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2卷第4期（2013年）：446—455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32No．4（2013）
———以金尚范和许远的事例为中心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简介林宗台
（首尔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协同科程，韩国首尔151－747）
摘要金尚范和许远分别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初期朝鲜宫廷天文学家的代表人物，在引进大清时宪历这件事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文章试图从微 观的角度出发，拟对金尚范和许远赴北京学习时宪历计算法的具体过程进行更 烟台养马岛有哪些景点加深入地探索。主要从天文学家们在北京旅行时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朝廷为他
们的旅行提供过哪些制度方面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实际学习是以怎样的方式进
行的，这样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同时，由此来揭示朝清之间的政治等级关系是
怎样在社会与认识论的角度，制约天文学传播之具体过程的；朝鲜天文学者们对
此又是怎样认识的，做出了哪些对应。通过对金尚范和许远事例的分析，我们还
可以了解到，他们并非将朝清在政治和科学方面的不平等关系，单纯地当作是一
种约束，而是还将其作为一种条件，在追名逐利的官场生活中加以活用。与此同
时，他们还运用了一种独特而谦逊的修辞方式，即承认自己在科学方面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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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尚范许远时宪历《玄象新法细草类汇》
中图分类号N091ʒK815.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224（2013）04-04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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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绪论
金尚范和许远分别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初期，朝鲜宫廷天文学家的代表人物。
收稿日期：2013-10-10；修回日期：2013-10-30
作者简介：林宗台，1966年生，韩国庆北常州人，首尔大学博士，同大学副教授，主要硏究朝鲜后期的科学史，jtlimbabo@snu．ac．kr。
*此文系本人于2012年11月26 28日在法国巴黎UniversitéParis Diderot召开的“Individual Itinerari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in East Asia”学术会议，和2013年5月24 25日在首尔大学举行的“17至18世纪在东亚的科学交流”邓普顿韩中研讨会上，所发表文章的修订版，英文版也即将在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2014）上刊登。在此，请允许我向在5月研讨会上，针对本文做出诚恳批评，并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特别是要由衷地感谢韩琦老师，在本文的修改过程中，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另外，还要感谢首尔大学国史系博士研究生刘琳，她在本文的翻译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期林宗台：17—18世纪朝鲜天文学者的北京旅行———以金尚范和许远的事例为中心447
本文拟通过分析他们的事例，来对朝鲜后期宫廷天文学和天文学家们所处之周边国式的独特处境做一具体的了解。
作为朝鲜后期天文官署观象监的天文学家之代表，金尚范和许远在引进大清时宪历这件事上，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金尚范在17世纪50年代初，通过多次往返北京和朝鲜，学习了时宪历的基本算法，并且在他的努力下，一种立足于《时宪历》的历书，终于从孝宗五年（1654）开始，在朝鲜王朝得以颁布。50年以后，自肃宗三十二年（1705）起，许远又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往返于北京和朝鲜，习得了金尚范未曾学到的另外一些有关制作时宪历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观象监对时宪历的运用能力。他还把在北京学到的知识一并编入《玄象新法细草类汇》（1710），刊行了出来，并自诩这部著作是朝鲜改历的最终成果。由于此二人功不可没，所以得到了朝鲜宫廷的诸多恩典，并且在之后的朝鲜宫廷和学者圈内，此二人作为孝宗朝和肃宗朝天文学家之代表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在以金尚范和许远为首的宫廷天文学家们的努力之下，朝鲜引进了清朝的时宪历。有关此事的以往研究，不仅已经总结出了时宪历引进过程的大体框架，而且还指出了朝鲜和清廷之间所谓的朝贡-册封关系之政治等级定位，是这种“科学传播”过程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对于不得不奉清朝为“正朔”的朝贡国朝鲜来说，采用帝国标准时间体系，引进时宪历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避免的过程。［1—3］①
