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电影灾难叙事的类型建构与在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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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电影是一种成熟的类型电影模式,而根据不同的灾难成因又发展出诸多次生的电影类型。2020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爆发以及其后的全球大流行,让瘟疫电影一跃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作为灾难电影子类型的瘟疫电影,既具备灾难电影的一般特点,也在发展中建构出独特的叙事
话语模式和社会文化想象图景。本文选择了灾难电影中的瘟疫电影这一类型,并将瘟疫电影置于灾难电影的类型叙事图谱中加以考察,在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相结合的视野中探讨其灾难叙事的类型建构与社会文化表征的变焦,进而探索本土瘟疫电影的在地实践与未来路径选择。
摘要:瘟疫电影作为灾难电影的子类型,既继承了灾难电影的一般叙事要素,又在传统叙事模式下变奏出独具一格的话语体系,营造出特定的社会文化想象图景。根据想象元素涉及程度和叙事重心的差别,瘟疫电影可分为软科幻的寓言想象和全纪实的社会构想两类,并在多元叙事结构与密闭压缩时空下展现体与权力的冲突。从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瘟疫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容器突出“冷战”与后“冷战”政权下的灾难书写,作为社会想象关注身体感染与社会秩序的崩盘,作为人性表征体现个人欲望与情感价值,呈现出对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观照。在此基础上继而分析我国瘟疫电影在地实践中存在的叙事模式单一等问题,提出从电影观念变革、叙事想象力提升、价值表达升维等角度革新本土瘟疫电影的艺术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的瘟疫电影创作路径。
关键词:瘟疫;类型电影;后叙事学;疾病社会学中图分类号:J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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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21)03-0032-11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燕子沟景区攻略2021年5月第38卷第3期
May 2021Vol.38No.3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21.03.003
瘟疫电影:
灾难叙事的类型建构与在地实践
斌,罗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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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3-25
作者简介:张斌(1978-),男,四川阆中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晗晓(1997-),女,湖南醴陵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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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瘟疫电影:
灾难叙事的类型承延与叙事建构
灾难电影是类型电影的一种,“是以自然或人为灾难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呈现灾难场景、表现人们的恐惧。通过视觉形象奇观化展示、营造震撼的视听效果”。[1]早在默片时代,梅里爱拍摄的电影戏法《探险者的遭遇》《战舰梅因号的爆炸》等短片中灾难元素便有迹可循。此后1933年的《金刚》依靠特效辅助开始将灾难作为主要视觉呈现对象。20世纪70年代,灾难电影作为一种叙事类型正式命名,逐渐开始反映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灾难电影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灾难表现对象从天灾向人祸多样化发展,数码技术的推波助澜使影像的视觉吸引力更加强烈,《侏罗纪公园》《独立日》《龙卷风》等作品不仅带给观众视觉享受,也为投资者赚得可观票房。21世纪的灾难电影更是成为类型大片的代名词,《后天》《全球风暴》《2012》等电影打破前阶段充斥理想与乐观主义的结局,末日世界的悲观呈现促使人类更加深入地观照与反思自身。
