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兽面纹印考释-西泠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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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兽面纹印考释
何连海内容提要:故宫博物院藏兽面纹印历来少有详论者。本文择其为研究对象,将其与安阳殷墟新近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三方商晚期印章,以及20世纪30年代传为安阳殷墟时期的三方印章之一亚禽示印进行相互比勘。一方面,从考古学、古文字学、图像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中极力钩沉;另一方面,从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共时语境中对其传藏、断代、形制与功能、纹饰与图形诸端稍予梳理考
订并作详细解读,由此来明晰兽面纹印的确切起源时间,以及印面中纹饰、图形“”的指向和它们背后所承载的社会性与文化意义。
关键词:故宫博物院 兽面纹印 断代 形制 图形“” 
引 言
赤水旅游景点三代印章研究绝非一个寂寞的园地。然殷商时期是否有印章,一直是学界聚讼不休的话题ꨂ。因其事关中国印章的起源与早期形态的认识。令人欣喜的是,1998年至2010年,安阳殷墟考古工作者先后从商晚期房基、贞人墓与祭祀坑中发现三方青铜印章,并作详尽论证,颇有见地和成就。不仅为殷商社会存在印章提供更为充实的证据,也为商代印章类型比较研究指明方向。2016年4月27日,笔者亲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零距离考察了这三方商代晚期印章。笔者据此三方印章,以及20世纪30年代传为安阳殷墟时期的三方印章之一亚禽示印ꨃ作为参照物,选择故宫博物院所藏兽面纹印(以下简称“兽面纹印”)作为研究对象,将五方印相互比勘,并重新检索以往印谱所载殷商印章等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在史料里极力钩沉,除了形制与功能上的探索之外,也试图对兽面纹印的传藏、断代、纹饰与图形背后所承载的社会性与文化意义进行深入挖掘。尤其
是对该印的确切起源时间,以及印面中纹饰和图形“”的指向有了较为客观且明晰的认识。基于
ꨁ 本文为江苏省部级人文研究基地项目“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242014S30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ꨂ 元代吾丘衍认为“三代无印”,此说一直影响到明代中期。明万历年间,甘旸在其印学论著《印章集
说》中专列“三代印”条目,陈述自己的见解,“或谓三代无印,非也”。与甘旸同时代的朱简认为“印始于商周,盛于汉,沿于晋,滥觞于六朝……”20世纪30年代,古董家黄伯川在其《邺中片羽》中首次著录了三方传为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之后于省吾、胡厚宣、徐中舒、饶宗颐、张光远、李学勤等学者对“商周有印章”持肯定的态度。
ꨃ 学界对传出自安阳殷墟的三方印章有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尤其对亚禽示印讨论最多。台湾学者张光远先生在《故宫历代铜印特展图录》中对亚禽示印倾注浓厚笔墨,为我们了解该印开辟了快速通道。然学界对其余两方印考释较少,且难以下定论,故本文只以亚禽示印作为参考对象。
重庆园博园景区介绍此,本文将对这枚兽面纹印进行探讨,是否有理有据尚待方家予以指教。
一、兽面纹印的传藏
此方兽面纹印,民国黄伯川(1880—1952,名濬,也作“浚”)所辑《尊古斋集印》较早著录,并广为早期研究肖形印学者征引。《尊古斋集印》计一至五集,共五十卷,又有第六集十卷,民国年间钤印。ꨁ叶其峰先生所编《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亦著录,印拓为原印重新拓制,相较前集所拓,略显精致。《古图形玺印》和《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卷》(第92卷)等收录。
俄罗斯地图中文版(一)“尊古斋”之说
清末至民国年间,集谱甚多。有珍贵名玺反复易主,以至某些印谱成为个人或多位收藏者的集谱。另外,收藏者之间相互交换,或赠予,或购买钤印拓片,故印谱中常有一印重见于数谱之状况。《尊古斋集印》是由黄伯川收集的印拓及经手的印章留稿编辑而成。《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刊印之前,除了《尊古斋集印》之外,未见此印收于其他印谱。《尊古斋集印》刊印的具体时间不详,然“从他刊出的书籍时间来看,除《尊古斋古玺集林》第一集是民国十七年戊辰钤印本外,其余百余卷书是1935年至1945年10年间陆续印发的”。ꨂ
尊古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于北京琉璃厂开业,创业者是黄振基(字兴甫)。其时,金石文玩大兴。宣统二年(1910),黄兴甫将尊古斋交由其侄黄伯川经营。黄伯川边经商边著述,经眼过手之物极多,于文物古玩鉴定颇具慧眼,识鉴精确。所著金石图书,多为学者称引。有清一代,金石摹拓之术日精,而图录之作大盛。黄氏著作收罗宏富,且器物多经周希丁(1891—1961)手拓而成。周所拓之物精妙绝伦,有《古器物传拓术》行世。但凡尊古斋经手或收藏的金石、陶片、古印、铜器、玉器、钱币等珍贵文物,均由其钤拓,拍照后编辑成册,作为一些专家学者的参考资料。周亦精篆刻,自治手拓印,印风古雅,20世纪40年代曾出版《石言馆印存》。《文物话春秋》曾提及:“黄伯川将甲骨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一问题。”ꨃ若所记不虚,黄氏不仅是位商人、鉴定家,还是最早研究甲骨文与金文之间关系的古文字学家。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里有许多青铜器铭文拓片就出自于尊古斋,其中单属历代玺印一
