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圣经》
1.《圣经》与《论语》都是经典，但二者的性质不一样。《圣经》是宗教经典，《论语》是世俗经典。《圣经》离开宗教则不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威力，也不能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论语》离开世俗，同样不能发挥那么巨大的作用，也不会产生那么独特的历史作用。值得人们体味的是，《圣经》虽然是宗教经典，却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它不但篇幅很长，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完全可以称之为西方古代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经典文献。以《旧约﹒历史书》为例，其中《约书亚记》记述了摩西死后以列人占领迦南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以列12支派的历史；《士师记》记述了以列人士师时期的种种故事；《撒母耳记》记述了以列最后一位七师以及扫罗﹒大卫建立以列王国的历史；《列王记》则记述了公元前970年至公元前586年期间以列人的主要历史。如此等等，《圣经》不但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包括宗教法律，民间传说，诗歌、故事，以及小亚细亚地区古代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与走势。《论语》虽是世俗经典，但它却有某种宗教性功能，《论语》不是宗教著作，不言自明，但它的精神，它的风格，它的气质和它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的威望与地位，却可以和任何宗教经典相媲美。《论语》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性，和它博大精深又具有崇高的道德追求有直接关系。《论语》中反映出的道德精神，不是一般世俗著 作可以望其项背的，它更近似宗教性经典中的追求和意境。
然而，西方文化选择了宗教经典指导世俗生活，而古代中国却选择了世俗经典取代某些宗教功能，这其中的含义是值得人们认真思索的。而这两部伟大经典的特殊品性，尤其值得人们认真研究。
2.《圣经》的出发点是上帝万能，上帝创造一切，《论语》的出发点则是阐发古代微言大义。孔夫子主张“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上帝创造世界，是《圣经》立论的基础。上帝创造万物，称为“六日工程”。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天地，但天地是空虚混沌的，而且到处是水，只有上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于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看到光很好，又把光与暗分开，于是就有了晨与夜。第二天，上帝说要有空气，于是它就创造了空气。并且将水分开作两部分，天上的部分便成为云和雨。第三天，上帝把水汇集在一起，于是便有了大海和陆地，上帝又叫地上生长青草、蔬菜和水果。第四天，上帝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并且确定了节令、日、月和年。又创造了许多星星。第五天，上帝说，水里要有生命，地上要有生物飞翔，于是有了鱼和鸟。上帝见到这些鱼和鸟，又要它们多多繁殖。第六天，上帝又创造了各种牲畜、野兽和
昆虫，并且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人。让人治理大地，管理陆上生命的一切。第七天，上帝见万物已经造齐，便赐福给第七天，把它定为万世的节日，之后，上帝便隐去了。
上帝万能，上帝无所不在，决定了基督教文化的一元性质。因为它是一神的，所以它的品性是排异的，任何其他宗教或与基督教教义不符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属于排斥之列。所以它的文化特征又是外向的。这与中国儒学显然有质的差异。基督教自身的一元一神特征，与世俗政权必然形成两元管理状态，即它自身的一元性决定了政、教关系的两元性。这点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质的差异。比较儒学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比较儒学时代与基督教时代，这才是最基本的问题，正是由于它们的这种差异性，才派生和衍化出其他种种差异。
上帝万能，上帝无所不在。孔子则是一位圣人。他一生的成果，不是创造世俗，而是将中国的经典文献《六经》传授给他的弟子，并且周游列国，推行他自己对社会的见解和主张。孔子不是神灵，而是人，但他不是一般的人，是被人尊重、被人信赖，有特殊号召力和感召力的圣人。他留下的语言著述不多，但他的影响却比任何一种学派都大。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更是超过任何一位帝王和神明。孔子与上帝的差异，代表了中、西文化的各自特征，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品性。
3.《圣经》教导人类无条件地爱神，《论语》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圣经》力主爱意，但首要的是爱神。爱神并非基督教的发明，犹太教有同样的主张，敬神畏神爱神正是犹太教信仰的最核心问题。《圣经﹒旧约》缘自犹太教，对此，只有继承，没有异义。《新约》属于基督教自己的创造，对此同样没有异义，还有深化。《马太福音书》以基督的口气写道：“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
