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典电影的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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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电影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6))
饶曙光
《 人民日报 》( 2011年10月25日  24 版)
  《建国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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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获得本土观众的文化认同和审美认同的影片,大多是与本民族的价值观和审美经验相一致的影片。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有效建构和表达,是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的基石,也是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的法宝。
 
  在新中国60多年的电影历史上,一大批优秀电影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形成了经久不衰的历史记忆、情感记忆,并在时间的流逝中积淀为具有永恒魅力的经典。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前电影生产主要集中于上海,电影发行主要依赖上海和南洋,电影观众则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小市民阶层。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变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合力的推动下形成了与其它任何电影形态都不一样的新中国电影范式。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在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下形成了独特的“工农兵电影流派”,并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其主旋律,最终完成了“英雄神话”
  在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大量工农兵形象以主人翁的姿态走上了银幕,成为了新中国电影
一个划时代的特。“十七年”电影无论是解放叙事(如《白毛女》、《柳堡的故事》、《红娘子军》),英雄叙事(如《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红旗谱》、《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革命历史叙事(如《林则徐》、《甲午风云》),还是新生活叙事(如《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民族叙事(如《冰山上的来客》、《刘三》、《阿诗玛》)等,都充满了自信、向上、乐观的精神,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彩。其中,最具光彩和感染力的就是英雄形象的塑造。这些充满着性格魅力和崇高的精神力量的英雄形象是人民众中的优秀代表,构成了一幅真正的时代英雄画卷,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理想和价值追求,培养了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英雄主义情结。这些英雄形象不仅是属于个人的,更是属于时代,属于集体,属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情感记忆,甚至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所蕴含的主流价值、核心价值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在艺术表现方面,这些作品都注重情节的丰富性、多样性,注重民族文化叙事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建构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电影。
  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举全国之力迅速建立起了覆盖全国各地的厂矿、农村和
部队的发行放映网络,使广大工农兵众享受到了观赏电影的权力,从电影的百花园中取得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他们热爱表现他们自己的电影,电影甚至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工农兵电影、英雄电影的不断生产在培养了自身大批电影观众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欣赏趣味和欣赏习惯。反过来,观众的欣赏趣味和欣赏习惯又影响到电影的创作和拍摄,使得工农兵电影、英雄电影的再生产也变得非常容易和顺畅。换句话说,工农兵电影、英雄电影培养了大批忠实的观众,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也不断创造出观影奇观乃至票房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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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以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帮助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了一种难以复制的乐观的、向上的社会生活氛围,培养出了 “50年代”和“知青”一代人的英雄崇拜情怀和情结。这一时代氛围感染了他们,成为他们不可磨灭的终生记忆。“十七年的电影的主流充满革命的激情和健康的情趣,迥异于那种游离于历史潮流之外、热衷于琐亵情欲和迎合庸俗趣味的电影文化。中国电影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趣味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清水寺樱花铃铛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背景下,不少作品关注现实人生,对社会生活、民族传统进行文化观照和反思,具备了一种史诗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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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发展时期。老中青艺术家都焕发出了空前的创作热情和激情,同台献艺,创作出了一大批在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佳作如《小花》、《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城南旧事》、《少林寺》、《牧马人》、《人生》、《孙中山》、《芙蓉镇》等。不少作品体现了现代中国电影难得一见的批判性和内省性气质,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内涵,其代表性作品有吴天明的《人生》、丁荫楠的《孙中山》以及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从艺术表现和风格的层面看,不少作品克服了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延续并发扬光大了《小城之春》、《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的诗意传统,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境界和品格,代表性作品有《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乡音》等。另外,合拍片《少林寺》于1982年在国内公映,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中国武侠电影又一次高潮的到来,引领了中国电影的市场潮流。《喜盈门》的全国观影观众达到5.7亿人次,其成本仅为39万元,创造的利润竟达151万元,成本利润率达384.6%,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谢晋电影,他的代表性作品《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都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对中国观众的影响是其他导演难以匹敌的。谢晋之所以能赢得最大层面的观众,在于他的电影能及时捕捉并表达时代的潮流和情绪,同时也善于抓住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观赏心理。正如谢晋自己所说:是时代造就了我的电影。
  一系列有关电影改革的新政策和新举措,为中国电影产业化及其发展搭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并直接促成了2003—2011年中国电影连续的大幅度增长
  1987年3月,在全国故事影片创作会议上,电影主管部门首次明确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1989—1991年,借助于新中国成立40周年、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一批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具有中国特的“大片”如《巍巍昆仑》、《百起义》、《开国大典》、《大决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周恩来》应运而生,成为电影创作生产主流。1999年前后,借助于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氛围和契机,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影片如《横空出世》、《我的1919》、《生死抉择》等。这些影片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强国梦想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相吻合的。《生死抉择》击败了同时期几乎所有进口大片,仅在北京的票房就达1726万,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收入的奇迹,成为2000年中国市场的票房收入冠军。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并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其后,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一系列有关电影改革的新政策和新举措,直接促成了2003—2011年中国电影连续的大幅度增长。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政策和措施不仅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也带来了积极的市场变化,成功地应对了加入WTO中国电影面临的种种难题和风险。
  如果说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之前的主流大片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的话,引起巨大轰动并且创出了3000多万票房收入的《云水谣》,以其成功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极大地拓展了主流电影的叙事空间和市场空间,对于中国主流电影、尤其是主流大片的市场化生存及其产业之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产业化、数字化、现代化、国际化新的语境中,电影欣赏和消费最重要的环节是传播。电影创作和生产要充分认识并尊重电影的艺术规律、市场规律和传播规律,合理地依靠市场化的手段、商业化的运作来推动电影的有效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明星”的《建国大业》通过娱乐的外包装“柔性表达”了大家熟知的历史和政治,使其成为了共同消费、集体狂欢的仪式,从而使观众体验到电影 “集体感知对象”不可替代的魅力。《建国大业》将历史场景与时尚元素结合,将主流价值观用当代观众容易接青海德令哈旅游景点
受的方式去表现,并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商业化的运作形成了中国特的“事件电影”,有助于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建设,也有助于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有效传播。《唐山大地震》在坚持“三贴近”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贴近电影产业化发展和观众观赏需求,不掩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困境、道德困境、情感困境并给予电影化的呈现,体现了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深化,实现了现实主义的现代化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功的主流大片最终都体现在与本土观众及其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上,体现在与民族文化传统、本土电影传统的血肉联系上。如果中国电影每年有3到5部《云水谣》、《建国大业》、《唐山大地震》这样的主流大片,那么不仅会有效地提高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而且更能有效地提升中国电影的形象,有效地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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