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
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1892盘锦红海滩几月份去最好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
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班，与G.E.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系创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R.E.帕克、E.W.伯吉斯
等人，形成了该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到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 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开设 40多门课程，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的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托马斯和F.W.景洪旅游景点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
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为全美社会学会刊。这一变更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统治地位的减弱。
对于每一个或具有宗教，或具有政治，再或具有学术信仰的人来说，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圣地。犹太教徒有他们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有他们的麦加；革命者有红场或是延安；而对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来说，他心中的圣地就是芝加哥。
芝加哥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是因为自1892年起，刚刚诞生的芝加哥大学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阿兰·库隆，2000：71），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
派”。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其实，1940年代之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了一批享誉战后社会学界的大师，如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他们则被称之为社会学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Fine,G.A.,1995旅游网站网页设计模板）。这些社会学先贤们的学术思想、人生成就、社会活动和后继影响，就是我们这篇包括上下两个部分的文章将要解读的主要文本。
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有着实业界的“强盗大王”和虔诚的浸礼教徒双重身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洛克菲勒，同意浸礼教会的提议，在芝加哥这个当时仅次于纽约的美国大都市捐资建立一所大学。威廉姆·哈珀（William R. Harper）这位在耶鲁大学教授希伯莱语的年轻博士，因为其宗教背景（先前也是浸礼会的牧师）和对社会改良运动的热衷，而有幸被聘为这所大学的校长。不过，在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新兴的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 Small，1854－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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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三峡原文及翻译简短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从资本主义营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成为精力充沛的大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在这其中，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这个1833年还仅有数千居民的原木贸易站，在60余年内凭借当时开通不久贯穿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和1893年为纪念发现美洲400周年而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到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1930年即在我们将要论述的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更是达到350万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190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的骰子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1904年，
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2年，当38岁的斯莫尔来到芝加哥之时，具备了在这所有着浸理教会背景的大学中设立一个新的系科并担任其领导职务的全部理由：1879年，这位浸理会教友在结束大学神学学习之后，曾前往德国柏林和莱比锡留学三载（这在当时是美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并在柏林与后来独领欧洲和美国社会学之风骚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相识。1889年，返回美国的斯莫尔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三年担任科尔比学院的院长。正是在科尔比学院，斯莫尔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教授这一新兴学科。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这位早年受到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了相当的精力去翻译前者的主要著作，并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系能够成为德国社会学的前哨阵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已经被人遗忘殆尽。不过，这位同哈珀一样有着改良社会之热诚的浸理会教友，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
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从1892－1925年，到退休时为止，在斯莫尔担任系主任的33年行政生涯中，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且担任主编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这三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在1930年代之前，芝加哥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社会学分支组成，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的主体内容，既与美国早
期社会学中的流行范式或“潜在的学术氛围”有关，也与芝加哥突然崛起而又紊乱无序的城市生活有关。就前一个因素而言，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无论是沃德、萨姆纳，还是吉丁斯、罗斯，受到法国心理还原主义者塔德的影响，大都信奉心理进化论，这使得社会心理学成了1930全中国地图高清可放大100倍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家的最一般的专业选择（193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1832名会员中，37％的人是社会心理学家；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在13265名会员中下降到19％）；而就后一个因素而言，正是芝加哥在1833－1930不到100年间的迅猛发展，使得最能够突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的城市以及那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在这两个领域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托马斯则是能够在这两者间汪洋恣意的一位大师。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从1893年离开密执安大学，追随其好友哲学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时为止，米德都一直是该校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这门课程从1900年开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为止，每年一次，整整开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大多数研究生。在这门经典课程中，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精神、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 and Society，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
要想系统地阐释米德思想的来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位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位神学教授家庭的天才，16岁就考入了其父所在的奥伯林学院。因为父亲早逝，米德读完大学后便以充任小学教师、铁路勘探工和家庭教师糊口。1887年，米德再度入学，考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师从威廉·詹姆斯和乔赛亚·罗伊斯。一年以后，米德前往德国深造。在德国莱比锡，他从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那里获益匪浅，尤其是冯特的“姿势”（gesture）概念后来成了支撑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概念；也是在莱比锡，米德遇到了后来使他对心理学产生终生兴趣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而在柏林，刘易斯·科塞猜测，米德曾听过齐美尔的课，因为后者对互动及整个社会微观过程的关注正是后来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所在。
不过，米德的思想直接与三位美国思想家有关，这就是他在哈佛时的老师詹姆斯、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时的好友哲学家杜威和社会学家库利。借用乔纳森·特纳的话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为米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显然，从詹姆斯那里，米德获得的是“自我”这一概念，它说明人类具有将自己视为客体看待的能力；在詹姆斯之后，库利完善了“自我”这一概念，论述了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对方姿势的理解，以及是如何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的，这最后一点，即库利的“镜中我”，为米德提出“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提供了温床；最后，杜威所提出的“精神”（mind）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在互动中发展的理论，同样对米德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