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银川旅游必去十大景点手段以及身份认证、权限设置等措施，确保财会档案管理系统的安全运行和电子财会档案使用时的信息安全。第三，确保财会档案存储安全。电子财会档案的生成是在严格的内控制度下确保真实、齐全、准确、完整，存储的磁性介质载体以只读文件的形式保存，实行双重备份，并定期对电子财会档案的存储载体进行检查，及时复制、更新、迁移。第四，完善财会档案安全保障机制。按照国家有关档案安全工作的要求，健全财会档案安全管理制度，组建财会档案安全队伍， 增强财会档案安全意识，明确安全工作职
责，落实财会档案安全责任，制定安全应急
预案，切实保障财会档案安全。
总之，电子财会档案的建设与发展，是
高校财会档案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伴随着
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准确把握《会计档案管
理办法》的内容和要求，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契合时代发展趋势，不断提升财会档案管理
现代化水平，全面发挥财会档案在高校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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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习，2016（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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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康云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
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和档案编研。阴贵州师范学院党政办潘秋童 持守与嬗变——
有明一代，随着中央政权的深入，大批汉族移民不断进入贵州安顺地区，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在今贵州省安顺地区一带常能听到老人言说“我们祖先是从南京来的，我们是老汉人”。流传至今的历史记忆进行了怎样的选择与加工，唯有通过对档案的考辩，才能实现对文本的真实还原和解读。1992年联合国启动了“世界记忆工程”，社会记忆开始越来越受到关注，档案界开始重视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作用，进一步将“人和社会”纳入档案研究的核心。“如何构筑更加全面的社会记忆，已经成为档案工作者新的视野和使命，也是社会对档案领域的新诉求。”[1]5档案部门应该为保存社会历史印记、梳理和延续社会文脉、建构社会文化作出探索。冯惠玲指出：“档案不等同于社会记忆，档案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选择、思想认识和情感认同才成为社会记忆。”[2]248安顺地区明代汉族移民后裔的族认 同由集体创造、集体共享，经过不断流变与整合，形成了对社会记忆的依附与重构。
一、“南京应天府石灰巷”考
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卷四《氏族·各氏族之由来》[3]100：
么铺陈氏原籍江南应天府石灰巷。其始迁祖陈再兴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以通政大夫奉调入黔。
仁冈屯张氏原籍江南应天府石灰巷，明洪武时其师祖因奉调征南入黔。
幺铺陈氏原籍江南应天府石灰巷，其始迁祖陈再兴于明洪武十年（1337）以通征大夫奉调入黔，遂寄居幺铺。
在一些散存的家谱中可以到有关祖籍为“南京应天府”的有：
《谢氏族谱》：三世祖于洪武十七年
（1384）在南京应天府瓦桥街石灰巷由兵部
编遣进入滇、黔[4]8。
这几个族谱档案中凡记载自己的始祖
来自南京应天府石灰巷的，多是洪武年间
“奉调入黔”，是从天子脚下骑着高头大马来
的大将名臣、高官大户。于此同时，云南移民
后裔对祖籍的集体记忆也有相似的“巧合”，
明王朝统一中国后，太祖朱元璋决定以武力
方式收复云南，30万人南征云南后，为巩固
胜利成果，战士就地实行军屯，随后，贬谪迁
徙、民屯、商屯也开始兴起，移民后裔郝正治
编著的《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南京柳树湾高
石坎》一书记录在云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
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均言说“老祖宗是从南
京充军来的”、“祖先住在南京柳树湾高石
坎”。这让人想到另一个移民事件—关于“洪
洞大槐树”的集体记忆，据《明史》《明实录》
等史书记载，自洪武六年（1373）到永乐十五
年（1417）近50年间，先后共计从山西移民
