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农场刮起了返城风，恩常回齐齐哈尔，我回到了上海。杭州湾海滨游乐园
十年后的年底，恩常突然到了上海，辗转到了我，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龙海，我活不下去了。
我是从一分场调到畜牧场认识恩常的，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恩常姓黄，齐齐哈尔知青，中等个，长的白白净净，像个南方人，自幼习武，但不张扬，话不多，说话时带笑，性格好，人缘好。
慕田峪长城简介小马叫马富崇，齐齐哈尔女知青，下乡到龙镇农场东田家，小巧玲珑，也像南方人。小马和上海女知青相处得很好，不久就学会了上海话。指导员老曲头见到上海女知青叽叽喳喳，又听不懂她们说什么，心里干着急，就经常将小马叫到办公室，问上海女知青说些什么。小马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反正是开心呗，听不懂！”小马是听得懂的，只是不愿意和老曲头说。 小马随东田家两个知青排调到畜牧场，闺蜜陈剑和恩常的朋友张继武关系不错，两个人牵线
搭桥，小马和恩常好上了，一好就是四十多年。
恩常和小马1979年回到齐市，不久便成了婚，住在恩常家一个不大的偏屋里。小马到了和平厂造大炮，恩常到了建华厂造炮弹。婚后一年生了一个儿子叫大鹏，本来小日子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过下去。没想到，八十年代初，军火卖不出去，齐齐哈尔八大厂一下子就垮了，发不出工资，工人每月还要向厂里交钱保留厂籍。恩常和小马东拼西挪，勉强交了半年，实在交不出了，生活也陷入了绝境。
恩常说：“我们什么都干过了，贩过西瓜、贩过鱼，贩过香烟，都不行。那时候，齐齐哈尔整个不行了，家家穷，谁也没钱买东西。我自己打了个小推车，小马帮我煮了大碴子粥，我推到火车站去卖，壹毛一碗。头几天还行，每天能挣个块儿八毛的。不曾想，一帮戴大盖帽的撵我，我推着车子跑，车子翻了，大碴子粥撒了一地，我蹲在洒在地上的粥边上，想哭，却哭不出来。龙海，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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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比齐齐哈尔好很多。我回到上海正逢部分全民企业向社会公开招工。我通过文化考试进了上海科技大学分校，刚开始做门卫，一年后学校送我去同济大学分校培训，专业是《现场施工管理》。结业后，我回到学校，转干，调到了基建科工作。家里太穷，大学里
工资也不高，耻于不能赡养母亲，我于1984年从学校离职，下海经商。
那时候，刚开始搞特区，市场也刚刚活跃起来，干部子弟开公司的不少。我没有资金，也没有背景，就在广西北路246号开了一个卖服装的个体小店。后来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叫杜卫国，绰号：阿二（上海话“二”读“尼”），住在陕西路红房子西餐馆东侧的洋房里。改革开放，西装开始流行起来，他介绍了一家位于国际饭店四楼的开普公司，需要订购一万套毛涤西装。阿二陪我到了开普公司到总经理李升强。李升强穿着一条背带裤，气宇轩昂。我和李很快谈定了意向。回到广西路我立刻让弟弟叶马宝到嘉兴桃园乡张墩村开办了一家服装厂，一面到南市区纺织品批发部买了面辅料，请人做了一套西装，订上桃园的商标。一个月后，带上样品，以桃园张墩服装厂的名义和开普公司订立了供货合同，每套西装四十八元，总价四十八万。开普公司预付百分之三十，我拿到十四万四千元的银行汇票，手都在发抖。 接下来就是请师傅，购买面料、辅料、组织生产。三个月后，将一万套西装按合同要求送到了开普公司。三天后去拿余款时，阿二告诉我，开普公司说送去的西装，面料不是毛涤的，是中长纤维。当时市场上刚出现中长纤维的化纤面料，我们不懂，我拿出南市区纺织
品批发部的发票给阿二看，上面写的很清楚：毛涤。阿二拿出开普公司交给他的面料化验单，没有毛的成分，全部是化纤。我傻了，一股热血从脚底冲向头顶，了把刀要去开普公司。阿二和弟弟拉住了我，阿二讲，事情是我们不对，面料是中长纤维的，冒充毛涤，开普公司看在我的面子上没有我们打官司要求赔偿，蛮好了。我冷静下来，想想阿二说的有道理，只是觉得李升强不地道，早就可以和我讲，等我西装全部做好，送到他那里，突然扣下，再拿出化验单，太精怪了。我觉得被狠狠宰了一刀，然而又实在想不出他错在哪里。李升强给我上了经商的第一课。
过后，我们拿着化验单去南市区纺织品批发部交涉，他们是从郑州一家公司进的货。郑州方面无钱赔偿，只愿意赔偿五千米中长纤维面料，价值六万元。弟弟用赔偿的面料又生产了两千套西装，结果卖不出去。全部压在仓库里。为了这两千套西服，我苦熬了四年。
