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劲东
【摘 要】Shanhaiguan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strategic Q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Shanhaiguan is a history book which position in replacement era of Ming and recorded the history of Shanhaiguan region. It has a total of sev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History of Shanhaigua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due to the replacemen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hree versions of that time disappeared. Stud- y the two editions of Ming and early Qing, we can pry out the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the rest versions. Except the version of She Yiyuan,as to the others, the profit and loss is not much, and even if to the lost three, their content also can be tracked. Changes of Shanhaiguan region' s strategic position in replace-ment era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so can be clearly seen.%在明清易代之际，山海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山海关志》是对山海关地区记载较为系统、全面的志书。明清时期：共有七种不同版本的《山海关志》出现，但由于明清的更替，导致明清之际的三版亡佚。详细比对现存明与清初的两版《山海关志》，可以从中窥探出其余各 版本的内容与特点，可以看出除余一元版的《山海关志》外，其他各版都对之前版本的内容损益无多，并且对已亡佚三部“山海关志”的内容亦有迹可循，另外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山海关地区在明清之际战略地位的变迁。
【期刊名称】《江汉学术》
【年(卷),期】2012(000)005
【总页数】5页(P108-112)
【关键词】明清时期;《山海关志》;山海关地区;詹荣;余一元
【作 者】余劲东
开封府 电视剧【作者单位】长江黄金三号游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正文语种】旅行保险中 文
【中图分类】TU-87
山海关，“盖畿辅边隘，东括于山海。要之重且大者，亦莫先焉”［1］。《山海关志》是记载山海关地区的专志，从明到清，时人多重视修志。然学界关于《山海关志》的专题研究，目前成果无多。董耀会主编的《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2］中所收《山海关志》仅对明嘉靖十四年詹荣编纂的《山海关志》做出校注;时晓峰主编的《山海关历代旧志校注》［3］是对山海关旧志收集较全的一部专著，该书收录了五部不同版本的山海关志(包括明嘉靖十四年《山海关志》、清康熙八年《山海关志》、清乾隆二十一年《临榆县志》、清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及民国十八年《临榆县志》)，但该书仅仅对五部旧志进行了“文字技术整理”，并未进行实质性研究。窦连起主编的《山海关志》［4］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当代人编纂的山海关志，其主要内容则是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山海关的变迁，对山海关旧时的记载则相对匮乏。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明清时期《山海关志》各版本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山海关志》各版本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山海关在明清之际军事作用的变迁。
一、山海关志的版本与特点
明清时期的山海关志共有七个版本，其中明朝四种，即: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版、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版、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年版及崇祯十三年(1640年)版;清朝三种，包括
清康熙八年(1669年)版、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版、光绪四年(1878年)版。其中明朝的后三版未发现藏本。
佘一元(顺治四年进士)所纂《山海关志》的序文详述了明代《山海关志》各版本之流传:
