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帖
打开文本图片集
北宋米芾（1051—约1108），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土、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成“米芾拜石”典故，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 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
元丰五年（1082）以后，米芾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花了一年时间就得到王献之《中秋帖》。这幅经典名帖，对米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言“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据说米芾学过东晋羊欣，北宋词人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祐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
米书并没有因此定型，其在元祐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仅一个半月内，风格却出现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 大概在五十岁以后，“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米芾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不过，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
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后人认为，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米友仁者也不免有失“艰狂”。 学者考证，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米芾名气之盛，因“绍兴天子访求其书，始贵重于天下”，于是“天下翕然学米”。从高宗刻“绍兴米帖”和起用米友仁作书画鉴定人两事可见端倪。吴琚、张孝祥、范成大、张即之、赵孟坚等皆有可观的成绩。其他参合苏、米的陆游、朱敦儒等更不在少数。韩侂胄刻《阅古堂帖》置苏、米于同等地位，此时二公的影响已势均力敌了。北方的金国，吴激、王庭筠都是学米芾的好手，王尤为突出。元人“燕人王铎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为人，以贿求为襄阳令。后果得之，号‘王襄阳’”（元陆友《研北杂记》）。元代赵子昂、鲜于枢都收藏过米芾书法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学米芾者有白珽、张铎、李元珪等人。入明，学米芾最为踊跃，如张弼、李应桢、祝允明、文徴明、陈淳、莫是龙、徐渭、邢侗、米万钟等，无不取一瓣心香。尤以王觉斯为突出。至清，崇拜者益众，但大多由董（其昌）入米，加之后来碑学中兴，米家书法便
有些不显山不显水了。近世学米芾又日渐增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多幅米芾书帖，让我们细细观之。
米芾《知府帖》（图1），纸本，行书，纵29.8厘米、横49.6厘米。
释文：黻顿首再拜。后进邂逅长者于此，数厕坐末，款闻议论，下情慰忭慰忭。属以登舟，即迳出关，以避交游出饯，遂末遑只造舟次。其为瞻慕，曷胜下情？谨附便奉启，不宣。黻顿首再拜。知府大夫丈棨下。
此为致知府大夫书札。对照字形，与米芾三十八岁的《苕溪诗》相近，但有学者认为书写时间也许略早：理由之一，“坐”、“议”、“论”数字结体的紧敛，以及不少起笔侧锋的逋峭，都带有欧阳询的特征，而这在《苕溪诗》中已经较为少见了；理由之二，“游”字水旁之挑接写短衡的上翻笔势，与同写于三十八岁的《蜀素帖》中“泛泛五湖”的“湖”字如初一辙。所以似可认为，这件尺牍是米芾三十五岁左右的书作。
虽说此幅是米芾的“少作”，但并不因此降低《知府帖》的艺术价值。整个布局上，只有首行有小缺失，首字“黻”略小，且第二字“顿”的气势大大地压过了“黻”字，这是在一般行草作品中罕见的。
