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德尔菲神庙上，镌刻了一行箴言：
“认识你自己”
“我是谁？”，这个哲学命题，从人类文明蒙昧期，便困扰着人类，又是一把引领人类探索自身、探索宇宙的火炬。
在轴心时代的东方，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充满哲思的“有无相生，长短相较”，又揭示出：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主体才能确认自身。
相隔两千年，西方哲人黑格尔对这一认知，进一步系统发展，成为探寻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哲学基石。
而存在主义又站在了黑格尔反面，海德格尔和萨特认为“他者”的存在摧毁了个人主体性，寻求差异本身便成了差异性的俘虏。
然而，不论怎样，“他者”都是人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他者，可以以个体、共同体、社会结构，甚至是象征符号等形式出现。
鼋头渚风景区图片推己及人，个人身份认同有赖于“他者”，一个体的身份认同，同样要以他者为参照。对于新加坡人来说，中国是绕不开的“他者”。亚龙湾玫瑰谷
1819年开埠之后，新加坡逐渐成为南洋贸易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和助推器。南洋各埠的华人及中国闽粤两省的华商与华工大量涌入。
来到新加坡的华人虽心向中国故土，但还乡者却少之又少。新加坡华人官方报纸《叻报》称“视观每年华人进口册，为数如是之多，言归者恐不及百分之一，足知异乡留恋者大不乏人”。可见，居住日久，华人族逐渐产生了对新加坡的属地认同。
在1819年之前，南洋华人是持大清帝国护照的侨胞，他们的身份认同，毫无疑问是中国。以清朝为“天朝上国”的思维模式在当时的新加坡华人族中处于主流地位。
这一时期，他们所面临的“他者”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以欧洲殖民者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马来族为代表的南洋本土文化。新加坡疫情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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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819年之后，伴随着中国的日渐衰落、南洋华人文化的形成、属地认同的加强，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在《叻报》上，开始有华人发问：我们，还是中国人吗？
这个问题，伴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大清的一败涂地，声量越来越大。新加坡华人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的质疑和反思。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大清的倾覆，新加坡华人再也不是过去唯唯诺诺的大清“臣民”，他们开始基于自身主体利益的考量，大胆地向中国政治说“不”。
而这，成为新加坡华人主体性构建的不可逆过程的开始。
从1819年到1912年，是中国历史巨变的100年，在祖国沧海桑田之外，新加坡华人也经历了一场精神世界的巨变。身份认同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站在南洋华人的立场，重新审视那风雨飘摇的一百年。
(一)政治身份认同的崩溃：甲午战争对“天朝”形象的动摇
新加坡华人族对中国认同的维系和再生产，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和集体记忆、民俗传统、宗教仪式、信息传媒和侨乡社会网络等手段，但他们表达身份认同的最公开和直接的对象则是来自中国的官绅体，也即士大夫阶层。
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这一阶层普遍抱有“天朝上国”的文化认同，并热心于中国事务。每每大清派遣使节、军官游历南洋，都被视为天朝对臣民的恩泽。北洋水师的致远等舰于1887年和1890年两次前往南洋各地巡视，途经新加坡进行访问时，新加坡的华人商民莫不为之欢欣鼓舞。新加坡华人争先摆设盛宴，款待北洋水师丁汝昌提督及海军将领，还热议北洋水师是否将至新加坡巡视、操练。中国海军军威，更是让海外臣民无比荣耀。
然而，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伴随着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出现了危机。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成了新加坡华人对北洋水师的评价，由此开始，新加坡华人开始始质疑和反思清政府。很快，这种质疑从国家实力，延伸到了侨民政策。华文报纸谴责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态度、行为和政策，抱怨清政府不关心华人的生死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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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江三峡旅游景点1896年，菲律宾华人发生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清政府却不闻不问，此前，
1893年法暹之战时，清政府对暹罗华侨之生死置若罔闻。叻报批判清政府只关心派遣劝捐委员向华侨卖官鬻爵，索求物质援助，却对海外华侨的生存状况漠不关心。
不满的蓄积，终于催生了“清国人”这一政治身份认同的崩溃。新加坡华人挥刀，斩断了清政府的统治象征——辫子。叻生华人体剪掉辫子，并号召华人仿效西方人留短发并改穿西服。这一“叛国”行为震撼南洋，1898年3月，新加坡华人参事局不得不召开会议，商议处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