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三户图书印刷社创办时地考

题目：抗战时期三户图书莱州天气预报天气 印刷社创办时地考

来源：2019年第1期“出版史话”

作者：王京强

单位：成都师范学院科技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督教中国化视阈下《田家半月报》研究（1934—1957）”（编号15CZJ011）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19.01.017

摘要：三户图书印刷社是抗战时期的出版机构，为抗战动员和救国宣传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记载三户图书印刷社的文献对其创办时间和地点存有大相径庭的观点。文章通过回归亲历者的文字，考察三户图书印刷社创办的经过及其历程，明晰其创办时间和地点，剖析释疑以澄清历史事实，对于我国出版文化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抗战时期；三户图书印刷社；创办时地；冯玉祥

抗战时期的文化以抗日救国为主题，许多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转向以“抗战”为中心。在出版界，一些出版机构应抗战而生、为抗战而存，三户图书印刷社属于其中一个典型。三户图书印刷社又名“三户图书社”，简称“三户社”或“三户书社”，还曾用“三户印刷所”和“三户印刷局”之名，在爱国名将冯玉祥倡议和资助下创办，专注于抗战书刊的出版印刷。

三户图书印刷社对于抗战救国和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然而，截至目前，学术界鲜有关于三户图书印刷社的专题研究，相关辞典、文史资料和研究论著等对于三户图书印刷社的创办时间和地点表述不一，尚存争议。笔者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重点着眼于亲历者的文字，考证三户图书印刷社的创办时间和地点。

一、相关文献记载

在记载三户图书印刷社的相关文献中，按照创办地点归类，大致包括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创建于武汉。如《武汉市志22•文化志》将“三户书社”视为武汉出版文化的一部分，“又名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2月建立”[1]。《武汉文史资料》中有文叙述：1938年3月初，冯玉祥筹措资金，在汉口创建三户图书印刷社[2]。《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相关记录是：“爱国将军冯玉祥为宣传抗战，1938年2月在武汉创办印刷厂和书店，定名为‘三户图书印刷社’……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时停业。后迁桂林。”[3]

其二，始创于上海。如倪墨炎在《现代文坛散记》中写道：“1937年初，冯玉祥在上海创办三户图书社，出版《冯氏丛书》，计有《现代政治斗争原理笔记》《冯在南京第一年》《冯在南京第二年》等十余种。这些书都是在上海印刷出版。《新文学史料》上有文章说三户图书社创办于武汉，显然是不正确的。1938年间，三户图书社在武汉短暂逗留过一段时期，这倒是事实。”[4]《中国图书发行史》有类似观点，“三户图书社是1937年由爱国名将冯玉祥在上海创办。上海沦陷，迁武汉，又迁桂林，与生活书店合作经营。”[5]

其三，创办于桂林。如《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的“三户图书社”词条显示：“1938年4月创办于桂林，由生活书店与冯玉祥合作经营。”[6]《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所载与此一致。[7]《岭南文化百科全书》记述“三户图书社”的“社址原在桂林市中山南路186号，1943年迁中山北路107号。1938年4月4日创办，由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和冯玉祥将军合作经营。”[8]《民国出版标记大观》也认定“三户图书社”是1938年4月创办于桂林[9]。

这三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有必要回归到亲历者的文字之中，如冯玉祥、冯玉祥机要秘书王倬如、冯玉祥随从副官和参谋长冯纪法、现代画家赵望云、著名作家老舍和吴组缃等人的原始文献资料，同时结合历史环境，以期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二、三户图书印刷社的筹备与创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告急。11月30日，时任第六战区司令的冯玉祥自河南视察军情、做战地宣传后抵达武汉。此时的武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而来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汇集于此。[10]冯玉祥热爱文艺事业，邀请老舍、吴组缃、王向晨（笔名“老向”）、何容、赵望云等文艺界名人同住武昌千家街福音堂，便于共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他们齐心合力之下，两大抗日宣传舆论阵地产生，即《抗到底》半月刊（王向晨负责编辑，1938年元旦创刊）和《抗战画刊》十日刊（赵望云主编，1938年1月21日创刊）。

因战争导致社会经济不振和物资匮乏，新生期刊面临着印刷无保障的难题，冯玉祥决定筹办印刷机构予以解决，在1938年1月26日，与王向晨商议购买印刷机器，“印刷机器事，价值不妨昂贵，然必须立即能应用，完好无缺”[11]356。三户图书印刷社的筹建工作由此启动。

