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作者：张潮寒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06期 摘 要：《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刻画的封建社会的儒林百丑图。作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写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人的不幸命运。在批判、讽刺那些腐儒、假名士的同时，也刻画了一批理想化的真儒与真名士。他們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了作者所向往和歌颂的对象，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科举制度的大环境下为士人探寻一种新的生存状态。笔下的真儒在治学上转八股为经史，在生活上变名利为淡泊，在理想上化功名为趣味。作者通过人物行为的正反对比，指出了一条不苟同于流俗的人生道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真儒;科举制度;士人生态
吴敬梓秉持公心，于《儒林外史》中写尽了科举制下文人的腐朽、堕落与异化。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代文人有厄”亦是由科举制度所造成。吴敬梓虽然没有提出解决科举制度弊病的办法，但通过极力塑造的一批真儒形象，试图为儒生个体寻求一种理想化的生存方式，从而在科举大环境下为儒生个人的解脱提出可供借鉴的范式。
一、复归经史的治学之道
小说第一回的回目“借名流隐括全文”，已经直观地表露了作者的意图。小说写大明建国，“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作者借王冕之口，批判这项制度的不足，会导致“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第一回）[1]王冕可以说既是作者的代言人，又是理想文士的代表。他明确指出八股取士会导致读书人热衷于功名而忽视了文行出处，其中“文”指的就是学问，即习八股文与做学问有相矛盾之处，行举业则不利于学。作者贬八股重学问的态度，可见一斑。
（一）对科举八股的否定
周进、范进是吴敬梓塑造的典型的腐儒形象。他们连续考了多年，才因为种种偶然因素中举，成为了人人“景仰”的“周司业”“范学道”。可是他们却没有丝毫真才实学。周进以“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第三回）为由，将精通诗词歌赋的魏好古排在第二十名;范进当了学道，更是连宋代文豪苏轼都不知道。这样的没学问的人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自然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吴敬梓还借马纯上之口，表明当时的科举八股文要绝对避免“注疏气”和“词赋气”，即使批点文章“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可见当时八股文不重考据 和文采。此外还强调读书人应该适应每个朝代选拔官员的标准来追求功名，即小说中所说的“举业”，并认为即便是孔夫子活在明朝“也要念文章、做举业。”（第十三回）而对于有无真才实学丝毫不谈。刘海频先生据此类描写认为“该书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既有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②，从而并未完全否认科举制度。笔者以为，一方面从文本内容来看，马二先生的话也着实不通。“注疏”乃古人研究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词赋”也是古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文章不可带注疏气和词赋气，言外之意则是科举八股与学术、文学均无关，从而突出八股文的空洞无物。后面那句话更是句句不离“做官”二字，须知孔孟程朱以思想闻名，盛唐诸家以诗文传世，他们本无需做官即可留名青史，又何必跟着“念文章、做举业”呢？这实是讽刺八股文脱离学问沦为了做官的工具。另一方面，马二先生所说，乃是当时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对于科举的主流态度，作者只是借人物之口表现了出来。而马二先生乃作者着力塑造的迂腐之人，受科举流毒甚深，以致精神世界荒芜。作者有意安排此番话语从这样一个人口中说出，正是对这种科举至上的主流观点暗含贬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