名，⾏其相杀相劫之计，汉⼈被其摧残，彝⼈受其荼毒，此边疆⼤害，必当剪除。
所以鄂尔泰认为，实施改⼟归流政策必须：
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拏，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10]
鄂尔泰在此奏折⼀开头即点出，云贵地区苗族逞凶⽃狠，造成当地社会不安的问题，均因是⼟司暗地在背后⽀持，不仅汉⼈、彝⼈均受其害，这种边疆⼤害必须铲除，所以要施⾏改⼟归流，必须确实解决⼟司之荼毒问题。鄂尔泰说他处理云贵事务尽⼼料理，他做事的信念与态度是:“稍有瞻顾，必不敢⾏，稍有懈怠，必不能⾏，不敢与不能之⼼，必致负君⽗⽽累官民”。[11]雍正皇帝在奏折“稍有瞻顾，必不敢⾏”此两句⽂字旁朱批：即此⼆句，天上鉴之矣。这表⽰雍正对鄂尔泰所述此段⽂字甚为赞同。
鄂尔泰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须推⾏改⼟归流，⽽⽅法是：“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12]由此可知鄂尔泰对解决⼟司问题是采“先软后硬”的策略，即先计擒、令⾃投献，若⽆法达到⽬的才动⽤兵⼒处理。鄂尔泰也举出云南⼟司问题，例如镇沅⼟知府⼑瀚、沾益⼟知州安于蕃，此两⼈被鄂尔泰认为是“云南之难治者”。为何鄂尔泰会特别举出此⼆⼈为云南推⾏改⼟归流所遇到的“难治者”鄂尔泰在下⼀份奏折提出报告。
（⼆）奏为擒制积恶⼟官事折
鄂尔泰在此份奏折中，即对⼑瀚、安于蕃两⼈不法之⾏径提出说明。鄂尔泰说，经他细⼼察访，得知此⼆⼈“势重地⼴，为滇省⼟司难治者”。[13]他说：⼑瀚本凶诈，性嗜贪淫，长怀不法，强占天地，阻挠柴薪，威吓灶户，流毒地⽅。
[14]在雍正四年（1726年）六⽉⼗九⽇将其擒拿到案，并撤取印信号纸，押赴省城审讯。另外⼀⼈安于蕃，鄂尔泰称他：“蓄势恃豪强，⼼贪掳掠，视命盗为⼉戏，倚贿庇作⽣涯，私占横征任其荷索，纵亲勾党佐其恣⾏，卷案虽多，法不能究。”[15]鄂尔泰在同年七⽉将安于蕃擒押。
鄂尔泰认为，对此⼆⼈绝不能姑息，必须按律惩治，做到“上之尽其根株，次亦令其贪弱，庶渠魁既除，帬⼩各知儆惕”。雍正对于鄂尔泰处理⼑瀚、安于蕃的做法，甚为赞赏，在此奏折朱批：是当之极，实慰朕怀。[16]
⼑瀚、安于蕃被鄂尔泰擒拿押解审讯，清查两⼟司之⽥亩、户⼝银两数⽬，发现安于蕃占地甚多，另依据造报镇沅⼟知府⼑瀚之财产清册，发现该⼟知每岁征⽶及应缴银两与现实不符，差距甚⼤，⼑瀚向当地百姓多征⽶粮及银钱，却未据实缴交国库，将多出⽶粮银钱纳为私有，所以鄂尔泰⽓愤地说：“其征之私橐，不啻百倍数⼗倍，⽽输之仓库者，⼗不
长阳政府网实缴交国库，将多出⽶粮银钱纳为私有，所以鄂尔泰⽓愤地说：“其征之私橐，不啻百倍数⼗倍，⽽输之仓库者，⼗不及⼀⼆百，不及⼆三，由此类推，⼜何可胜计”。[17]另外，鄂尔泰也调查到，镇沅附