而这些都是宏观意义上的观点，本文则试图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拟对金尚范和许远赴北京学习时宪历计算法的具体过程进行更加深入地探索。主要从天文学家们在北京旅行时，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朝廷为他们的旅行提供过哪些制度方面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实际学习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同时，由此来揭示朝清之间的政治等级关系是怎样在社会与认识论的角度，制约天文学传播之具体过程的。然而，朝鲜天文学者们对此又是怎样认识的呢？他们因此做出了哪些应对呢？
通过对金尚范和许远事例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他们并非将朝清在政治和科学方面的不平等关系，单纯地当作是一种约束，而是还将其作为一种条件，在追名逐利的官场生活中加以活用。与此同时，他们还运用了一种独特而谦逊的修辞方式，那就是承认自己在科学方面是无能的。
1朝贡国的改历：朝鲜宫廷天文学和天文学者的处境
在了解金尚范和许远的北京旅行之前，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朝鲜宫廷天文学的地位与性格。因为这是两位学者的北京之行在社会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前提条件。
对于朝鲜国王来说，历法或历书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可谓是对朝鲜进行统治的一种王权象征，而另一方面，它还是一个朝贡国之君主，臣服于清帝国皇帝的象征。朝鲜国王为了证明自己和古代中国的尧帝一样，是一个观象授时的帝王，所以十分重视天文历法。但是，在以中国为主导的帝国秩序下，一定要尊中国的皇帝为正朔，所以朝贡国国王
①比如，文献［1］ ［3］，以及Shi Yunli，“Astronomy and Diplomacy：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Qing and Joseon
Dynasties in the Eclipse Prediction and Observation，”paper presented in the Kyujanggak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Korean Studies，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Seoul，Korea，August27 2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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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身份，使得朝鲜国王在历法制作方面的强烈愿望受到了压制。在国王无权进行历之计算，也不能自制历书的约束下，为了表现出对帝国秩序的服从，朝鲜只得接受并使用每年皇帝所颁赐的历书。
由于历法具有这样的二重性格，所以为朝鲜国王制作历书，和进行历法计算的观象监也常常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朝鲜的观象监，一方面要保证具有独立计算历法的能力，而另一方面还要保证计算出来的结果，要和每年冬天由使臣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历书相一致。如果观象监所制作出来的历书，与中国历书出现差异的话，就会导致外交关系和宫廷礼仪方面出现严重的问题。［2—4］①
事实上，朝鲜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采用了时宪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1644年清廷改用时宪历之后，与之相异的大统历已然无法继续使用下去了。仁祖二十三年（1645 1646）冬天，得到清廷改历的消息之后，礼曹判书金堉向国王进言说，朝鲜也当尽快采用时宪历，并阐述了两点改历的理由。其一，也就是需要进行改历的最基本原因，大统历已经被使用了数百年，堆积了很多有关天体运行的误差，有必要换用更加正确的历法。其二，是一个更加重要，也更加现实的理由。那就是出于“中国自丙子丁丑间，已改历法，则明年新历，必与我国之历，大有所迳庭”的担心。朝鲜的天文学不仅要与天体运行相吻合，同时还要与帝国的历法相吻合，甚至有的时候，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5］，仁祖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②
