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洪：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的考古学观察
文化意义上的彩陶、石棺墓等遗存证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古羌是西藏先民来源之一；生物人类学意义上的古DNA、体质人类学证据也证明，古羌是藏族族源之一，以上考古证据可与汉藏同源的文献记载相互佐证。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共同证明，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古羌是汉族、藏族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非唯一来源。 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怎么读
学界一般认为古羌并非特指某一具体族，而是对商代甲骨文“羌”、西周金文“戎”、东周以来“氐羌”的泛称，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1]（P90）。古羌是汉族重要族源之一，汉藏文献记载古羌也是藏族重要族源之一，故可据此认为“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 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西藏实践”，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西藏民族大学组建课题组研究“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这一问题。为寻相关考古证据，课题组于2021年6-10月调查了拉萨、山南、日喀则、昌都等地的文物考古遗存，参加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昌都市边坝县昌果吉墓地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并在阿里地区、那曲市等地参与了考古调查工作。课题组还跟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1年10月前往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白玉县等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
基于课题组2021年度的田野工作，结合近年西藏考古成果及汉藏文献记载，讨论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求教方家。
一、文化意义上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的考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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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即考古学所指“文化”。和古人类遗骸揭示的遗传学证据相比，文化意义上的考古证据更多。因考古出土的其他遗存远多于古人类遗骸，能证明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的实物证据自然也就更多。
（一）旧石器时代藏北细石器与祖国内陆细石器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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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早期阶段，具有族或民族性质的人集团尚未形成。但通过石器形制、石器制作技术的比较研究，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已建立了联系。
以往，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苏热、那曲市申扎县珠洛勒等地采集的旧石器，认为距今5万至1万年期间西藏采集的细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石硕认为：“华北地区旧石器人向周边地区尤其向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的迁徙与扩散，极可能
是造成西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既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北方人已由黄河上游甘青高原南迁进入青藏高原东南横断山脉地区，那么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经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向西进入西藏高原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2]（P110-115）。但遗憾的是，这些石器均是采集品，并非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年代认识也主要是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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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西藏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及年代序列，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化保护研究所对西藏那曲市申扎县的尼阿底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尼阿底遗址是西藏境内发现的第一处有明确地层叠压堆积的旧石器遗址，也是西藏高原最早的一处有确切测年数据的旧石器遗址。根据尼阿底遗址石英砂进行的光释光测年，尼阿底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万至3万年之间。尼阿底遗址的发现，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核心地区的历史推至4万年前。[3]（P1049-1051）
尼阿底遗址出土了典型的石叶文化遗存，是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之一，这些石叶和新疆、宁夏、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发现的石叶具有相似性。[4]（P253-269）这些典型石叶文化遗存，是实证旧石器时代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有力证据。
（二）新石器时代西藏属“早期中国”的一部分
