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代台湾原住民悲歌
长期以来，文艺片、青春片几乎是台湾电影的代名词，而重庆市内旅游必去景点
9月在台湾上映并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的《赛德克·巴莱》，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台湾电影的刻板印象。这部长达四个半小时、号称“史诗”的电影，以大量残酷的战争场面和血腥镜头，再现了1930年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新西兰签证申请中心
—— “雾社事件”。该事件是日治时代台湾最后一次激烈反抗行动，杀死日本人134名，造成日本驻台湾总督撤职。 两个多月来，《赛德克·巴莱》是台湾最热门的大片，在台湾街头，记者看到铺天盖地的宣传海报，台北著名的诚品书店里，有一个书柜专门陈列这部电影的相关书籍。尽管该片尚未在大陆上映，但引起不少人去探究雾社事件的背景和过程。正如该片监制、国际知名导演吴宇森说：“《赛德克•巴莱》唤起了我们曾经遗忘的、忽略的这段发生在台湾土地上的历史”。
“文明洗礼”激起反抗
赛德克·巴莱是台湾原住民语言的音译，汉语意为“真正的赛德克”。在大陆的历史、地理教科书上，台湾少数民族统称为高山族。其实，高山族细分为阿美人、泰雅人、排湾人、布农人、鲁凯人、卑南人、赛德克人等14族，在台湾他们统称为“原住民”。原住民被誉为台湾历史的母亲，因为在客家人、闽南人等汉族人移居台湾之前，这些原住民已经在岛上生存繁衍8000年之久。
甲午战后，清朝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原住民令日本殖民者感到颇为头痛，他们虽然只占台湾人口的2%，但大多体魄健壮，有坚定而原始的民族信仰，是既难征服又难“教化”的族。尤其是赛德克人，彪悍善战，1910 年日本当局为征服赛德克聚居的“雾社”地区，出动1000多名警察并动用大炮才达到目的。雾社距离日月潭几十公里，风景优美，资源丰富，晨昏多雾气笼罩，故得此名。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日本人在此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1930 年前后，雾社已经发展成山地小镇，被日本当局视为“模范蕃地”，时常有官府要人来此视察。雾社的本地青年和部落头目还被送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 日本殖民者意图在台湾长期发展，逐渐将镇压防范策略转变为“教育同化”。他们在山区设
立公共厕所、公墓、卫生所等设施；指导原住民种稻、养蚕、造林等，以取代原住民旧有的狩猎生活；利用原住民从事山林开垦建设；广设“蕃童教育所”，普及日语；派驻警察严密管理部落；禁止山地人刺青、屋内埋葬、猎取敌人头颅等原始风俗。
从表面上看，日本人的做法似乎是给“野蛮”部落带去“文明”，但一厢情愿的“施舍”违背原住民本来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必然激起反抗情绪。
赛德克族千百年恪守祖先训示，遵循四季流转从事狩猎、农耕、编织等传统生产活动。日本人统治后，原住民狩猎需向日本派出所申请才能领取支弹药，织布原料种植也受到管制。失去传统生计方式的原住民只能转而充当日本人的劳工与女佣，而有些日本人因优越感欺凌原住民，或利用原住民不擅计算，在报酬上占便宜。部落中男子常被日本人征用伐木。赛德克人视森林为圣地，视樟树为守护神，砍伐樟树使民众感到惊恐愤怒。在运送樟树出山的路上，为使树木完好，日本警察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还要求原住民肩扛手抬。
婚姻问题也在原住民心中埋下愤怒的种子。日本领台之初，为了了解“蕃情”，便于统治，鼓励日本警察娶部落头目和要人的女儿为妻。这些警察往往在日本本土已有妻子，就近娶