18次，分别迁至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甘
肃、陕西等十余省，五百多个县市。在中国北
方地区，大量的民间家谱都可以到相关记
载，明朝政府在洪洞城的广济寺设局驻员集
中办理移民，寺旁这株“树身数围，荫遮数
亩”的大槐树变成了移民集聚之地。移民们
临行时不禁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
最后只能看见这株高大的槐树，因此大槐树
变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
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
槐树下老鸹窝。”他们都认为“洪洞大槐树”
是自己的家乡，把它作为集体记忆的象征。
而对于明代安顺地区的屯军都言说自己的
祖先来自“南京应天府石灰巷”这一现象，学
者朱伟华通过查明代盛和泰等撰的《洪武
京城图志》、清代莫祥芝、甘绍盤等修的《同
治上江两县志》、民国时期编撰的《首都志》、
当代编的《南京建置志》等史料，都没有到
“石灰巷”相应的地名，而直到清代的一些史
料中才发现在今南京市秦淮区出现了—“实
辉巷”（朱伟华认为这是“宝辉巷”的笔误），
这个最接近屯军及后裔口中的“石灰巷”，出
现于清朝的地名，被认为是明朝的区域，这
是不合逻辑的。而明代数以几十万计移民来
滇，他们都是南京人吗？并不全是，明洪武十
四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从柳树湾出皇帝洞景区
发，因为柳树湾是中央行政机关所在地，兵
马司和校场在这里，但是部队组成和兵源并
非全部来自应天府，江苏、江西、安徽的都
有，只是在他们的记忆里，自己都是从柳树
湾出发的。因此，来自“南京应天府石灰巷”、
“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同“洪洞大槐树”一样，
是一个构建得来的“精神家园”，“来自同一
故乡”、老祖宗“插标为界、跑马圈地”的荣
耀，是社会记忆形态中的主流倾向，理想化
了自己及家族的遭遇。这使得来自不同地
区，因各种原因而来的移民们获得了相同的
身份认同。对乡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凝聚
了本族的“自己人”的团体意识，起到了抵
御外界冲击的作用。
二、“征南”考
平坝《天龙陈氏族谱》记：“入黔始祖陈
读，故居应天府都司巷高坎子，领通政大夫
衔。洪武十四年（1381）调北征南，举家随军
入黔。”[5]但塚田诚之（日本当代民族学家）在
天龙街发现陈万镒公显彰碑。他由于抵抗不
法纳税要求而被判处死刑，被当地人奉为义
士纪念。他是陈姓入黔的“第三世祖”[6]161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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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世界2019·11月增刊
据民国《平坝县志·人物志·忠义》记载：“陈万镒，明季饭笼铺人。”塚田诚之认为陈姓人不可能在明初就定居饭笼铺。因此，他就可能不是“征南”而来的。
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卷四《氏族·各氏族之由来》有记[7]343：
黄姓：平原黄氏原籍江夏，出居江西抚州府临江县，继迁湖南长沙府浏阳县，明正德七年（1512）其始迁祖黄占魁以千户职随征入黔，择居平坝。
柳姓：原籍湖南湘乡县石灰巷。明洪武时，始迁祖柳思贤以征南功授职副卫将军，寄籍平坝。
据上述分析，虽然安顺地区汉民的迁出地不同，屯军和屯民的来历不同，但都将家族移民的经历定义为“征南”。“征南”的集体经历就是明代汉族移民共同体在特殊历史生境中进行“同一体”认同的标志和符号。在对天龙村进行口述采访中，一些老人总是强调“自己是‘南京人’，自己祖宗是‘征南’而来的，和‘填南’不一样。”他们称，‘填南’来的都是小家小户，是商人或者个体农民。所以，‘征南’的住在‘屯’，‘填南’的住在‘堡’。”在其他家谱档案中也多有记载自己的始祖是因为明王朝“调北征南”的军事、政治行动而迁入贵州的，如湖南常德府桃源县七丘村的谢氏，江西省吉安府吉安县的彭氏、湖南宝庆府绥阳县元家园的袁氏。明朝“征南”军士及家属确实是安顺地区汉族移民的最早来源，但并不是唯一
来源，其后，汇集了类型众多的“填南”人员。其迁出地也不一定是江苏、南京这一带。之所以他们都说自己是“征南”来的。因为江淮一带既是帝乡，又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征南”部队毕竟是中央军，有征服者、正统性的优越感，在少数民族面前颇有自信。清之后，这些前朝移民地位一落千丈，代表国家、军队来戍守这片土地的主人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国家的光环在他们身上消失后，产生的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战后艰苦的社会环境。改朝换代、无法回家的尴尬处境，使他们不得不加强内聚力：内部互相认同，拒绝与外界融合。宣传自己的祖先来自江南发达地区及自己“征南”的历史功绩，满足心理上的虚荣。认为自己不但高于汉族民屯（“填南”者）和充军而来者，更高于其他少数民族。面对因为历史原因对他们并不友好的少数民族和‘后’移民，他们只能不断巩固这共同的心理依靠，强化“国家符号”这样共同的认同标志物。有的历史记忆被选择性遗忘或抹去，有的历史记忆被
