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崂山哪个景区最值得玩以非遗之名：西岭山歌新唱二十年（2000—2020）兰州旅游攻略必去十大景点
作者：杨晓来源：《音乐探索》2021年第04期 摘 要：西岭山歌是成都西郊大邑县西岭山地流传的一种民间歌唱，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2000年以前大邑传统音乐生活和山乡耆老的山歌自觉为基底，以2000年以来的西岭山歌非遗之路为线索，对西岭山歌当代20年生命史进行书写，强调西岭山歌在当代以非遗为名的社会动员方式与知识整合过程。 关键词：西岭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张道深;四川民歌;传统变迁景德镇景区有哪些景点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1）04 - 0067 - 11
DOI：10.15929/jki.1004 - 2172.2021.04.006
2013年初秋，成都向正西驱车百余公里，在西岭雪山脚下的小镇，笔者第一次听到一种
被称为“西岭山歌”的地方民歌。在此之前，这种百年以来盘桓于川西山水之间的歌唱，和中国大地上千百种区域性“小众歌种”一样，自在自为地生长，尚未全然进入学界与公众视野。2014年，继“巴山背二哥”和“川北薅草锣鼓”之后，西岭山歌作为典型的四川汉族山歌进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透过对西岭山歌最近20年生命历程的观察，本文在勾勒歌种当代声音民族志的同时，期待以此个案关照非遗时代中那些追随非遗一路而来的小众歌种们在当代以非遗为名的一些相似的生命轨迹。
山海关老龙头景区门票 一、故纸寻声：大邑传统音乐生活的历史辑录
从2013年到2021年，在前后4次居住式田野考察中，笔者一直尝试着由小镇走进乡村进而走向山，去探寻尚在日常中活态歌唱的西岭山歌。但当地60岁以上的老人们决绝地告诉笔者：“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山上挖贝母、抬木头、种玉米、打野兽的时候最爱唱山歌，现在这些活路都不做了，在山上也基本上听不到山歌了。”山歌传统，在田野中以“追忆”的方式不断闪现且日臻完整，不过笔者更期待看见在更广泛的区域文化中的山歌图景，即川西大邑地方的整体传统音乐生活格局及其中的山地歌唱。同时，笔者也深信，尽管学界对西岭山歌的研究有限，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多次民间音乐整理工作中，一定留下了
西岭山歌的种种痕迹。对这些历史记忆的梳理，都将成为理解西岭山歌当下20年生命史的前提。
（一）大邑自然与文化中的山歌生态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下简称“国遗”）的申报书中，西岭山歌清晰地标定其流传于“成都西部百余公里的西岭山区，以雪山脚下的西岭镇为山歌传唱之中心地区，并辐射周边山地”。西岭镇行政所属大邑县处成都市极西，毗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雅安市，处于成都平原向川西北高原激烈过渡地带，县境海拔最高5364 m，最低475 m。西岭镇为大邑县最西最高的乡镇，背靠夹金山与龙山山脉，与汶川县、宝兴县和庐山县隔山相望，平均海拔1400 m，已属山地生态。大邑因“其邑广大，遂以为名”。至民国末，农业一直都是大邑县的主体经济，且沿用传统的工具与耕种方式。在西岭镇老人们的记忆中，因毗邻大山，除日常农耕外也靠山为生，挖药材、烧碱、打猎、伐木等均为生活常态。传统的山歌场景，即发生在这平原与高山过渡的陡峭山地之间，在农耕生活与山地生活的交织中。
大邑古代文化以儒释道三家并举见长，鹤鸣山被尊为道教发源地，雾中山开化寺则是
共认的佛法南传第一寺，清季以来方志可见其境内书院林立，尊孔读书之风兴盛;近代大邑因山下的刘氏家族军阀和山上的川西土匪闻名遐迩，两股强人势力相互纠缠并深刻地影响到当地民风。处于过渡地带的西岭地区，成为平原文化与山地文化的交流要津，当地藏族、羌族与汉族同在山中劳作生息，更增加了族文化的多样性。从其歌词与音调观察，西岭山歌所体现的正是由古代延续到近代直至当代西岭地区多元文化杂糅的复杂关系。
（二）清季以来地方历史记忆中的大邑音乐传统
关于大邑地区传统的音乐生活，学界尚未有专题论述，自清季乾隆以降的若干地方县志就成为追溯这一区域民间音乐概貌的重要线索。
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同治十六年（1867年）与民国十九年（1930年）编纂的《大邑县志》中，虽未对地方传统音乐有专门描述，但在“祀典”“乡饮酒礼”“学校”“祠庙”“风俗”“风土”“岁时”等条目中，清晰地记载了地方祭祀、典礼、节气、节日及民俗中的音乐生活。祀典、祠庙与乡饮酒礼是一整套由中央而地方的规范用乐礼仪，并有标准化的乐谱用于礼仪;岁序节令、岁时中则出现了大量乡土风俗中大众参与性的用乐描写，如元宵节“巧扎龙灯，装扮雜剧故事，逐户盘旋，箫鼓喧阗。以米粉包糖为团相馈遗，庆赏元宵”，