类,除《尊古斋集印》外,还有《尊古斋古玺集林》《衡斋玉印征》《衡斋藏印》《衡斋藏印续集》《尊古斋古印拾零》等,总数达一百多册,创万印楼陈介祺之后,个人辑古玺印谱录之最。ꨄ传早期殷墟出土的三方商代印章也是黄氏最早著录于《邺中片羽》的初集和二集中。
“尊古斋主人黄伯川君,所见玺印最多,十年前以此册授之,请以希见之品钤抑其上,顷承
ꨁ 胡金兆:《百年琉璃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莘县天气预报ꨂ 陈重远:《琉璃厂系列:文物话春秋》,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ꨃ 陈重远:《琉璃厂系列:文物话春秋》,第116页。
ꨄ 韩天衡、张炜羽:《尊古斋主黄伯川》,《新民晚报》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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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还,已钤满矣,都凡二十九方,果皆精品,喜而识之,卅五年十二月三日。”ꨁ这是马衡为《尊古斋印谱》所作书跋。不难看出,“所见玺印最多”和“希见之品”反映了黄氏对古印的见多识广和精钻的鉴别能力。“果皆精品”则是对其所选印章品质之高的肯定和不出所料的欣喜。由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管窥到尊古斋印拓搜集的途径。
鉴于黄伯川于古印有卓越之鉴别能力,就不得不提《邺中片羽》初集和二集所录传为安阳殷墟出土的三方商代印章,其中初集中的两方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先生爰考众籍,得其奥旨,作《商代晚期两枚铜印考》论述之,令人叹服。此三方印虽也无科学考古发掘资料,然尚幸有私相秘售者稍予透露出土地点之简要信息,实属难得。印章一出,即吸引众多学者研究。相较而言,兽面纹印可谓悄无声息。
(二)“徐茂斋”之说
此印究竟何时,通过何种途径入藏故宫,笔者曾致电《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编者叶其峰先生,先生亦未知其详。后所幸检索得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该印原始信息,显示“1956年文物局拨交徐茂斋藏品”ꨂ,有同词条连号印章数百方。徐茂斋(约1899—约1962,亦作徐懋斋),“名安,浙江湖州人。擅书法,宗米芾,善绘花鸟、走兽。喜爱收藏历代书画、印章。”ꨃ罗福颐先生曾谈及:“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京得见故家所藏玺印极多,如陈氏簠斋、徐氏懋斋、陈氏伏庐、陈氏澄秋馆、王氏惜篁轩诸家归有,凡一万数千方,均售归公有,于一九五五年又转归故宫博物院保管。”ꨄ罗所说时间虽有一年之差,然事件应为相同。《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亦有述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肖形印,有清宫旧藏,也有解放后陆续收进的,其中包括陈氏万印楼、吴氏双虞壶斋、黄氏衡斋、陈氏伏庐、徐茂斋诸家的藏品。”ꨅ由此可知,此印在入藏故宫博物院之前确为徐茂斋所藏。
郑重在《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中提及调拨一事,“解放初期,各博物馆所藏书画,还可互通有无,由文物局以‘调拨’的方式照顾调剂。文物局一旦决定,由张葱玉进行具体的调拨工作。此类事例颇多。”ꨆ张珩(1915—1963)是古书画鉴定专家,字葱玉,别署希逸。1934—1946年间,曾两度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1950年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同年调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值得一提的是,“徐茂斋是张葱玉七叔张叔驯之内兄。”ꨇ此外,徐茂斋曾将所藏古玺印辑为《徐氏印谱》,延请对六国文字深有研究的大学者王国维撰序。王国维根据罗福颐先生所辑《古玺文字征》稿,确定古玺文为六国文字。“自是以后,藏古玺印者选择益精”ꨈ,成为印学史上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述,被誉为古玺文字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桐乡徐氏印谱序》又名《西吴徐氏印谱序》,即为徐懋斋所作。其中有
ꨁ 故宫博物院编《马衡·捐献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ꨂ 笔者于2016年6月15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考察得知。
ꨃ 韩天衡、张炜羽:《高风峻节的藏家张鲁盦与徐懋斋》,《新民晚报》2016年5月21日。
ꨄ 罗福颐:《古玺印概论·序言》,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ꨅ 叶其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述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ꨆ 郑重:《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ꨇ 韩天衡、张炜羽:《高风峻节的藏家张鲁盦与徐懋斋》。