明显强化。这样的集体记忆不断变化与丰
富，在自己的记忆之流中形成了权威性与神
圣性，通过族（家）谱、志书、民间故事等形式
一次次言说将其固化，成为维系体整合的
重要因素。
三、明代安顺地区汉族移民的社会记忆
分析
“熟知非真知”，黑格尔的这句名言解释
了家族档案背后隐而未显得社会情境、认
同、权利、社等因素。明初进入贵州的汉族
军事移民，以“征南”的胜利者的身份，自然
极度自信与骄傲，从家谱、墓志中可以看出，
为了竭力宣传祖先的丰功伟业，都想方设法
为自己家族编造一段骑着高头大马“征南”
的壮举。如果没有则牵强附会，纂改事情来
炫耀，“作为中央王朝从京畿要地派来的征
服者，这些特殊的移民心理充满着代表正统
的傲气，他们力量强大，他们有从天子脚下
带来的森严等级，有从老家带来的精熟农
艺，以及与黔地‘土人’风格迥异的口音，此
时，他们是充满优越感的，不需要与周围的
环境融合交流。”[8]150随着明王朝的覆灭，明
代汉族移民高傲的文化心态湮没在历史与
战争的烟尘中，明末清初贵州政局动荡不
安，经过明末农民战争的冲击，明代数百年
间进入贵州的军士及家属，自发迁徙来的移
民，在土司反抗战争或明末起义军起义中惨
死异乡、家园被毁。天启二年（1622），水西土
司安邦彦反叛，“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
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余人”[9]；社
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影响人口生殖。
顺治中期，政府开始招徕流民填充贵
州，然而，清代屯军已不同于明代，清代的移
民来自全国各地，与少数民族杂居相处，散
居在贵州各地，融入到了普通民众之中。一
些清代的汉族驻军，是接受“异族”征服者的
命令驻守贵州，不可能高傲起来。随着清代
汉族移民数量的增多、势力的扩大，他们认
为明代汉族移民后裔是不开化的顽固体，
从而鄙视他们。而这时明代汉族移民后裔为
了捍卫自己的生存空间不被抢夺，认识到要
团结一致以加强本的凝聚，更加坚持自己
才是最正统的汉族，坚称自己是“老汉人”。
但是他们已意识到自己呼风唤雨的时代结
束了，心态变得自卑，但在同属于汉族的清
代移民面前又外化为自大，以此作为对歧视
他们行为的一种消极反抗，暂寻得心理的安
慰。
明代安顺地区的移民历经了一个长期、
复杂的创建、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过程，形成
了区别于周围少数民族和后移民而构建并
自觉维护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从“调北
征南”的国家武士到底层耕种的普通农民；
从开始的“强势”到后期的“弱势”；从为国家
管理体制到个人自谋生计……他们的生存
状况和自我意识都在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也广州长隆水上乐园有哪些游乐项目
造就了不断强化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凝聚及
社区孕育的共同的社会记忆。汉族移民内部
通过一遍遍叙说着的“奉调入黔”和“南京
人”式的历史记忆建立起新的体边界。历
史记忆中的“军屯”身份以及世代相传的“征
南”而来，在自述认同中成为合理化、合法性
的族性纽带，随之产生的优越感穿越时空绵
延至今。我们也从档案中到了移民社会中
各种因子发生的条件和机理。广州花城广场图片
关于对自身祖先和祖籍的记忆，是在历
史孕育各种因素和条件下不断构建的。在人
类社会生活实践中，社会记忆被以记录、标
识、言说等各类社会化方式镶嵌于独立个体
的生活里，全方位多层次的实现着文化的规
范、交流与传播。档案让记忆更为丰满，档案
让记忆得以传承。明代汉族移民及后裔将移
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日常生活中与每
一个成员身上承载与传承着自身的历史，特
里·库克指出：“档案在架构历史、集体记忆
和国家与民族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为
它涉及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个体身份、集体
身份和社会身份。”持守与嬗变的背后，身负
着他们表达、赋予、传递特定历史情感、价值
规范、族认同等内容。可见，凭借档案构建
社会记忆的过程，也是从档案出发铭记、理
解、反思社会记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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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秋童，贵州师范学党政办馆员，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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