近的乐旬，此地为贼匪出没门户，地形⼭势尤为险阻，原为世袭⼟长官司管辖，但该长官司⼑联⽃昏庸乖戾，为害地⽅，当地百姓怨恨不已。鄂尔泰认为，此地⽅若不⼀并改⼟归流，很难善后。鄂尔泰随即派兵⾄乐旬，⼑联⽃出迎投献印信号纸，请求免死，愿接受改⼟归流。鄂尔泰向雍正报告上述情事，雍正在此奏折朱批：朕中⼼嘉悦竟⾄于感矣有何可谕勉之。
四、云南乌蒙⼟府改⼟归流奏折选件
鄂尔泰奉命处理四川乌蒙、镇雄、东川三府划归云南事务，雍正命他与岳钟琪会同办理。有关乌蒙等地改⼟归流奏折选件如下：
（⼀）奏报与川督岳钟琪商酌安顿东川新附地⽅并派员管理事
鄂尔泰上奏表⽰，有关乌蒙、镇雄、东川改⾪云南事宜，相关事务先须安顿，才可相机⾏事。他先派相关官员前往勘查了解当地形势、⼟地、营汛、矿⼚，并拟派官兵移往东川驻守。鄂尔泰并奏请将东川之巧家等六营地⽅，他说，巧家等六营地⽅，“凡属顽梗滋扰者，或须擒拏、或令投献，悉为归辖流官。其⼀切⼟⽬尽⾏更撤。待六营既靖，党⽻已除，然后计及乌蒙”。[18]
因⼀时⽆法与岳钟琪会⾯，所以鄂尔泰将处理东川及乌蒙之事以信函告知岳钟琪，并请岳钟琪将乌蒙通往川省的重要通道及旁斜曲径，“是何地⽅，属何管辖，应饬何员，作何防备”等，能⼀⼀查明，以
密札⽅式回复。雍正在此段⽂字旁朱批：岳钟琪已请⾝到成都，就近料理，凉⼭、普雄等事，朕已允其请，此⼀⼤事，全赖⼆卿协⾥勉⼒为之也。[19]
鄂尔泰也说：四川之镇雄⼟府接连乌蒙，其凶暴横肆与乌蒙⼟府⽆异，若不改⼟归流，三省交界，均受其扰乱。鄂尔泰认为，应“先制乌蒙，徐图镇雄，或⼀举两就，出其不意，或令两⼟府互相并吞，然后剪除”。[20]此事等他亲历考察后，再做详酌。
（⼆）奏办剿办乌蒙事宜
同年⼗⼀⽉，鄂尔泰上奏称他接到岳钟琪信函，岳钟琪在信中对鄂尔泰处理乌蒙事务看法表⽰认同。雍正对两⼈意见略同，甚为⾼兴，在此段⽂字旁朱批：相同甚好，因事情重⼤，⼜有梁⼭进剿之役也，命岳钟琪来川就近料理。[21]如前述奏折所提，鄂尔泰认为，“东川新属，民志未齐，待移营之后，诸务俱就，然后计及乌蒙，⼀举可定”。[22]鄂尔泰也表⽰，⼟府禄万钟及禄⿍坤两⼈必须⼀齐拘提，改⼟归流才能成功。⽽且乌蒙镇雄地连唇齿，乘机因便，并当剪除。另外⼴西泗城⼟府也是逞顽肆虐，此三⼟府不除，则四省界难靖。鄂尔泰认为，应先将乌蒙镇雄两府俱定后，即移⾄⼴西会审合剿，改⼟归流。[23]
此份奏折有两份附件，⼀为雍正朱批（雍正亲写谕旨），另⼀件为雍正朱批修正稿。朱批内容提到，⼀位陈时夏的官员拟欲告假接其母同赴任所，雍正则命令地⽅官员将其母送⾄陈时夏任所，陈时夏不
⽤亲⾃前去。雍正对陈时夏之孝⼼甚为嘉许，还特别叮咛护送其母官员须好⼼照料，雍正还命令给予陈时夏安家费⽤。此雍正朱批谕旨似与鄂尔泰所奏⽆关，是否当时错放，也有可能是雍正在批阅鄂尔泰奏折时，突想到陈时夏之事，所以作此谕⽰。陈时夏可能平时协助推⾏改⼟归流表现良好，亦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识，也对雍正疼惜认真办事之官员添上⼀段佳话。修正稿部分将原谕旨内的部分⽂字作删改，已⾮原谕旨之原貌。
（三）奏陈乌蒙⼟司禄万钟应予⾰职以彝及治理之策