1653年，朝鲜采用了时宪历。在此之前，朝廷为此真正地做出努力，一般都是在确定朝鲜使用的历书与中国历书有相当大差异的时候。金堉进言之后，朝鲜政府并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直到两年以后，朝鲜历书与中国历书在闰月的问题上出现了差别，这时朝廷才开始派观象监的学者赴北京学习。（［6］，仁祖二十六年三月七日）而1650年，不仅再次出现了闰月的差异，就连顺治帝生日的确切日子都不能预测了（根据计算，可能是正月二十九日，也可能是正月三十日），以至于圣节使出使时要带去的外交文书也无法做成。（［6］，孝宗元年十月十七日）以这件事为契机，朝鲜宫廷为学习时宪历快马加鞭，多次派金尚范前往北京。终于，自孝宗五年（1654 1655）开始，朝鲜颁布了以时宪历为基础的历书。1705年，继金尚范之后，许远又被多次派往北京学习，而究其原因，也是由于当年的历书中，出现了月之大小异于清历的问题。直至18世纪中叶，这样的情况反复地出现了很多次。③
2朝鲜为改历而建立的制度
综上所述，朝鲜宫廷为实行“改历”所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派往北京的使节队伍
①
②③朝鲜需要具备独自计算历法的能力，原因有二。其一，朝鲜国王迫切地希望朝鲜也能具备像中国一样的制度。其二，朝鲜于十月从中国拿到历书开始，一直到年末的这段时间内，要完成对历书的印
刷和颁布，在时间上来看，是相当紧迫的。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文献［2］、［3］。有关朝鲜后期历书制作和颁布过程的详情，请参考文献［4］．许允燮，“朝鲜后期观象监天文学部门的组织和业务———以18世纪后期以后为中心”（首尔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23—32页。
金堉误认为清朝是在丙子丁丑年（1636—1637）采用时宪历的。
文献［1］第一章对此过程进行了详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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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插观象监的天文学者。这些学者带着“日官”这样一个职衔，被安插进燕行使的行列，肩负着通过接触钦天监的天文学者，购买天文计算书籍和仪器，以及直接学习计算法的任务。
早在仁祖二十三年（1645 1646）年冬天，金堉在其上疏文中就已经提出过向北京派遣天文学家的建议，但是直到确定清历和朝鲜历在闰月上产生了差异之后的1648年春天，朝廷才开始付诸行动，当时被派往北京的首位日官是宋仁龙。据笔者调查，从1648年到1751年，大约100年的时间内，朝鲜前后共25次派遣天文学者赴北京学习。①在考虑到从1655年到1705年这半个世纪，时宪历的学习实际上是中断了的情况下，算下来应该是平均每两年派遣一次的样子。从每个时期的情况来看，特别是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朝鲜派遣天文学家的频率显示出急速增加的趋势。这是由于在这个时期，清廷
进行了如《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等一系列的改历工作。朝鲜宫廷派遣天文学家的举措，甚至在1741年以后变成了年例行事，并通过1746年的《续大典》被公式化了。（［6］，英祖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7］；［8］）而进入18世纪中叶以后，朝鲜天文学家的北京旅行，又进一步被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了下来。
朝鲜宫廷对天文学者在北京旅行的援助制度，应该是在宋仁龙和金尚范被派往北京的1648年以后的几年内确立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被派遣的天文学家在北京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有以下三种：（1）时宪历制作技术上的困难。（2）清廷在天文学方面以及对朝鲜使行的各种制约。（3）朝鲜天文学家和清人之间的交流问题。
（1）依靠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所制作的时宪历法，利用的是欧洲的天文学模式和计算法，这与朝鲜天文学者们所熟知的中国传统历法有着天壤之别。朝鲜的天文学家们，虽然知道时宪历和大统历在节气计算和置闰法方面有所不同，但只凭这些，想要进一步理解其中潜在的模式和深奥的计算法，是有一定难度的。②
（2）朝鲜天文学者们是不能在清国自由地对这样一个难解的时宪历进行学习的。首先，清朝与以前的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将天文历法看作是皇帝的特权之一，在钦天监以外，私自学习与实践都是违法的。［9］朝贡国朝鲜想要具备独自制作天文历法的能力，并试图将其付诸实践，本身就是一件不太