(一)寓言想象与社会纪实:瘟疫电影的叙事策略
灾难电影按照事故成因可分为天灾和人祸两大类别,瘟疫电影关注的内容则属于人祸中的病毒感染与变异。传染病这一题材所具有的丰富想象空间与社会现实效应不断吸引电影人对之进行深入开掘与艺术创作,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叙事策略。
“一战”过后,社会分崩离析,人们迫切希望逃离现实,这种不安与焦虑也投射进电影。1922年茂瑙(F.W.Murnau)拍摄的《诺斯费拉图》成为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死病为背景的经典恐怖片。这部极具个人风格的德
国表现主义电影将肺鼠疫拟人成吸血鬼,呈现出小城瘟疫肆虐下的恐怖气氛。随后,“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加剧了人们内心的虚无与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1976年拍摄的《卡桑德拉大桥》以感染鼠疫病菌为题材,开创了灾难片的基本模式。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类型叙事已经定型,大制片厂体系下电影工业流水生产线,在电影特效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支持下,生产出《极度恐慌》《十二猴子》《惊变28天》《传染病》等优秀瘟疫电影作品,传染病成为了灾难电影的重要内容题材与叙事类型。
根据瘟疫类型与想象元素涉及程度和叙事重心的差别,瘟疫电影大体可分为两种叙事策略:软科幻的寓言想象和全纪实的社会构想。软科幻下的病毒变异往往进行夸张化处理,传染速度迅疾,被感染的人类会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完成病变,通过脱落的黏膜侵蚀或“丧尸化”行为完成二次传播。感染者不仅呈现病理性的身体机能崩溃,占领宿主躯体的病毒会对其人格解体,使之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物种,独立于人类而存在。因此,寓言想象下的人类对抗的不仅是病毒,而是与病变的“类人”体展开搏斗。如《致命拜访》中的感染者变成无表情与情绪的行尸走肉,并集合成一个组织体;《我是传奇》中基因变异的“黑暗猎人”也存在着秩序与爱。
全纪实的社会构想一般遵循现实原则,病原体的选择具有科学性,完整呈现从病毒扩散传播、寻抗体到最终战胜病毒的全过程。叙事风格或是冷静内敛的客观呈现,或在灾难中突出人物主线,挟带创作者的主观情绪彩,在多方冲突与对抗中观照现实,揭露社会弊病。如《极度恐慌》《传染病》《感染列岛》等电影都俯瞰疫情全貌,展现具体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软科幻与全纪实两者
张斌,罗晗晓瘟疫电影:灾难叙事的类型建构与在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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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两极间呈现不同瘟疫类型的多重姿态。
流行性强、发病急骤等特有症候使瘟疫电影既继承了灾难片叙事的主导审美形式,又在传统叙事模式下建构出独具一格的类型图谱。
(二)多元结构与压缩时空:瘟疫电影的文本结构
在叙事文本的结构上,瘟疫电影呈现出单一线性叙事与非线性的多元化呈现相互生长的局面。因果逻辑是灾难电影大都遵循的结构,因此,瘟疫电影的叙事结构也多呈现出“秩序—失序—恢复”的完成过程。在全知的叙事视角下“主要以事件的因果关系为核心;叙事线索以单一的线性时间顺序展开”。[2]如《流感》以从香港偷渡到韩国的集装箱内的东南亚偷渡客几乎全部死亡为端,花费大量笔墨铺陈病毒扩散的过程,从封锁超市到封城,一日之内盆塘市经历了人康邦定到岌岌可危,最后到抗体的突破口——美日,社会秩序终于恢复。
20世纪90年代后,非线性叙事结构在瘟疫叙事中层出不穷。电影或以瘟疫为外壳,通过构建“莫比乌斯环”的多重叙事时空展现末世宿命论以及对科技的反思。如《十二猴子》以冰封的2035年为背景,科学家要科尔穿越时空查明疾病真相,本质上是要探讨科幻的畸变与宿命的轮回。或是隐去瘟疫开端与发展过程,直接呈现后瘟疫时代的末世悲歌,并通过插叙式结构连贯起因果,在弹尽粮绝的生存状态下反映幸存者本能与理性的对抗。《惊变28天》讲述的就是繁华的伦敦于短短28天变成一座死城,因车祸而昏迷数月的自行车快递员苏醒,个体在丧尸围城中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斗争;《我是传奇》通过主角幻想并利用相似性剪辑不断返回至末世前夕的社会,使故事拼接完整并使人物心理状态复杂化。或是采取冷静内敛的纪实风格多线叙事,如《传染病》同时讲述几组人物关系与行动轨迹,在“世纪战疫”的大环境下铺展芸芸众生相。多种叙事结构的使用使瘟疫电影具有丰富的想象空间,书写大灾难下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人与社会的价值冲突。