“邂逅”二字也许是为了章法排列而放在了一起。前六行的用笔几乎一样，片状的笔法多，这也是米芾的作品一大特之一，虽是小字的尺牍，字字仍饱满不单薄；末四行始，笔锋转为用中锋较多，尤其“慕”字以下，少了小心翼翼的笔法，书写时多了情意，信笔挥洒开来，硬挺的线条搭配厚重的笔触，使后半部有不一样的特。
米芾《致伯修老兄尺牍》（翰牍九帖之二，图2），纸本，行草书，纵25.4厘米、横43.2厘米。
释文：（前补书：丞果实，亦力辞，非愿非愿）芾顿首启：画不可知（旁注：不知好久），书则十月丁君过泗，语与赵伯充，云要与人，即是此物。纸紫赤黄，所注真字褊（扁），草字上有为人模墨，透印损痕。末有二字来戏，才字也。告留，念其直，就本局虞候拨供给钱。
或能白吾老友吾舍人，差两介送至此，尤幸尤幸！再此。芾顿首上，伯修老兄司长。不记得也。在纸尾。来戏，才字。
米芾的用笔，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尤以尺牍真性情，代表作如《致伯修老兄尺牍》。从《致伯修老兄尺牍》单字“透”、“纸”、“老”等字，足见米字沉着痛快的风味。米芾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
米芾《晋纸帖》（翰牍九帖之三，图3），纸本，行草书，纵23.7厘米、横39.1厘米。
释文：此晋纸式也，可为之。越竹千杵裁出，陶竹乃腹不可杵，只如此者乃佳耳。老来失第三儿，遂独出入不得，孤怀寥落，顿衰飒，气血非昔。大儿三十岁，治家能干，且慰目前。书画自怡外，无所慕。芾顿首。二曾常见之，甚安。
米芾在三十余岁所书的《叔晦帖》，曾提过他钟爱的三个儿子：“鳌儿、洞阳、三雄”，而“鳌儿”是指长子米友仁，“三雄”则为幼子米友知。米芾在年过五十岁后，遭逢前所未有的家庭变故，先是小女儿于1100年过世，接着更沉重的打击则是幼子米友知于1103年早卒，《晋纸帖》就提到这段遭遇。
据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说法，晋代的北纸用横帘抄纸，所以纸纹为横向，质地松而厚，称为侧理纸。南纸用竖帘，因此纹路为竖。二王真迹多使用会稽竖纹竹纸，纸的高度约一尺许，长度约一尺半。
《丹阳帖》（翰牍九帖之六，图4），纸本，行草书，纵23.5厘米、横22.8厘米。
释文：丹阳米甚贵。请一航载米百斛来，换玉笔架，如何，早一报，恐他人先。芾顿首。
此帖所致为米芾之友人。此友人乃《适意帖》中“觑一玉格，十五年不入手”之“吾友”。“丹阳”乃润州古称。据专家考证，秋榖未登，青黄不接，米价必至踊贵，故此帖必作于崇宁二年夏秋之间。
米芾愿以玉笔架换百斛丹阳米，寥寥二十余字，“如何”二字是商量的口气，有点调皮；“早一报，怨他人先”，则活脱可见其幽默诙谐。
从文字看来，已有《世说新语》中晋人名士风度。
此米芾“翰牍九帖”之一，此尺牍的书法风格，正是在追求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札作风。米芾名其居为“宝晋斋”，十分仰慕的正是晋人风流。他研习二王甚勤，尤其《蜀素帖》，后半部全从右军《兰亭》中来。但他最为倾心的是“破体”的小王，故《海岳名言》有谓：“子敬天真超越，岂父可比也。”落笔痛快，气势开张，英俊豪迈，更契合于米芾的性格。《丹阳帖》的写法就和献之笔札相近。但是，既经“重法”的唐代，提按已是普遍的笔法，兼之米芾个性强烈，字势愈加跌宕，用笔更形起落，牵丝显露，出锋锐利。
米芾《致伯充尺牍》（翰牍九帖之七，又称《业镜帖》，图5），纸本，行草书，纵23.5厘米、横21.6
厘米。
释文：敬闻命。此石亦不恶。业镜在台州耳。芾顿首。伯充台坐。彦臣如何？
《致伯充尺牍》为信札，是写给赵叔盎的信。《致伯充尺牍》与米芾其他书作相比，有一种长话短说的效果。他写得匆匆忙忙，字里行间带过的意味太多，有些字形原是米芾潇洒得峭拔一些的好材料，但在此间，均以回环转折牵扯而过，无心作开张横撑。因此，轻盈的用笔居多，有时似蜻蜓点水，纯以笔尖跳跃舔过，使用露锋尤多，顺应笔尖，直截了当戳入，各种形式、角度的兰叶描取代于横、点、捺的位置上，这些笔画短小轻盈，点缀着整幅生动无比。
米芾《甘露帖》（又称弊居帖，图6），纸本，行书，纵35.5厘米、横50.3厘米。
释文：芾顿首再启。弊居在丹徒行衙之西，翛闲堂、漾月、佳丽亭在其后，临运河之阔水。东则月台，西乃西山，故宝晋斋之西为致爽轩。环居桐柳椿杉百十本，以药植之，今十年，皆垂荫一亩，真一亩之居也。四月末，上皇山樵以异石告，遂视之。八十一穴，大如碗，小容指，制在淮山一品之上。百夫运致宝晋桐杉之间。五月望，甘露满石次，林木焦苇莫不沾，洁白如玉珠。郡中图去，至今未止。云欲上，既不请，亦不止也。芾顿首再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