ꨈ 罗福颐:《古玺印概论》,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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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氏之藏则归于桐乡徐君懋斋,懋斋复汰而益之。……读而叹其精善”,又“懋斋之于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可谓知所先务矣”。ꨁ对徐茂斋藏印之精、识见之广颇有美誉。
那么,兽面纹印是否为尊古斋黄伯川经手?若非黄氏经手,其印拓如何得来?然徐茂斋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收入该印,又是如何为文物局调拨后交与故宫?是通过张叔驯交给张葱玉,还是与王国维所撰序言有关?目前,因缺乏可靠资料,对于这些问题还未达到弄清楚的地步,暂时只能存疑,留待查考。
二、兽面纹印断代问题阐释的取向
笔者根据《尊古斋集印》刊印时间推测,此兽面纹印出土近百年,然学界对于此印的断代问题还缺乏针对性研究。究其原因,约有二端:其一,出土资料匮乏,无断代依据,亦无同时期印章作为佐证;其二,专家学者之论较为笼统,失之具体,后人无由追踪其迹。
然而,我们从以下材料中可以管窥到诸学者对该兽面纹印断代问题的认识。若从纹样角度进行深入解读,或者可得其正解。比如温廷宽先生依据黄宾虹先生《宾虹草堂古印谱·弁言》中所提及的印章和模制铜器、陶器的相互关系,首次从图像学的视角将《邺中片羽》与《尊古斋集印》中的被其称作“花纹印章”(其中图例有此方兽面纹印)进行相互对照,得出了“铜模确是和印章有着密切关系”的结论。ꨂ其更在《漫谈玺印》一文中指出:“在各种印谱中还可以见到饕餮纹、凤纹、怪鸟纹等古玺,虽不明其出土地点,无论在花纹特征、造型结构和风格上,都显示了西周以前的特点,可以用西周以前的铜器花纹做旁证。”ꨃ这里所提到的“饕餮纹古玺”即选自于《尊古斋集印》,也就是后被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兽面纹印。其后,根据周原考古发掘证实“凤纹、怪鸟纹印”为西周时期印章,就不难推断这方“饕餮纹古玺”的断代实与西周相近。
罗福颐先生将此印归于“战国以来画印”ꨄ,并断代为战国时期。但对于为什么如此断代未作阐释。叶其峰先生也将此印归类于战国肖形玺,有“此印纹与燕下都出土的战国半瓦当上的兽面纹近似”ꨅ的注解。王伯敏先生从“其形状、结构,与商、周、战国的铜器纹饰,极为相似。……兽面纹的两眼、两角、嘴鼻的变化,显然为‘兽面印’所取”ꨆ的视角出发,将之与青铜器比勘,然对于究竟属于什么年代并未深入探究。徐畅先生对此印的描述为:“此玺为双钩线描,双眉、双目、鼻、嘴(裂口)均清晰明了,与小屯238号墓出土晚商中期方彝的双钩饕餮纹相似。从钮式及纹样可定为商代。”ꨇ由此可知,徐先生显然是承续了王先生从殷商青铜器图像比勘的方法,将其置于新出土水利局商代印章的背景之下,将此
印定位于商代,从而把对该印的断代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也提到此印属于商代。ꨈ
ꨁ 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王国维遗书》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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ꨂ 温廷宽:《印章起源和肖形印》,《文物》1958年第12期,第25页。
ꨃ 温廷宽:《漫谈玺印》,《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第141页。
ꨄ 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ꨅ 叶其峰:《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ꨆ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附录一》,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ꨇ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ꨈ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第92卷),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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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水利局印
图1.2
俯拍印钮 图1.3
 印面照片图1.4
封泥(复制) 图1.5印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藏,
上下两边长1.5cm,左右边宽1.6cm,壁厚0.33cm,鼻钮高0.49cm)图2.1 
印图2.2
俯拍印钮图2.3
 印面照片图2.4封泥(复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藏,   印文面上边长2.4cm,下边长2.2cm,左边宽2.2cm,
右边宽2.4cm,壁厚 0.45cm,鼻钮高0.89cm)  图3.1 
图3.2
俯拍印钮图3.3
印面照片图3.4封泥(复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藏,    边长2.2cm,厚0.45cm,鼻钮高0.46cm)江油今天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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