四川永宁协副将张瑛上奏有关整顿乌蒙改⼟归流等事，雍正将张瑛之奏折内容转给鄂尔泰参考，雍正说：“此⼈（指张瑛）愚蠢，但（他）向⽇声名甚好，⽽亦不可以⼈废⾔”。[24]所以对张瑛建议事项，雍正要鄂尔泰斟酌参考。对此，鄂尔泰上奏表⽰，他审视张瑛对乌蒙改⼟归流的相关条陈意见后，他上奏逐条加以说明，分述如下：[25]
第⼀，各营盔甲宜亟补造：鄂尔泰认为营伍器械除盔甲外，⽕⼑箭尤为紧要，但边⽅承平⽇久，⼀切废弛，军装不整，诚如张瑛所虑。鄂尔泰也说他近来看到所造盔甲⼑⼤部分不堪使⽤，数量虽多但有名⽆实，所以建请朝廷饬谕总督提镇等官员，努⼒补造完整，以儆废弛者。（雍正皇帝在“不勘使⽤”⽂字旁朱批：通谕不如朕随便⾯谕事得实。）
第⼆，改⼟归流之民宜从国制：乌蒙地区归流百姓仍沿旧制，由⼟⽬管辖，“席其椎髻，裏坦之习俗”。
张瑛认为，应令其剃头改妆，分设⾥长甲⾸，由百姓轮流充当，⼟⽬俱迁⾄腹地。鄂尔泰对张瑛此点提议则有不同看法，他说：当地⼟兵投诚后⾃愿剃头者已数千⼈，均是出⾃本⼼，并⾮官⽅有所逼迫，现若强令当地百姓剃头，则“各不情愿，将恶猓凶苗与齐民⽆别，转恐为齐民害”。⾄于将⼟⽬改为⾥长甲⾸，将⼟⽬俱迁⾄腹地，鄂尔泰认为，若让百姓轮管彝民，恐怕“两不相习，转难宁贴”，他认为，“抚彝之法，须以，以彝治彝”。即使是当地⼟官原多残刻，但彝民畏服，并⽆异志者“此正可以转移之⼀机，但使流官⼤破因循苟且之习，⼒存委曲开导之意，则积久渐⼊，知尊知亲，⽣杀惟命，⽽形迹名⽬之间，俱⽆庸置议矣”。 (雍正在“俱⽆庸置”⽂字旁朱批：甚是。）
形迹名⽬之间，俱⽆庸置议矣”。 (雍正在“俱⽆庸置”⽂字旁朱批：甚是。）
放鸡岛有什么好玩的第三，永宁乌蒙宜酌量归并：鄂尔泰认为，贵州永宁县为黔蜀交界之地，两胜边境所关，原先设县是以两省声息可通，⽝⽛相制。若将此县归川省，则必须另设⼀县与川省接壤，以清界限。不但城池、学校、衙门、仓库皆需另设，汛营亦须增设。所以鄂尔泰认为，永宁不应改归川省。乌蒙⼟府亦不应归并威宁。雍正在此段⽂字最后朱批：好。
第四，东川府宜及时振作以图久远：鄂尔泰说，有关东川府应⾏事务，他已在另⼀奏折详陈，等乌蒙镇雄会勘后，再作通计，并详细分析各条款上奏陈明。
第五，乌蒙阿底构怨⼟府禄万钟应留：鄂尔泰认为，张瑛此议“严于阿底，恕于乌蒙，请宽禄万钟，不
及刘建隆等”，是有私⼼。鄂尔泰称，乌蒙⼟官曾抢阿底⼟官之⼥，双⽅结仇互相劫掠，威宁及川省官府⽆法制⽌双⽅构怨，为避免⽅再有争⽃，他已通饬⽂武官员严⾏禁约，必让双⽅遵守，不得妄动。⾄于禄万钟及刘建隆等⼈，鄂尔泰认为，禄万钟纵恣狡诈，⽽刘建隆把持恶⽬，俱其党⽻⼀听指使，残毒汉彝，贿赂官司，⽆所不⾄。若不将⼟府安插内地，将恶类案拟明刑，则改⼟归流犹难善后。（雍正在此段⽂字旁朱批：公当之论朕亦觉此光景谕岳钟琪者已数次矣原当如是者）所以他不同意张瑛的意见。
冷空气最新消息第六，黎州等处蛮猓处理：鄂尔泰认为，处理猓蛮须⽤“雕擒之法”。⽽张瑛所称：应先之以宽⼤，禁约汛防官兵等不得希图⼩利，启衅⽣隙，让蛮猓滋事，⽆以借⼝。鄂尔泰称，这实系边省通弊，治彝要务也。四省⼤吏皆当体察，严饬属员奉为机枢。雍正在此段⽂字旁朱批：原当如是者。[26]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有关张瑛的奏折有3件，但不见上述张瑛之奏折，在《⼤清国史列传及史馆档传包传稿》档案，亦⽆载录张瑛之基本数据，为何雍正皇帝说他愚蠢，他对乌蒙改⼟归流条陈详细内容为何，因⽆数据可查考，甚为可惜，但对于其所条陈之六点意见，鄂尔泰在此奏折中逐条加以分析，对于他不同意张瑛所提意见，鄂尔泰也详细说明原因，并得到雍正皇帝的肯定。