山海旧无志，有之自德平葛公(守礼)始，盖明嘉靖乙未岁(1535)也。葛公属笔于乡先达詹角山先生(荣)，公雅重先生，不复更订，随付剞劂。越六十三年，万历丁酉(1597)南城张公(时显)述旧编而增定之，一一出自手裁，视昔加详矣。又历十三年(1610)，商州邵公(可立)从而续之，不过补其所未及，匪云修也。至崇祯辛巳(1641)，虞城范公(志完)任关道，合所属而重加纂辑，命曰《山石志》，其距邵公又三十年矣。［5］98 由该序可知，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詹荣所纂《山海关志》，是目前已知《山海关志》的最早版本。由时任兵部主事葛守礼嘱托“同乡先达”——时任户部郎中、山海关人詹荣修撰，并刊刻成书，共八卷。詹荣(1500—1551)，字仁甫，山海卫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郎中等职，终官户部左侍郎。嘉靖十三年(1534年)御史张敕巡按山海关时，与时任兵部主事葛守礼共同委托詹荣修志。“荣受命，历五月而成书，凡八条，志地理、关隘、建置、官师、田赋、人物、祠祀、选举。”［6］嘉靖十四年(1535年)刊行。该
书体例完备，“山海之物，庶几乎登列矣”［6］。该志的修撰弥补了“山海旧无志”的缺憾，具有重要意义。明代的后三种《山海关志》，皆是在此版本上的增订和续修，甚至清朝修撰的志书中仍沿用了该志的部分数据。
《山海关志》的第二、三、四版，均已亡佚。由佘序可知，万历丁酉(1597年)张时显再版的山海关志，是在詹荣版的基础上进行增订而成。隆庆三年(1569年)戚继光(1528—1588)练兵蓟镇之时，出于战备方面的考虑，已将山海关由正五品守备镇守的关城升格为由正三品参将把守的路城。加之万历时期因辽事之兴起导致山海关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故此时续修山海关志很大程度出于战略方面的考量。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邵可立(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三版的《山海关志》被清人称为“不过补其所未及，匪云修也”，可知邵版《山海关志》对之前两版的改动不大。而邵氏仅隔十三年便续修《山海关志》，很可能与其当时正在山海关任职并修缮大量关城，因此需要记载此时的盛举以凸显自身政绩有关。崇祯十四年(1641年)范志完(崇祯四年进士)所修之《山石志》与之前各版本相较，应该说是变化较大的版本。因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山海关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同年山海关便由之前的路城升为由总兵把守的镇城，从此山海关成为辽东巨镇，并在整个明清交替之际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虽然范氏的《山石志》今已亡佚，但清人在介绍康熙八成都机票查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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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669年)版山海关志时说:“纂修俱照《山石志》式，其间微有异同。”［7］100因此对比佘氏所编之《山海关志》，便可窥见范氏《山石志》体例之梗概。且范志完于崇祯壬午年(1642年)就任山海关总督，此时辽东局势已极为严峻，故清人称范氏所修《山石志》“成于抢攘中，多舛错，未经考订”［7］98，可见该部志书的修撰质量并非上乘。德州旅行社哪家比较好
《山海关志》在清朝共有三个版本，分别为康熙八年(1669年)佘一元纂修的《山海关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钟和梅主修的《临榆县志》及光绪四年(1878年)高锡畴纂修的《临榆县志》。佘一元《山海关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因其修于清朝初年，距离范氏著志仅隔27年。且其间经历过明清易代，佘氏作为明清易代的亲身经历者，同时又是范氏《山石志》的参编人员，因此将其所修志书与明朝所修各志进行比对，不难发现山海关的战略地位在明清之际的变迁。佘版《山海关志》共十卷，包括对天文、地理、建置、官职、政事、秩祀、选举、人物、艺文、备述十个方面的记载。该书由时任山海关管关通判陈天植、山海路游击陈名远与山海卫守备陈廷谟三人共同委托致仕礼部郎中佘一元编纂清朝新志。佘一元，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在接受委托后，佘氏“合四志之所载，参以郡乘，采诸书，访于众见，凡三阅月而书成”［5］99。佘氏自述编修此志的原因在于自己参与修撰的《山石志》“成于抢攘中，多舛
错，未经考订，至今切切于怀”［5］99。但更重要的原因实不在此，如陈天植和陈廷谟所言:“中州范公(志完)编有成书，多载胜国旧事。至我世宗章皇帝龙飞辽左，……莫不焕然维新”［8］;“改革以来，山陵川泽犹故也，至于人民之增耗，景物之更移，以及制度之变易，风俗之流转，则有迥然不相侔者矣”［9］，因此有必要“依文章风俗汇成一书以上报天子”［8］。
然而，由于清朝建立以后，山海关的军事作用迅速削弱，以致乾隆二年(1737年)时被清朝政府裁撤，在原山海卫辖区的基础上改设由畿辅重地永平府管辖的临榆县。这便是之后山海关志改称《临榆县志》之缘由。詹荣与佘一元的两种山海关志的编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对“天道之变易、人事之隆替”做了详细的记载，通过阅读、对比二志，不仅可以对亡佚的志书内容做出推断，还可以较为明显的看出山海关一地在明清两代地位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