除了叙事结构的多元化呈现趋势,瘟疫电影的叙事文本往往在限定性时空下呈现,从而更好地体现灾难环境下人物性格与行为的转变以及社会失序状态下体与权力的冲突。将流动的大众体暂时置于半封闭式容器中,逼迫主人公进行应激性条件反射,使其在行动上、思想上突破常规视角,丰富影像的内涵表达并推动叙事进程。
疾病的特有表征使叙事时间被限定压缩,因传染病感染后的致死率极高,主人公往往需要在感染病毒之后的有限时间内出破解病毒的抗体。“加快时间的进程可以赋予画面生机,并使它抽象。减慢时间
的进程则使画面显得平静、具体。因此,单是通过压缩或延伸时间,就可使画面从抽象转为具体,或从具体转为抽象。”[3]《致命拜访》的主人公卡罗尔被前夫吐出的排泄物感染,病毒将在睡眠的快速眼动阶段完成病变,卡罗尔必须与困意的生理反应对抗。《极度恐慌》中塞姆的妻子在同事的过程中意外感染莫塔巴病毒,为了拯救妻子和小镇千万个鲜活的生命,塞姆需要在妻子被病毒完全攻占之前提炼出抗体,信念与爱促使塞姆公然与上级对抗,电影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目的是让矛盾更加突出,悬念的增设也让观众产生心理压迫感与角参与感。
瘟疫电影在叙事空间上一般架构在特定城市的有限地理空间内,以一种熟悉又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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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面貌完整呈现人类的城市景观。“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4]如《釜山行》中代表韩国现代化发展第一梯队的釜山在这场丧尸的灾难想象中首当其冲,《流感》里疫情爆发之地盆塘市离首尔不过一个半小时车程,繁荣之地瞬间成为满目疮痍的人间地狱,这种标志性本土空间既能让观众快速进入叙事情境,又能因现实与影像的落差带来可怖的视觉体验。
除此之外,瘟疫电影的叙事空间大都还具备密闭性,宏观上或是如《极度恐慌》《流感》中政府宣布将病毒爆发的城镇紧急封闭,并设置隔离营集中安置患者。处于空间内部的众容易诱发恐慌心理,从而产生疾病之外更大的突发事件,加剧空间内部秩序紊乱。多方势力的拉锯使影片充满张力,如同一根即将崩断的橡皮筋,影片《极度恐慌》和《流感》对乌合之众的游行都有所描绘。微观上或是如《卡桑德拉大桥》《釜山行》达成一种灾难片+公路片的类型融合,狭小空间的精心营造运用最多的就是飞驰的火车,“困室”模式阻隔救援力量,继而将叙事重点聚焦表现被困者“正在进行时”的场景,而在这种密闭空间内展现的不仅是正常人与感染者间的对抗,更是来自社会不同职业与阶级的幸存者间的冲突对抗。最美大草原风景图片
二、叙事变焦:
瘟疫电影中的社会文化想象
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的文本叙事分析模式,注重受众和社会历史语境对文本叙事的作用,使叙事从静止的文本向动态的社会转化,形成一种泛叙事性的复杂图景。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瘟疫电影的类型叙事中往往渗透出意识形态与疾病社会学的文化想象,并成为一种剖析人性的现实观照。
(一)“冷战”与后“冷战”的灾难书写:作为意识形态容器的瘟疫
后经典叙事学分析中意识形态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维度,“形式主义的叙事学需要在文本分析中增加意识形态倾向以使其理论更具活力,意识形态理论也需要在形式主义的理论资源中寻求新的武器,依靠叙事学的模式和术语进行文本分析”。[5]在瘟疫电影的叙事建构中具体呈现出政权交割、“冷战”时代背景与全球化视野的多维度意识形态表达。
电影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产物,透过影像可以俯瞰“冷战”时代下动荡纠葛的政治纷争。《卡桑德拉大桥》中为防止美国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丑闻泄露,原计划往北行驶的列车开始驶向了东方。“冷战”背景下国家按照各自的利益与意识形态集结成两大联盟:北约和华约,剩下还有一些骑墙的中立国。事件发生后同属北约的法国、比利时等不再肝胆相照,而是选择拒绝停靠请求,最终波兰答应了上校的请求,同意列车进入亚诺隔离区。颇具深意的是亚诺在“二战”时期是纳粹集中营所在地,战争后遗症下的“冷战”时代美国依旧在进行军事武器研究,而横亘在隔离区之间的卡桑德拉大桥成了美国掩盖罪行的便利条件。正如犹太老商人反复念叨的宿命,“卡桑德拉”在古希腊中是一个可遇见悲剧的女巫,它的坍塌既象征着同盟组织的分崩离析,也在发出强权剥夺人权的警告。