1月28日，王向晨、王德宽（王倬如原名）、李连城三人面见冯玉祥，告知印刷机器已购置妥当，并商讨了印刷机构运行方式，冯玉祥建议由王向晨、老舍、何容、王德宽及其本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余之一切则可由王德宽先生代达，至印刷事业，即着李连城负责，倘无力顾及时，可请胡应信先生为之臂助。”[11]358印刷机构的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人员配备和分工初步拟定。冯玉祥委派王德宽任经理兼管印刷机构的全部业务，李连城任东峤镇 副经理协助处理具体印刷事务。王德宽和李连城在汉口统一街276号至278号租到一幢临街三层小楼作为印刷机构工作场地，购置了2台对开平版印刷机、1台元盘印刷机、全副各号铅字、各号铜模和铸字机及浇版机等设备。[12]17

2月2日，冯玉祥约见王向晨、老舍和何容，再次谈论印刷机构的管理问题，三位作家均表示“愿着力于《抗到底》之编撰，印刷所可另选他人经理”[11]364，最后议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诸人共同负责。此时，印刷机构的管理模式业已确定，但尚未命名，业内人士称之印刷所或印刷局，其承担《抗到底》和《抗战画刊》的印务随即开展。

时隔一个月，冯玉祥与王向晨在3月5日商谈了印刷机构挂牌成立事宜，并同意给予相应资助。[11]4023月6日，以“三户”命名的印刷机构在汉口正式挂牌成立。冯玉祥当日参加全国基督教联合大会，会未结束，便辞退到“三户印刷局”参观。[11]4033月25日以后，冯玉祥惯称的“三户印刷局”改称“三户社”，或直呼“三户”，以“三户图书印刷社”之名发行的图书在3月份面世。

“三户”之名缘何而来？冯玉祥于1938年4月9日晚在汉口的三户图书印刷社雕刻了“三户”图章，次日与湖北省党政军机关要员提到“三户”图章，说明了其蕴涵的意思：“‘三户社’固然与此大体相同，其真意非如是也，即从前战国时，秦国数次攻楚不下，后有人曰‘楚余三户，终而灭秦者亦必楚’。后果秦国为汉高祖楚霸王所灭，我刻此‘三户’之意思，即是日本欺我，中国虽余三户，而日本亦终（被）我中国所灭也。”[11]438据冯玉祥的随从副官和参谋长冯纪法回忆，印刷机构起“三户”之名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冯玉祥读到宋朝诗人陆游的《金错刀行》，其中“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一语使其感情上产生共鸣。[13]由此看来，冯玉祥借用典故命名三户图书印刷社，旨在表达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三、三户图书印刷社的经营历程

三户图书印刷社集中印刷和销售抗日进步书刊，严格遵照冯玉祥的原则性指示：“要以印刷和销售我们自己的宣传抗日的书刊为主，有余力可以印刷和销售其他单位、团体的进步书刊，但决不印刷、销售反动的和汉奸的东西。”[12]17

在业务方面，三户图书印刷社起初单有印刷业务，具体发行交由华中图书公司负责。[14]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三户图书印刷社增添发行部，机构内职责进一步细化，形成印刷和发行两部。印刷部专称“三户图书印刷社”，由李连城具体负责；发行部特指“三户图书社”，分设三户书店，由胡应信负责经营。三户图书印刷社虽设置两部采用双名，但管理统一，分工有序，通过社址空间分布可窥其一斑：三层楼房布局井然，一楼临街部分辟为书店，后部是印刷车间；二楼临街部分为办公室，后部是排字车间；三楼可容纳3～4个值班工人住宿。[12]17

在汉口经营近半年，三户图书印刷社的职工人数达60余人，与当时其他印刷机构相比规模不大，但工作效率较高，主要印刷《抗到底》和《抗战画刊》两份报刊，另承接各种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如《抗日三字经》《保卫武汉》等，还印行了冯玉祥所著的《我的生活》《冯在南京第一年》《民众救国问答》《不忘国仇问答》《抗战诗歌集》《诗歌近作集》《日本对在华外人的暴行》《倭寇内部的危机》《我们一定胜利》《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术问答》等。