文昌帝君圣诞“土庶演剧庆祝”，祭祀川主“如遇岁旱，各共迎川主祈雨。应则签点会首，演剧酬神，谓之雨戏”。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大邑方志》中，于“方伎（技）”一处还专门记录了蜀人雷威斫琴在雾中山取琴材的故事。
1949年后的3部《大邑县志》专设“文化”一章，记录文艺、图书、文物、影剧诸事，其中文艺部分多以记录当代创作音乐作品为主，也述及川剧、金钱板、清音等传统音乐形式在当代的新创曲目及颇受众欢迎的表演情况，同时还对传统川剧、花灯花鼓、评书相声、舞龙舞狮在传统节日期间的表演情况作出介绍。2010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志·大邑县卷》中，对道观寺庙林立的大邑宗教仪式用乐做出了简要的描述，并强调民间丧葬仪式中道教音乐的盛行，且依照工尺谱进行演奏。上述记录与《成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对大邑县民间吹打音乐的普及情况的描述形成呼应，书中专设“大邑县民间艺人小传”述及传统的吹打乐班的主要人员、行乐方式以及普及当地的传统“轿房音乐铺”。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
换句话说，在清季以来的大邑地方日常生活中，充满着诸种流行于四川汉人地区尤其是盛行于成都平原的传统音乐形式，所谓祭祀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一应俱全。民间音乐中又以戏剧音乐、曲艺音乐的描述最多，歌舞小戏音乐次之，同时也专门
对民间器乐尤其是吹打乐的使用进行了书写。值得注意的是，清季至民国的方志中，几乎遍寻不得关于乡野民歌的记录，是否文人轻贱乡俗歌唱不纳之入志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山地乡民口中哼唱的山歌中，可以明显体会到大邑流传的诸种传统音乐对山歌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关于山歌的描述与诠释中，乡民们也会论及川剧音乐、道教音乐、歌舞音乐及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等等形式是如何被主动地纳入到他们的山歌之中。这就可以理解，西岭山歌一方面在歌词上杂糅了自古而今的西岭地区多元文化形态，一方面在歌唱旋律与歌唱方法上纳入了大邑及周边县乡丰富的音乐表现方式。
（三）从“民歌采风”到“十套集成”的记录
目前所闻关于山歌最早的当地人个人记忆，来自《山魂之声：西岭山歌及其传奇》编著者张道深先生的父亲。张父其昌生于1915年，在他的记忆中，清末秀才伍翰林（字蒿生）曾因叹服山歌文辞而搜集过西岭地区的山歌。但当张道深欣然前往时，其子孙称几箱子文稿全在“”中损毁。更不幸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使1949年以来几代民间文艺工作者整理的山歌文本与磁带再次消损于暴雨积水之中，幸而关于山歌在1950年代的整理情况，被当时的参与者——大邑县文化馆的谢良先生——清晰地记录在《记大邑县五十年代
后期的民歌采风与新民歌运动》一文中。文章不仅清晰地描写了1957年暑期大邑县组织采风工作组在西岭镇（原双河乡）采访的具体情景，且对双河乡一带山歌的类型、著名歌手、演唱特点、传承方式与相关民俗均做出记录，并列举出十余首山歌歌词以飨读者。他特别说明此次采风的收获是选出了450首歌词编印成了《大邑山歌选》（上下册，油印本）。尽管这些油印本在地震中大多被毁，但仅从数据上亦可见1950年代西岭地区传唱山歌的数量之大、类型之丰富、人之众多。
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联合签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民字〔84〕第808号）。在中国民间文学3套集成的整体工作部署中，大邑县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西岭山歌进行了再次收集。1989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省卷·成都市大邑县卷》中，包含了98首西岭山歌的歌词与7首曲谱，并对每首歌的演唱者、采录者、采录时间和流传地区进行了详细记录。同时，经过层层筛选，在最终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开篇的“汉族山歌”部分，《五月端阳阴阴天》《一对鲤鱼红鳃鳃》2首西岭山歌代表大邑县被纳入到348首代表性的四川汉族山歌中。颇有历史意味的是，其中《五月端阳阴阴天》的演唱者正是后来的西岭山歌的省级传承人、年轻时的任汉成。