十二年后，我和上海电视台的汪求实在安福路的一家菜馆为法国回来探亲的胡蓉接风，看见李升强和他的妻儿在边上的桌子上吃饭，他巳经没有了当年的锋芒，沉稳了许多，我也成了小有名气的房产商。他的眼光掠过我的时候，毫无知觉；我有知觉的眼光瞥向他，他低头吃饭，过去的恩怨已消散成烟。
新疆旅游几月份去最好恩常到上海到我，刚好是我从四年的泥泞里爬出来，开始重振旗鼓的时候。我花了三万元买了上海工业合作协会下属的一家东南服装生产合作社，新增五万元注册资金，更名为上海东南服装经营部。经营地址在宁波路顾家弄17号。
会同天气恩常听说我在上海当了老板，希望能和小马到我企业来打工。
我想了两天，觉得担子太重了。社会上招聘人员，干得不好，可以辞退。企业倒闭了，后果也不会严重。恩常夫妇来，意味着他们是公司永久的员工，万一企业做不下去了，怎么办？怎么对得起他们。还有就是他们到了上海面临着住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等。然而，我了解恩常，他是个硬汉子，不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他不会千里迢迢的来我。他把一家三下去的希望托付给我，不也是对我的信任吗？想到这儿，与责任重大一起涌上心头的还有感动，血脉又一次偾张起来：行，让他们过来。
两天后，我请恩常在汾阳路上的越友餐厅吃饭，越友餐厅原来是白崇禧的府邸，一栋白的二层洋楼，称为“小白宫”。南面有一个漂亮的花园，恩常想见钱萍，我请了钱萍一起来。席间，我对恩常说：“恩常，我现在刚刚起步，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和小马带着大鹏来，我承诺不了什么，可以承诺的是：我吃饭，你吃饭，我喝粥，你喝粥，行吗？“恩常
的脸开朗起来，继而转为凝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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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也就是1990年正月初九，恩常一家到了上海。过了很久，小马回忆说，当初来上海，在齐齐哈尔火车站，她拽住她，不让走。说是一家人跑那么大老远，投奔一个多年没来往的知青，能行吗？万一不行咋整，那可是一家人哪！小马劝她，行不行不知道，但留在齐齐哈尔肯定不行，活不下去。去上海看看，不行再回来，好歹是个机会。
恩常一家到上海后，住在我的房子里。房子很小，只有7.6平方，在虹口区临潼西村，四家合用煤气、卫生间和一个露台。房子是学校分给我的。大鹏在附近的学校读书，幸运的是小学和中学班主任都是黑龙江知青，没有收借读费，还给了大鹏额外的照顾。刚到上海的几个月，大鹏常常哭，说是想家，想老叔。那段时间他们活得够艰难的。小马后来回忆说：“刚来上海，啥也不习惯，吃的、住的。特别是冬天，那个冷啊！买东西凭票，龙海把粮本，副食卡都留给了我们。他自己咋混的也不知道。”
怎么混的？我的确忘了。
时间长了，他们一家慢慢习惯了上海的生活，大鹏学会了上海话，和同学、邻居也熟了，再也不想回齐齐哈尔了。
恩常到上海的前几年，我带着前妻和女儿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搬家生活。那时候房子不能出租，都是借住朋友的房子。先后住过广西路、制造局路、定西路、延庆路、紫阳路，最后搬到田林十一村才安居下来。定居瑞典的女儿回国看我说，少儿时代最深的记忆就是搬家。
田林十一村的两居室是我的朋友顾立德医生的。他在天平路的文艺医院上班，专长喉科。198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到紫阳路到我，说去瑞典讲学，不准备回来了。我吓了一跳，这不是叛逃吗？他说缺钱，我不响，将家里所有的钱给了他，大概有一万柒仟多元，其中有一些角票，我用橡皮筋扎成一卷，一起给了他。他没数，拿上钱就走了。半个月后，顾立德约我到田林十一村他家里，将房间钥匙给了我，让我代他照管，以后就没了音讯。
五年后，收到顾立德的信，约我到香港见了面。他在瑞典哥德堡医学院当了医生，不回来了，将田林十一村的房子送给了我。
经营部在市百一店、八仙桥、四川北路等商场设有专柜，我安排小马在专柜做营业员，恩常到下设的川沙张江服装厂工作。厂长是我们农场窑地的上海知青高伟盛，他返城后不久
下岗了。我和他各买了一辆捷安特跑车，如果我去厂里，会约上他，一清早在卢湾网球场打一小时的球，然后背上双肩包，从南码头摆渡过江，顺着龙东路骑行一个半小时到厂里。恩常则每天从杨树浦渡口摆渡过江骑到厂里。那时的我们精力旺盛，意气风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