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缺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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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6日上午，文言文课上，学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之后老师就让我们用文言文写一篇传记，不管写谁都行，但每个人都必须写，写完了交上去之后才可以放学。我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写谁，我觉得，只有你对某个人的生平、性格以及经历完全了解清楚之后才谈得上为他作传。而我对别人的了解是没有达到这个层次的，我写不了。当然，老师只要求我们简单地写四百字。即便如此，我也还是不愿意写，因为我的性格是，对于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好。所以，我走过去对老师说，可以不交吗？这作业我写不了。老师说，不行，你如果不交的话，那对别人不公平。我就说，那我写白话文吧，反正这文言文传记我是写不了的。她说，那好吧，给你特殊对待，你准备写谁？我想了一下说，就写鲁迅吧。鲁迅是提倡写白话文的。 最后定好了要求：以鲁迅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3000字以上，国庆节后交。于是，就有了以下内容：
1940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了一句话：“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斗士，也可以说是一个‘完人’。” 今天，教科书、老师、教授学者以及那些“鲁学家”给我们展示的鲁迅真的成了周恩来所说的“一个‘完人’”、一个神。
在这个大家从小就都学鲁迅但却几代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超越鲁迅的时代，在这个集体失去理性思考能力的不幸的时代，在这个以赞扬、吹捧鲁迅为绝对主流的时代，不管是谁站出来批评鲁迅几句，总会冒出一大票鲁迅的捍卫者来立刻反击说，你没有理解鲁迅，对鲁迅的了解还不够，应该再去多读读鲁迅的文章。是的，我们应该看到人的优点长处才对，而不应该专挑别人的短。可每当别人过分地推崇、吹捧一个人，甚至到奉若神明地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人不真实，总想出他一些“不光彩”的地方出来，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真实的、有情感的人。江门黑沙湾
自从鲁迅逝世后，在七十一年的光阴里，他被不断地修饰、被高度政治化、被神化符号化处理，作为一个人的鲁迅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要完全把他还原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根据手头的一些相关资料阐述出自己眼中的一个有缺陷的鲁迅。
一、鲁迅符号的确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延安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鲁迅的逝世发出了三份电报：《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以及《为悼念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在第二、三封电报当中，共产党还对国民党提出了纪念鲁迅的要求：
（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
（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
（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
（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泰国7日游攻略路线推荐
（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
（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
（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
（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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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产党很明显地违背了鲁迅“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的遗愿，并且，他们的要求也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共产党对鲁迅的高度认可，这是鲁迅今后成为符号、被政治化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面，更是把鲁迅的地位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海北州
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方向。
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及博导王宏志先生在《鲁迅与“左联”》一书中的“附录”《一个伟人之死：鲁迅的生前死后》一文中说： “（）这段文字很重要，鲁迅研究中的所谓‘三家五最’、‘三个伟大’就是来自这段说话，而这段评语的价值和鲁迅地位的提升，也跟说话人政治权力的巩固及膨胀有直接的关系。当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全国的胜利后，他除了是党的领导人外，也当上了时，一个后来被视为‘神化’鲁迅的过程也就逐渐被推到最高峰了。”
在时代，他的话被视为金科玉律，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确立了鲁迅的崇高地位之后又说“读点鲁迅”，于是，在作为传播统治者意识形态最有效工具的国民教育中，鲁迅的作品长期以来就一直统治着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在这种情形下，一种“非正常阅读”的模式就出现了——沙湄在《对鲁迅的非正常阅读》里说：
（鲁迅）作品和评论研究的巨额发行量，从初级教育开始必读物中的大篇幅选用，几十年来舆论工具全方位高频率的宣传，这些推行手段使自主选择的可能几乎丧失。鲁迅决不是从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平静地浮现的。远在由正常阅读兴趣引导自主选择发生之前，鲁迅的名字就已经被人为地放大到无法回避、高不可攀的地步。读者甚至没有机会感到不期而遇的喜悦，而这种喜悦原来是鲁迅这样优秀的作家能够给予的。
另外，鲁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讨论的最多的一位作家，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管是在以前、今天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再出在其他任何一个作家身上。
济南金象山滑雪场开放时间 从鲁迅逝世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电报中对国民党提出的纪念鲁迅的要求，到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地位无以复加地抬高，再到党内和国家领导人给鲁迅的不可能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作家身上的评价和待遇，以及后来在国民教育中逼迫学生对鲁迅的非正常阅读，都是在一步步地巩固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化圣人地位，鲁迅也就是这样被共产党捧起来的并逐渐变成了一个不可替代更不可超越的符号。
当然，有鲁迅的捍卫者不同意鲁迅是被、被共产党捧起来的说法，罗良平在《鲁迅决不是“捧起来的”》里面仔细罗列了一些资料，说明在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前就已经有不少人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并以此来证明《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的评价是“神化”鲁迅的说法不成立。不错，1940年之前鲁迅在文化界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青年导师”，刘半农还赠给鲁迅一幅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并且，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幅联语很恰当。
不管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前别人对鲁迅有着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能否认说话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时代，他的话被视为金科玉律。一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让刘胡兰上教科书成为亿万孩子景仰的英雄；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让
每年的三月成为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雷锋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这段话就让他们在共产党统治的区域里永远不能翻身。另外，一些人在1940年以前对鲁迅是毫不尊重的，但在1940年以后却忽然歌颂起鲁迅来了，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话语对鲁迅地位的影响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以及六、七十年代的“”中，可以说，整个文艺界所有人都先后遭到了不同程度地整肃清算，唯有鲁迅始终屹立不倒。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话语对鲁迅地位的影响吗？
就是在的话语成为金科玉律的强大影响力之下，鲁迅被确立成了中国文艺界的符号——一种不可更改、不可超越、不可非议的符号。
二、鲁迅的不可非议性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三家五最”和“三个伟大”把鲁迅在文艺界的地位抬升到了无法企及的高度，又因为那个时候的话被当成了金科玉律，这就直接导致鲁迅符号化，鲁迅的地位神圣不可非议。在1991年第5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著名作家
柏杨说：“我以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的不可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的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在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