的原住民妻子被称为“内缘妻”。日本法律不承认内缘妻，原住民女子常被抛弃，其中包括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的妹妹。她嫁给日本巡查近藤仪三郎，数年后丈夫行踪不明。贵为头人之妹，遭遇始乱终弃，族人莫不憎恨。
“野蛮的骄傲”，砍死134名日本人
1930年的一天，部落中一对青年男女结婚，一名新任日本警察巡逻经过，莫那·鲁道的长子达多·莫那正在席间帮忙杀牲，看到日警，便拿起一碗酒热情上前，欲拉日警的手请他喝酒，不料日警嫌他手脏，用手杖打开达多·莫那的手。愤恨不平的达多·莫那协同兄弟巴索·莫那，把那位新任驻警打得头破血流。漳州人事人才网
新仇夙怨，在这一刻达到顶点。几天后，部落里的年轻人围绕着莫那·鲁道，要求他带领大家反击日本人。莫那·鲁道看着年轻人们白净的脸——他们都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没有纹上赛德克图腾。按照传统，只有脸上有刺纹的人，才能结婚、拥有后代；没有刺纹的人，永远被视为小孩，永远被讥笑，将来死后也不能通过传说中的“彩虹桥”去见祖灵。正如电影海报上写的：“孩子啊，你们白净的前额，还能走过美丽的彩虹桥吗？”为捍卫族传统和祖先的荣誉，莫那·鲁道决定举事，哪怕被灭族，英勇的灵魂也会获得最终的自由。他告
诉那些年轻人：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如果文明要让我们卑躬屈膝，那就让你们看到野蛮的骄傲！
举事时间定在1930年10月273d卫星地图免费版日。台湾总督府为纪念一名日本亲王忌日，举行台湾神社祭，雾社地区则举行联合运动会。运动会在一所学校开幕。所有日本人、警察及其眷属齐聚之际，莫那·鲁道率六个部落300多名赛德克勇士突袭，同声高喊：“内地人(日本人)连小孩也不放过！本岛人(汉人)不杀！”攻击号令下，在场有134名日本人被砍死，重伤26名，受伤215人。被杀者包括大量妇女儿童。
另一方面，莫那·鲁道命令两个儿子袭击日本警察驻所，将日警及其眷属全数杀死，切断日人对外的所有电话线路，虏获支180支和弹药23037发。
起事部落被杀近千人，几被全歼
日本方面闻讯大为震惊，驻台陆军少将镰田弥彦调动三千多名军警，挟山炮、机等优势武力，前往雾社讨伐。从1930年10月28日开始至12月26日，参与起事的六个部落总人口1234人中，共死亡庐山旅游攻略门票价格644人。日方还利用部落之间的世仇，挑唆有山林作战经验的部落围剿
莫那·鲁道。1931年4月，亲日部落道泽社袭击了起义幸存者，又杀害起义部落族人214人。这就是所谓“第二次雾社事件”。经过这两次镇压，起义部落只剩不到300人存活，他们被强制迁出雾社地区。
在抵抗过程中，莫那·鲁道率众退守马赫坡岩窟。赛德克老人和妇女为了使丈夫、儿子无后顾之忧，纷纷自缢，树林中挂满遗体。莫那·鲁道的妻子自缢身亡，随后莫那·鲁道杀了两个孙子，连同妻子的尸体一同放火燃烧。他带着三八式骑铳，独自进入深山，在大断崖饮弹自杀，时年48岁。四年后他的遗体才被日本人发现，竟没有完全腐化，一半变成木乃伊状，被当作标本展览多年。直到1973年10月27日，在雾社事件43周年的时候，台湾省政府才将莫那·鲁道遗体迎回雾社入土埋葬。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结束了在台湾的统治。关于“雾社事件”的讨论终于解禁，但它仍然是台湾人不愿轻易提及的话题。今天，赛德克族主要聚居在台湾南投县及花莲县，约有六七千人。在日本殖民者“教育同化”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原住民，对日本的情感要比父辈复杂得多；而赛德克人在起义中出于民族仇恨杀害了许多无辜的日本妇孺，今天看来也有失人道。对部分台湾人来说，“雾社事件”很难用“爱恨”、“正邪”来回顾，这其中饱含纠结
与煎熬。《赛德克·巴莱》导演魏德圣认为，他的这部电影有一种心理疗伤的功能，电影想帮助人们“回到仇恨的原点”，让人们了解仇恨的渊源，如此才能化解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