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俊武 陈钊雄
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2年第05期
摘要：“雙碳”背景下，城镇化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整理了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相关研究：归纳了学界关于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内涵及度量;探讨了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和强度研究;总结了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剖析了不同文献结论出现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深层原因，并讨论了现有城镇化对碳排放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其拓展方向。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国内外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大多以IPAT模型和STIRPAT模型为基础进行拓展，集中讨论城镇化是否影响碳排放;第二，大多数文献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集中探讨城镇化过程中各种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第三，在变量特征中选择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指标的研究均有更大概率得到城镇化促进碳排放增长的结论。总体而言，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复杂且长期的问题，目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正在不断丰富，但这一领域仍需完善研究体系、丰富视角、增加创新，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城镇化;碳排放;传导机制;Meta回归分析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建立健全
绿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也成为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快速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快速增长到2021年的64.72%。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表明，城镇地区排放了全球75%的二氧化碳，制造出全球80%的环境污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也明显受到国际碳减排计划的压力。为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要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城镇绿低碳发展则是重中之重。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有利于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
关于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关注相关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增加了对该问题的研究。本文就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的近期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评述和文献计量分析，主要从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内涵及度量、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和强度以及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归纳整理相关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分析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的研究和节能减排提供借鉴。
一、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内涵及度量
由于在不同文献和学科中城镇化和碳排放的概念有所不同，因此在讨论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研究之前必须整理城镇化与碳排放内涵及度量的相关研究，为讨论后续问题奠定基础。
（一）城镇化
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从目前对城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来看，不同学者对“城镇化”的理解有所差异，因此必须明确此处讨论的“城镇化”。第一，“urban”可以翻译为城市（city）或城镇（town），但英文术语中“urbanization”通常被翻译为城市化，而不包括城镇化[1]。原因在于我国许多城镇在人口规模上已与国外不少中小城市相当，使用“城镇化”这一概念更加符合我国同时发展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战略[2]，因此本文也将延续“城镇化”这一表达。第二，城镇化是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的多方面综合转变过程，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还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土地利用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变化[3]，但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户籍制度下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分割，当前文献普遍从人口角度表征城镇化，如使用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因此本文也将延用“城镇化”表示人口城镇化，并在有必要的部分将人口城镇化与其他类型的城镇化进行区分。
诚然，城市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对城市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仅考虑人口角度的研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城镇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学界也开始从经济、土地、社会等角度挖掘城镇化的内涵，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表1为五种主要的城镇化类型及其度量指标。
大多数文献都采用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人口城镇化的指标。其中，城镇人口主要使用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4]，也有部分文献使用非农人口替代[5]。在地级市层面由于缺少连续可比的数据，也有文献使用城镇就业和失业人口总和与人口总量的比值作为城镇化率的替代指标[6]。除了以上常见的人口城镇化指标，也有文献提出城市首位度，即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规模之比，探讨人口在大城市的高度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7]，或通过人口密度研究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8]。人口城镇化的使用十分广泛，在不同限制条件下均有大量的文献，但目前对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的研究仍较少。
土地城镇化的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城市单位土地面积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增
长，另一类为城市建设相关的土地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前者包括地均财政收入、地均第二或第三产业产值、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等[9]，后者主要包括建成区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和人均城镇道路面积[10]。现有关于土地城镇化的研究更多从整体切入，对城镇内部不同功能分区和城市不同定位城市的研究尚不充分。此外，城镇土地扩张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11]，以土地面积相关的指标衡量土地城镇化存在高估城镇化进程的可能性。
经济城镇化的指标主要包含两类，一类采用GDP相关的指标，另一类采用产业结构相关的指标。前者多使用人均GDP[8]，后者包括第二或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或第二和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3]。也有文献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角度出发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消费支出衡量经济城镇化[12]。
关于社会城镇化，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和表征指标。有学者认为社会城镇化主要指向意识形态层面，其量化表征指标选取较为困难[9]。也有文献从教育、医疗和用电角度衡量社会城镇化，发现医疗水平对城镇化演进较小[3]。总体而言，当前关于社会城镇化的研究还较少。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角度进行衡量，缺少社会城镇化对碳排放传导链条的系统论述。
衡量综合城镇化的方法有很多种，部分学者参考《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13]提出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从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三个方面构造城镇化综合指数[14]。也有学者采用熵值法，从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等角度构建城镇化综合指标[15]。除此之外，也有文献另辟蹊径，使用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结合城市照明强度，从深度和广度两个角度衡量城镇化水平[16]。以上综合指标都能体现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但综合指标缺乏明确的经济意义，也难以解释城镇系统中不同部分协调下对碳排放的复杂影响。
总的来说，当前无论是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单一角度的城镇化研究，还是构造城镇化综合指标的研究都已有一定数量的成果，但不足以表現城镇化各方面发展在相互作用下从不同路径对碳排放的系统影响。
（二）碳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简称为碳排放量。现有文献中碳排放的相关指标主要有：碳排放总量[17]、人均碳排放量[4]和碳排放强度[5]，也有少量文献使用碳排放效率[18]，指标如表2所示。
由于尚未有权威的官方机构公布相关数据，当前文献都是通过各类能源消耗量及其对应的碳排放系数计算所得。现有文献关于碳排放的计算主要有两种。第一，是与一级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如化石能源燃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第二，是与生产过程相关的碳排放，主要为二级能源，如生成水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19]。现有文献中研究对象为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文献多数采用一级化石能源进行计算，如林伯强等（2010）[17]使用煤炭、石油等一级化石能源计算碳排放量。而地级市层面的文献则更多通过二级能源或末端能源消耗量进行计算，如丁凡琳等（2019）[20]从用电、用气、交通和供暖四个方面计算碳排放。不同的计算方法和能源种类使得最终得到的碳排放总量有较大差异。
二、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由于城镇化和碳排放存在多种不同的表征指标，不同文献选取的变量、样本和方法等特征也不同，因而不同文献的结论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一）主要模型
现有关于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中常用的模型有IPAT模型、STIRPAT模型、EKC模型、KAYA恒等式和LMDI，模型特点及说明如表3所示。
以上几种模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在现有文献中频繁使用。其中，大量文献在考虑城镇化对碳排放的线性关系时，都基于由IPAT模型[21]改进的STIRPAT模型进行分析[22]或通过LMDI[23]、KAYA恒等式[17]对影响碳排放的因素进行分解。在探讨城镇化与碳排放的非线性关系时，许多学者则根据EKC假设引入城镇化的平方项或三次方项进行分析[24]。
（二）相关关系
当前部分文献认为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仅仅存在线性关系，也有文献认为两者呈“U”型关系或“倒U”型关系、“N”型关系或“倒N”型关系，当然还有少数文献认为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不同模型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特点，使用不同模型是结论具有差异的原因之一。
1.关系检验
首先关于城镇化对碳排放是否存在影响，不同的学者主要通过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了检验，主要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
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碳排放并没有显著影响[25]。Du等（2012）[26]认为城镇化一方面带来更多的能源消费，另一方面人口集聚带来规模效益递增使碳排放减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同因素对碳排放产生了或正或负的影响，综合来看，城镇化与碳排放关系并不显著。但也有许多学者持有相反观点，孙欣等（2014）[27]和林伯强等（2010）[17]通过协整分析等方法发现城镇化与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周葵等（2013）[28]和谢守红等（2013）[29]同样通过协整分析发现城镇化与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城镇化是碳排放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碳排放不是促进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