（四）奏报招抚乌蒙禄⿍坤⽗⼦等并乌蒙镇雄两⼟府改⼟归流并归云南管辖
雍正对乌蒙镇雄两⼟司改⼟归流之事甚为重视，对于鄂尔泰等⼈上奏报告推⾏进度，雍正告知他们要“
宁夏银川属于哪个省徐徐斟酌为之，此事急不得”。有关乌蒙镇雄改⼟归流此⼀⼤事，他要鄂尔泰与岳钟琪两⼈合作共同办理。鄂尔泰上奏称，岳钟琪建请将乌蒙⼟府⾰职，并请雍正指派官员会审，届时禄万钟、禄⿍⼲、刘建隆等⼈均应出席听审，按罪订惩，若抗不赴审，则将遣兵擒剿。⽽乌蒙兵马不及1万，可⽤兵器不多，所以鄂尔泰在沿途设下重兵，并声⾔若乌蒙⼟府不遵命令，则将进剿。随后禄万钟、禄⿍⼲表⽰因雍正皇帝批准将东川府拨交云南，所以两⼈称愿意将乌蒙镇雄两地交归云南，所纳粮银⼀百⼆⼗两亦解教交云南藩库。但由于四川总督岳钟琪派来的官员办事误失，所携公⽂竟未提禄万钟、禄⿍⼲等⼈，且未写将两⼈⾰职摘印拘审字样，让禄万钟等⼈有所借⼝，⽀吾其辞，不前往听审。
后来经相关官员晓谕后，禄⿍⼲⽗⼦率各头⽬⾄东川，并剃头改服表明输诚之意。鄂尔泰为表⽰朝廷嘉许，对其给予赏赐。但是禄万钟、刘建隆等⼈仍借故拒绝前往受审。鄂尔泰认为，禄万钟等⼈⽓势已尽，故拟遣官兵直攻⼟府，也预料他们亦不敢抗拒，半个⽉内即可平定。⽽乌蒙改流后镇雄改⼟归流更容易进⾏。但改⼟归流后善后事宜必须加以规划。因岳钟琪驻扎陕西后若有事恐鞭长不及，⽽川省巡抚提督等官员办事“恐闻见不确，亦难遥度”。[27]所以他建请将两⼟府（即乌蒙、镇雄）改归云南，俾便他就近料理，或等乌蒙事定后仍⾪属四川，他请雍正能迅赐训⽰，俾便预先筹划。雍正在此段⽂字旁朱批：有何嫌疑，岳钟琪已奏从滇料理为便，⾃然就近归滇为是，题到有旨，只管奉此旨筹划料理。[28]
对于鄂尔泰办理乌蒙⼟司所奏内容，雍正甚为称许，在此奏折最后朱批：
为⼀此事，朕不能释怀，万不料此⼀事如此完结，实⾮⼈⼒朕惟以⼿加额⼼叩苍穹，我圣祖君⽗在天之灵，赐佑⽿，此只岂不⽤张⼸持⽮所能了者，国家祥瑞之事，卿之奇功也，朕之庆喜笔难（⾔）谕矣。[29]
在此奏折，为何鄂尔泰说岳钟琪所派川省官员办事失误，公存竟未写要将禄万钟等⼈⾰职摘印并予以拘审，让禄万钟、刘建隆有所借⼝，不赴省城接受审讯。为何有此误差情形出现，鄂尔泰在查明后再写折⼦上奏。
（五）奏报剿抚乌蒙事
此奏折即是鄂尔泰查明川省官员办事失误，以及公⽂漏写将禄万钟等⼈⾰职摘印并予以拘审之事委后，再上奏向雍正报告。鄂尔泰说，他派官员前往乌蒙请禄万钟去省城受审，但禄万钟却称“奉有岳钟琪印牌调乌蒙⼟兵协剿凉⼭效⼒赎罪，要求宽期赴审”。[30]鄂尔泰称，据威宁镇总兵向川省官员询问此事，确认为川省总督发印牌调乌蒙⼟兵，但印牌确⽆⾰职会审字样，⽽乌蒙主刘建雄等⼈则称，他们“印牌有⾰职并⽆明⽂提审，亦⽆员到审，我们⾃属四川，不要理云南贵州官员”。[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