这在儒学是不可思议的。儒学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框架，以忠、孝为人生之本，中国人最重视家庭礼义与亲情，很多老人临终之际，为着等自己的儿女归来，可以以超常的毅力延缓自己的生命，创造出生命留存方面的奇迹。中国人的敬祖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因为敬祖，才特别欣赏“狐死首丘”；因为事亲，才主张“父母在，不远游”。皇帝权威固重，不允许不孝之民，也不允许不孝之臣，如果有谁说爱皇帝超过父母，皇帝听了也一样气愤。《精忠传》有一个少年将军曹宁，他父亲是个叛臣贼子，他归顺宋朝，不能原谅他父亲，劝归不成，发生冲突，结果他将他父亲失手杀死。岳飞对此大为不满，申斥曹宁，义愤大于国法，结果导致曹宁自杀，这件事才告结束。这样的情况，在基督教时代，大约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圣经》上确实有一段上帝考验他信徒亚伯拉罕是否忠诚的故事。他吩咐亚伯拉罕，让他把自己的爱子以撒杀死作为祭物，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寄托，父子情深，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的，但上帝不是常人，而是至高无上的神，于是亚伯拉罕下定决心杀死儿子作燔祭。他在山顶上用石块堆成一个祭坛，把自己的儿子亲手绑起，在松明的熊熊火光之下，抓起利刃准备行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上帝结束了考验，让天使迅即拉住他的手，并且对他许诺说，从此以后，他的后代将多如天上的繁星，地下的沙粒。亚伯拉罕感动之余，父子二人双双回家。
上帝是万能的，他本来用不着用这样的方式去考查亚伯拉罕，但上帝又是至高无上的，上帝选择什么方式，信徒们只能信仰，不能怀疑。
《论语》中没有这样或类似的内容，但它坚决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教是《论语》的生命，等级制是它的理想。唯有君如君，臣如臣，父如父，子如子，或者换句话说，君必行之以君道，臣必行之以臣道，父必行之以父道，子必行之以子道，那么社会才能，国家才能合乎礼制，管理者才能实行仁政，而实行仁政与礼制的国家是不可能失败的。
《论语》讲礼制，不但冠冕堂皇，而且不容变更。颜渊是孔子最得意最心爱的学生，他死了，孔子悲痛异常，但颜渊的父亲要厚葬颜渊，因为这要求超出了儒学文化主张的礼仪，孔子马上表示了反对意见。
《圣经》坚持爱神，《论语》主张敬王，基督教与儒学的不同立论导致了他们的不同社会后果。
4.《圣经》主张爱人，爱一切人，《论语》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基督教不但认为应该无条件地爱神，对神的爱超过对一切人与事的爱，同时，它也主张爱人，爱人低于爱神，但它与爱神的观念又是一致的。在基督教看来，爱人也是爱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基督的爱是全然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同时，唯有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同样的情感模式才可以体现人类对基督的爱。《约翰福音书》上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不但如此，基督教的爱不是亲情，选择性的，而是无条件的，普世的，是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它主张宽恕，主张热爱自己的仇敌，坚决反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马太福音
书》上写道：“要爱你们的仇敌”，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然饶恕你们的过犯。”
《圣经》中宣扬的这种无所不至的宽恕者的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至少是极其罕见的。墨子虽然主张“兼爱”，不到这样的程度。基督教的爱人说，它的爱人如己，爱人如爱神的观念，体现了崇高的宗教精神。这种精神能在道德的深层面上，对人的心灵产生特殊的冲击与震撼，从而使人世间的道德行为具有了超过世俗的价值表现。它的影响力与此有关，它的号召力也与此有关。
儒学虽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与神不发生瓜葛。儒学中最核心的思想是“三纲五常”，而最著名的观念则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基督教的爱人如爱己，爱人如爱神，颇有些相似之处。但细细思考，二者有并不一样。儒学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主要是一种行为方式。依照杨伯峻先生的研究，孔子并不认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最高境界，它只是“仁”的一种表现，而比“仁”更高的还有“圣”。“圣”的目标，则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可见，圣比仁有更高的追求，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修养而已，不过不是一般的修养，而是当权者——最高当权者的修养。由此看来，孔子
所说的“已”和“人”，是有特定的对象的。首先，他不认为一个国王和一个臣子可以平等地往来，也不认为一个先生可以和他的弟子平等往来，自然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也不能够平等往来。儒学不言爱，“男女七岁不能同席”，“男女授受不亲”，谈爱就是对圣学的大不敬。基督教的爱是爱一切人，包括仇人和坏人。儒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限定在同类人之间，所以儒学固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大学说，但它不以爱为出发点，而以忠、孝、节、义作为自己的道德信念。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对当事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不是平等的，而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不容更改也是不能颠倒的。臣对君，要忠，“忠”只有这样一个用法。子对父，要孝，“孝”同样只有这样一个用法。妻对夫，要节，“节”还是只有这样一个用法。颠倒过来，就是大逆不道，难道有谁敢说君对臣要忠，父对子要孝，夫对妻要节吗？没人敢说，就是想一想，都是大罪孽。夫子虽然不谈鬼神，但鬼神不失其礼。你违背了礼，保不定，神鬼有知，让你头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