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氏族社会，形成了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族（并非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在我国西北地区（主要指以甘青为主的黄河上游地区）形成了后世文献所指的古羌（也称为“氐羌”，下文同），因气候环境变化、战争等因素，原居于在我国西北地区（主要指以甘青为主的黄河上游地区）的古羌（氐羌），逐渐向周边地区迁徙。其中，向南至川西藏东地区、向西至新疆地区，是其主要的迁徙方向。[5]（P51-57+154）具体而言，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人不断南下川西高原、金沙江中游，川西北茂县营盘山遗址[6]（P1-5）、金川刘家寨遗址[7]（P3-21）新石器时代的主体遗存都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可能经川西高原、金沙江流域，进而影响至西藏高原。
距今约5000-4000年的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价值，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是西藏最具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之一。卡若遗址的彩陶、粟作农业，是见证卡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密切关系的主要物证。卡若文化彩陶罐上多刻“折线纹”，其施纹方式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十分相似。卡若文化的粟作农业（典型遗存包
括炭化粟及作为收割工具的穿孔石刀等），均与甘青地区、川西高原、金沙江中游地区的粟作农业相同。此外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双联罐F9：46与四川汉源大窑、固原红圈子89：9、兰州沙井驿也相似。[8]总之，卡若遗址揭示了西藏东部地区与黄河上游及川西高原、金沙江中游地区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说明卡若遗址的居民有一部分应是源自古羌（氐羌）的马家窑文化人。卡若遗址的发现，为实证部分西藏先民源自古羌提供了关键性考古证据。
距今约4000-300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是西藏腹地首次发现的史前遗存。拉萨曲贡遗址发现的粟作农业、铜箭镞等，揭示了西藏腹地与西藏东部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进一步说明曲贡文化先民和卡若文化先民之间，应有人的迁徙、融合。
西藏新石器时古发掘的遗址还有昌都小恩达、琼结邦嘎、贡嘎昌果沟、康马玛不错等遗址及调查发现的察雅江钦、墨脱马尼翁等遗址，其中发现的粟作农业或石棺墓遗存等，均显示与黄河上游、川西高原、金沙江中游地区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实证了新石器时代西藏属“早期中国”的一部分。进而为实证部分西藏史前先民源自古羌提供了关键性考古证据。318川藏线景点大全
（三）早期金属时代西藏属“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
距今约3000-1400年的早期金属时代，西藏各地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新疆南部地区存在紧密的文化联系。
1、西藏东部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同属“石棺葬文化圈”
一般认为，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的“石棺葬文化”人属于古羌（氐羌）后裔。位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的“石棺葬文化”人，还逐渐向西迁徙，遍布西藏东部各地。
西藏东部石棺墓的墓葬形制有石板石棺墓、石块石棺墓两类，其中石块石棺墓与云南西北部的石块石棺墓相同，石板石块墓与川西高原的石板石棺墓相同。西藏东部石棺墓出土的双耳罐、单耳罐、双耳簋、铜剑等，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石棺墓出土物基本相同。如：昌都市江达县乃若山石棺墓新发现的双大耳罐，与四川巴塘扎金顶石棺墓[9]（P213-218）、云南香格里拉石棺墓[10]（P28-39）出土的垂腹双大耳罐相同；昌都市边坝县昌果吉墓地、草卡石棺墓[11]（P200-241）考古新发现的菱口漩涡纹圆鼓腹双大耳罐，及贡觉香贝石棺墓[12]（P30-34）、洛隆柔旺卡石棺墓[11]（P200-241）出土的菱口漩涡纹圆鼓
腹双耳罐，与四川甘孜吉里龙石棺墓地[13]（P28-36）等出土的菱口漩涡纹圆鼓腹双大耳罐相同。昌都市芒康县古水水电站石棺墓宗盖地点[14]（P41-51）采集的三叉格铜剑，与四川雅安汉塔山石棺墓[15]（P337-366）出土的三叉格铜剑相同。昌都市热底垄石棺墓[16]（P569-572）出土的铜刀，与四川盐源[17]（P1-200）出土的铜刀相同。昌都市边坝县冬卡都石棺墓[18]（（P239））与炉霍城西石棺墓[19]（P3-9）都出土十分罕见的海螺，文化内涵相近。
以上考古发现，都是实证西藏东部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同属“石棺葬文化圈”的重要物证。
2、“石棺葬文化”人向西藏中部、北部、西部延伸
属于古羌（氐羌）后裔的“石棺葬文化”人，自西藏东部还逐渐深入至西藏中部、北部、西部各地。
拉萨曲贡遗址晚期石室墓出土的铁柄铜镜[20]（P208-209），祖型可能源自广义意义上的中亚地区[21]（P61-69），但其柄部制作工艺与川西高原[22]（P33-45）、云南地区的带柄铜镜相似，镜面装饰风格与滇文化[23]（P137-148）相关。
那曲安多布塔雄曲石棺墓M1新发现的铜钺形器与四川炉霍呷拉宗石棺墓地出土的铜钺形器M2：1、四川炉霍通龙村石棺墓地采集的铜钺形器相同[24]（P63-69），其祖型当源自云南、广西地区出土的靴形铜钺。那曲安多布塔雄曲石棺墓M1新发现的无格铜剑与四川茂县城关石棺墓出土的无格铜剑DM7：1、四川宝兴瓦西沟石棺墓出土的无格铜剑M4：2形制完全相似。[24]（P63-69）约当中原魏晋时期，那曲班戈佳琼镇谷列石棺墓新发现的小型菱口漩涡纹双耳罐，说明“石棺葬文化”已在藏北高原本地化，“石棺葬文化”人已在此生活较长时间。
阿里札达县格林塘墓地出土的双圆饼首铜剑PGM6：4，与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17]（P1-200）发现的双圆饼首铜剑完全相同，金沙江中游地区石棺墓中也常见此类双圆饼首铜剑。这类铜剑与内蒙古等地发现的双圆饼首铜剑相似[25]（P125），后逐渐流传至西南石棺墓分布区，并在西南石棺墓分布区开始流行，是西南石棺墓出土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之一。（图1）札达县格林塘出土的双圆饼首铜剑PGM6：4的直接源头当是金沙江中游地区石棺墓，但遗憾的是，西藏东部、北部尚未发现此类铜剑，还缺乏中间环节。
图1：双圆饼首铜剑、双圆饼首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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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西藏扎达PGM6：4；2.云南德钦纳古采集；3.四川盐源C：194；4.四川盐源C：512；5.云南剑川鳌凤山M76：1；6.云南永胜金官龙潭；7.北京玉皇庙YYM71：2；8.内蒙古毛庆沟M60：6；9.宁夏于家庄NM2：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