以瘟疫的爆发为激励事件背景,影片往往呈现出一场政权与阶级多方对垒的大秀,正如福柯所言,瘟疫往往意味着权力的空前扩张和管控方式的转型。每个角都有其代表的政权背景与阶级利益,形成各具特的符码表征,完成电影输出意识形态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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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卡桑德拉大桥》中,上校麦卡其代表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医生张伯伦代表良心与人道主义,军火商太太代表发战争横财的权贵阶级,毒贩罗比代表了洗心革面的投机分子,本应救死扶伤的世界卫生组织成了意识形态的帮凶。《极度恐慌》中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军官利用病毒研究生化武器,形成以丹尼尔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麦克林为代表的政权阶级对垒的两大阵营。《流感》在影片的开端就对韩国政府发起了嘲讽,在盆塘市岌岌可危之时权力集团内部也产生了分歧,总理与美国政府串通一气,总统一人为市民请命希望解除隔离,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韩美因“冷战”而起的纠葛几十年的“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旦半岛进入作战状态,平时根据大韩民国宪法统帅韩国军队的总统名存实亡,真正能调动的兵力只有一个——首都的防卫司令部。“冷战”的遗产与后“冷战”的时代冲撞在电影中显得极为明显。瘟疫电影所生发出的不仅是对社会现状的拷问,也是对国家行为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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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形成全球产业链的社会分工,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构成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二元关系。在以好莱坞为核心的电影
工业生产的瘟疫电影中,同样也想象性地反映了这种等级关系。资源分配不均使瘟疫电影中的病毒具有歧视性,大多起源于全球生产链条的下游国家和地区。《极度恐慌》中非洲莫塔巴病毒随着白面猴的贩运在美利坚共和国落地,《传染病》中猪流感来源于处于初级加工环节的中国香港贫困村庄,中国香港医生为得到新研制的疫苗而挟持世卫组织成员也反映了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流感》的初始病毒携带者是从中国香港向韩国偷渡寻美好生活的东南亚人。病毒的爆发在复杂的全球关系中呈现出政治不平等下的生命平等,人类社同等的岌岌可危。另外,瘟疫电影中至关重要的抗体疫苗的研制往往被置于美国高级传染病研究室,是全球最先进的科研技术水平的象征,在全球性危机事件中甚至被视为拯救人类种族生命的主导力量。
除此之外,瘟疫电影的主角往往是自由与正义的化身,如在《极度恐慌》中丹尼尔象征着瘟疫灾难下的救世主形象,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唤起普通民众的膜拜心理,通过崇拜性表达让受众对美国意识形态进行认同,从而在电影中不断重复再生产世界体系的叙事话语。
(二)身体感染与社会失活:作为社会想象的瘟疫
当人间浩劫的叙事想象观照现实,瘟疫电影对未知病毒的寓言便不再是镜花水月,而是与个体生命和文明社会息息相关的精神映照:瘟疫不仅能生理致死,还能将整个世界的现存秩序分崩离析,因此,它既是一种身体的疾病,也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症候。
瘟疫电影中病毒侵占人体并在宿主体内寄生,形成三种不同形式的身体感染:生理感染、心理感染、人格变异。生理感染主要体现在病毒噬取宿主营养并给宿主造成机体损伤,使所在器官生理功能出现障碍或衰竭,如《极度恐慌》中患者初期症状像流行性感冒,两三天后出现全身红斑,继而呕吐腹泻、五官出血,《盲流感》中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相继失明感染。心理感染表现为病毒对意识的侵入,丧失自主意志与私人情绪的“精神解体”,如《致命拜访》中被感染者丧失个性与选择权利,并对正常人实施同化使之变成空壳化的集体。反观现实,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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