从知识整理的角度观察，从1950年代的“民歌采风”开始，民间文艺工作者和学界不断以采集文学和音乐的视角，对西岭山歌进行了多次歌词整理与曲调记录。不过从目前所整理到的相关数据观察，在2010年前尚未有学界以知识整理为目标，对西岭山歌进行过专题田野工作与知识书写。在此知识整理不足的情况下，西岭山歌能在2014年一次性成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和地方文人、地方歌手、地方政府在当代较早形成的文化自觉确有关系。
二、山歌自觉：山乡耆老的山歌整理与团建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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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乡耆老的山歌收集与整理
直至2014年国遗申请成功以前，西岭山歌21世纪开始14年的生命史可以200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篇。2007年以前，一山乡耆老怀着对传统巨大的信心与自觉开启了自下而上的山歌复兴;2007年非遗之路开启后，则由政府牵头演化成一场荡及山乡内外的广泛的社会动员。
任汉成在回忆起2007年踏遍西岭周边采访山歌时颇有失望之意：“我记得很清楚，在6
6年（笔者注：指1966年）以前的西岭镇到处都能听得到山歌声，66年以后就把山歌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谁要是敢唱就批斗谁，所以西岭众一直不敢唱山歌。……2007年张道深老师我和李有福三人到天、芦（山）、宝（兴）调查山歌、可是很不如意的是当年唱山歌的人（大多）都死去了……”除了任汉成所说的特殊年代的社会原因之外，西岭山歌的命运也和大邑县整体经济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到2000年，大邑县整体经济结构完成了从倚重第一产业到强化第二产业再到发展第三产业的过渡，新兴的产业形式不仅使人们不仅脱离了与土地的捆绑，且进入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西岭山歌因此失去了功能性的土壤与民俗性的根基。在大多数当地人不再热衷唱山歌的世纪之交，有两人一直在为山歌揪着心并以收集整理的方式延续着山歌微弱的生命。这其中，一人是山下大邑县城文化馆里的老师们，一人是以山上张道深、任汉成为核心的山乡耆老们。
《成都日报》在对张道深的采访专稿中朴素而准确地将他定位为“一位博学多才的老作家、一位退休后闲不住的老校长、一位拯救西岭山歌的乡村文化使者”。1937出生的张道深少年以聪明善学闻名，年轻时命运多舛，中年投身教育任中学校长16年，壮年著书立说《两河口》名揚文坛，晚年则全身心奉献于西岭山歌的复兴。最早触动张道深并促使他下定决心投入山歌的，是远在美国阔别西岭70多年的父亲在90高龄之际多次向张道深提及自
己年轻时西岭一带唱山歌的难忘民俗情景，他反复嘱托儿子：“《诗经》里面的诗都是能唱的民歌，……能不能让西岭的山歌也活起来。”2004年，旅居美国正在进行个人文学创作的张道深。受托于西岭镇政府回国投入到西岭山歌的复兴行动中。“山歌是大事，是最真最纯的乡村大众文化，已经濒临灭绝，再不拯救就来不及了。我个人的小说以后还可以写，再老跑不动了为山歌奔波就难了。”至此他开始了为山歌专注奔忙的岁月，2007年被公推为西岭山歌协会会长。
任汉成在其申请省级非遗传承人的口述中，对自己的山歌生命史做出过极为生动的回忆，不仅描述了幼年时向任光举、任耀武学歌的细节，还说起少年、青年时在山上与藏族、羌族等多民族药农一起挖药互相切磋山歌的情景，并特别提到代包氏、王芝海两位女性山歌能手对他的传教。他说：“如没有前面几位老师的培养，和那么多兄弟妹的重要唱腔和韵味，那么我今天就不能懂得那么多的调门和那么多的山歌。”张道深对这位山乡闻名的山歌能手赞不绝口：“他记忆力极好，脑子灵动聪敏，擅长讲故事，说歇后语，唱山歌，还会写祭文、读祭文，他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唱不完的山歌。……他是西岭山歌协会的副会长，是顶梁柱，对西岭山歌的传承弘扬贡献很大。”用任汉成自己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把西岭山歌唱下去，她埋没那些年，我心痛。现在起死回生了，我激动万分，觉得人也
年轻了，更有劲了。”
（二）山歌协会创立与山歌团队搭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