1938年7月，武汉形势日渐危急，冯玉祥决定将三户图书印刷社迁往桂林，派王安图天气预报 德宽常驻桂林与广西当局保持联系，并给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写了介绍信，请其在各方面给予方便。7月15日，王德宽向冯玉祥汇报了三户图书印刷社的搬迁准备情况，随后与李连城一起带领全体职工及家属共计100余人鹰愁涧 ，搭乘火车至长沙，沿途遭遇两次日机空袭，在长沙改乘大木船沿湘江去衡阳，再换乘平底船经零陵、全州，8月底到达桂林。[12]18

1938年9月，三户图书印刷社在桂林市中心中山路开业，恢复了印刷出版业务。印刷社秉持以往一贯的原则，继续印刷销售抗日和进步书刊，除了冯玉祥的书籍，还有艾青、田间、臧克家等作家的诗歌，另承印《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桂林版），总经销《广西妇女》《立信会计月报》《文艺杂志》《文学创作》《现代英语》《翻译杂志》《图书印刷月报》7种报刊。

因战争影响，桂林物价飞涨，加之职工应征兵役或返乡数人[12]705，三户图书印刷社的业务一度受挫。1939年底，冯玉祥与沈钧儒商定三户图书印刷社与生活书店合作，三户图书印刷社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生活书店投入资金和管理人员，并与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签订了合作协议书。[12]181940年合作运营后，三户图书印刷社按照发行和印刷的业务分类，单独管理运行，承担发行业务的“三户图书社”在合作初期，王德宽和生活书店赵德林共同主持业务，社址设于桂林中北路186号；承担印刷业务的“三户印刷社”，由生活书店汪允安负责，社址在桂林观音山，后更名为“三户印刷厂”，迁址至七星岩附近。

1941年2月12日，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被广西省政府查封。停业后，全部业务移交给三户图书社接办经营，大部分职员转入三户图书社工作，从西北调来贺尚华任三户图书社经理。[15]254-255

1944年秋，在日军攻占桂林前，三户图书社派杨文屏和刘容光等携带大批图书撤退至重庆，设立建兴书局进行推销。[15]255桂林沦陷后，三户图书社其他业务遭受覆灭。此后，以三户图书社名义发行的图书在重庆印刷出版，持续至1946年1月还零星可见。

四、结语

通过相关亲历者的文字史料印证，三户图书印刷社创办时间和地点基本上可以明晰，分别于1938年3月至7月在武汉、1938年9月至1944年秋在桂林、1944年秋至1946年1月在重庆。

回顾前述三种争议观点，“创建于武汉”的观点，在初创地点上确实无疑，只是时间上不尽一致，存有1938年2月和3月之别。若从有实无名的印刷所运行来看，在1938年2月，其印刷业务即已开展，可以作为三户图书印刷社试运营机构成立时间；若以名副其实的三户图书印刷社为准，其成立时间应在1938年3月初，即3月6日。

“始创于上海”的观点认定三户图书印刷社由冯玉祥于1937年初在上海创办，依据是数部“冯氏丛书”在1937年出版，如《冯在南京第一年》（1937年5月三户图书社内部铅印）、《现代政治斗争原理笔记》（1937年5月三户社印行）、《冯在南京第二年》（1937年三户图书社内部铅印），以此推断似乎合理。但是，《冯玉祥日记》记录的1937年大事，仅有组织编印“在南京一年”“在南京二年”的信息，未提及冯玉祥在上海参与或支持的活动，更无三户图书印刷社的有关文字。其他相关史料亦无据可查。由此，可以确定此时三户图书印刷社尚不存在，“冯氏丛书”是交给其他出版机构印刷出版，其所呈现的“1937年三户图书社内部铅印或印行”应当属于三户图书印刷社创建之后再版，保留了初版时间。

“创办于桂林”的观点认为三户图书印刷社是1938年4月在桂林创办，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三户图书印刷社于1938年8月底才从武汉迁移至桂林，9月开业运营。另外，三户图书印刷社在桂林与生活书店合作经营是在1940年年初，并非在桂林开办即与生活书店合作。

三户图书印刷社是抗战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无论是凭借冯玉祥的威望而扬名于出版界，还是依赖自身的出版文化活动所取得的不凡成就，均对抗战救国的文化宣传做出了独广州历史 特贡献。我们今人将三户图书印刷社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进行认知，须以确保基本历史信息无误为前提。经由考据，整合相关历史碎片，尽可能呈现三户图书印刷社的历史真实，这既是出版文化史的内在学理要求，也是挖掘三户图书印刷社的出版文化价值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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