合适的事。因此，金堉在其建议学习时宪历的上书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外国作历，乃中原之所禁，虽不可送人请学，今此使行之时，带同日官一二人，令译官探问于钦天监……。”（［5］，仁祖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另外，当时处于敌对状态的朝清关系，也是妨碍朝鲜天文学家学习时宪历的要因之一。由于怀疑朝鲜的忠诚，清廷对朝鲜使臣团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加以严格的限制。因此，1648年春天，燕行天文学家宋仁龙在北京滞留期间，一直被关在朝鲜使臣的馆所，始终未能得以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天文学家们相见。（［6］，仁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当然，即便如此，学习天文学在当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还可以通过“不法”的“密买”达到学习的目
①②此外，为了学习天文学知识，朝鲜宫廷派遣非天文学家的译官和两班官僚的情况也不少。1751年这个截止年代，是笔者随意选择的，而对于以后的时期，也有必要进行探讨。
1650年被任命为观象监提调的吕尔徽的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时宪历和大统历之间差异的认识。他认为，在决定采用时宪历之前，首先应当平心静气地对其进行一番研究。（［5］，孝宗元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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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这样做的费用是十分昂贵的。①
（3）虽然有的时候，朝鲜天文学家也会有与清朝天文学家见面的机会，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语言沟通上的问题。比如1648年冬天，宋仁龙在第二次燕行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好不容易见到了汤若望，但是由于“言语不相通，虽画字质问，而辞不达意。”最终，还是没能完全达到学习时宪历计算法的目的。（［6］，孝宗元年七月十九日）为了帮助天文学家们在北京顺利地通过这些难关，朝鲜政府增添了以下几项制度化了的组织和规定，并且直至18世纪中叶没有再进行大的变动。
龙虎山天师府（1）为了解决时宪历制作技术上出现的困难，观象监于1650年选拔了5名天文学家，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学习小组的组织。为的是让这些学者在去北京以前，就开始对时宪历进行学习，从而提高他们之后在北京的学习效率。另外，这也是对可以派遣到北京去的优秀天文学者的一种选拔考试。当时金尚范入选了这个组织。据记载，除了“数三差违之端”以外，他对于时宪历的“日躔月离”计算法，都可以达到理解的程度。（［6］，孝宗元年七月十九日、十月十六日）虽然组织这样的一个“学习小组”是一个临时性的举措，之后也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当时对派往北京的天文学者的选拔考试制度，在18世纪的观象监已形成定例，并得以施行了。［8］
（2）为了克服清廷对私学天文学知识的禁止，以及对朝鲜使臣行动的制约等问题，也为了达到“密买时宪历”的目的，朝鲜宫廷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援。从1648年秋天，派遣宋仁龙前往北京的时候，宫廷就开始支付给天文学家与其他使臣一样的“盘缠”。但是，通常那些盘缠都不够应付清人索要的“膳物”费用。所以，从1652年金尚范赴北京的那一次开始，朝廷另外又支付给了他们一笔资金（这一年的情况
是银货200两）。18世纪初，许远燕行的时候，朝鲜宫廷从平安道和义州府管辖的军资金———管饷银和运饷银中，支出了大约200两左右的银货，作为天文学学习经费。并且，从此这种做法成为了一种定例。（［6］，孝宗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关于语言沟通方面的问题，有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活用朝鲜使行团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外语专家———中人译官。这种日官和译官一起派遣的构想，早在金堉的上书文中就被提出过。金尚范燕行时，朝鲜宫廷就已经专门为天文学的学习配定了译官。（［6］，孝宗三年九月十五日）有趣的是，译官的职责不单单是同声传译这么简单。译官们有着长期燕行的经验，所以他们借助于自己的人脉和手段，实际上主管了包括外交、贸易等在内的各种燕行事宜。为了达到学习天文学的目的，他们要物和确保钦天监方面可以接触的人选，并与他们讨价还价，这是没有旅行背景和经验的天文学者们做不到的。所以说，译官的参与，是朝鲜改历事业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帝国秩序之下，处于周边部的朝鲜在推进科学事业时，手段和外语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①在《朝鲜王朝实录》［5］仁祖二十四年（1646 1647）六月三日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时宪历密买之事”这样的
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