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名称 近代中外关系史
姓 名 邓凤瑶 学 号 201202050481
学 院 历史文化学院 日期（年月日2014年2月20日
研究生课程论文评价标准
指标 | 评价内容 | 老虎滩极地海洋动物馆评价等级（分值） | 得分 |
A | B | C | D |
选题 | | 20-16 | 15-11 | 10-6 | 5-0 | |
论证 | 思路是否清晰；逻辑是否严密；结构是否严谨；研究方法是否得当；论证是否充分。 | 20-16 | 15-11 | 10-6 | 5-0 | |
文献 | 文献资料是否翔实；是否具有代表性。 | 20-16 | 15-11 | 10-6 | 5-0 | |
规范 | 文字表达是否准确、流畅；体例是否规范；是否符合学术道德规范。 | 20-16 | 15-11 | 10-6 | 5-0 | |
能力 | 是否运用了本门课程的有关理论知识；是否体现了科学研究能力。 | 20-16 | 国庆假期旅游攻略15-11 | 10-6 | 5-0 | |
评阅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 总分： |
| | | | | | 北京15个免费景点 |
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制
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研究综述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北爱尔兰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相当重要的特殊人物。他1863年继李泰国(H.N.lay)任清朝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至1908年，长达45年，由外国人支配的中国海关制度就是他一手制定和推行的。他不仅管理着整个中国海关，通过税收和直接向外国政府支付巨额赔款，使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得以运转，而且还作为中国政府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直接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在对近代中国内政外交施加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方面，以及承受的重磅抨击与赞誉方面，来华洋人无人能出其右。国内外学术界对赫德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对国内外关于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的研究做一梳理和初步总结，希望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赫德、中国海关史及中外关系史等有所帮助。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早在20世纪初，赫德的好友爱德华·杜德维（Edward B. Drew）所著的Sir Robert Hart and
his life work（《赫德和他的工作生活》），就介绍了赫德在税务方面和海关行政方面的工作。赫德去世后，其部下洋员或继任者从同时代的丁韪良、马士等，到后来的威尔特、班思德、高柳松一郎、梅乐和、李度等在回忆录、书信或著述中曾对赫德有过评价。对赫德研究较为深入的是其助手、也曾担任过中国海关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他于1910年和1918年出版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和第３卷。马士多次提及赫德在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中的政治影响力，尤其强调赫德担任总税务司不仅受到外国使节的赞扬，甚至还备清政府官员所信任和接受。1921年日本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一书在详细论述中国关税制度的同时，也对赫德谋划制定的关税有所分析，指出某些关税条款对中国具有种种弊害。英籍税务司班思德(T. Roger Banister)于1933年出版了《中国沿海关灯塔志》，其中赫德与中国沿海灯塔的起源、发展有相关的介绍。1949年，曾担任中国海关帮办和税务司等要职的英国人魏尔特出版了专著《赫德与中国海关》（上下册），使用了大量总税务司署和各口岸的海关档案来对赫德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除此之外，赫德的书信、日记的整理方面出了一批成果。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时，与海关工作人员及清廷官员有频繁的函电往来，还写有大量日记，但长时间里未能出版发行。美国和中国的一批著名学者将其遗留的文字著述进行整理、编撰、翻译，陆续出版发行。1
975年出版费正清等编撰的《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通信集（1868－1907）》（两卷），他认为赫德堪称将西方和中国官员联合起来，用现代化的方法管理通商口岸的完美典范。1986年出版布鲁纳等编写的《步入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和1991年出版布鲁纳等编写的《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出版发行，收录了赫德自1854年踏上中国土地，到1863年被任命为总税务司这10年间所记的全部日记（除去因私人原因而被其毁掉的部分）来上海旅游必去的地方。这些都是赫德当年工作及社会活动的历史见证和原始依据，里面记载了赫德统治旧中国海关时期大量的言行，为我们研究赫德与旧中国海关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
21世纪初对赫德的研究角度更为创新，2006年Eberhard-Breard, Andrea通过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赫德和中国统计改革》）一文，叙述了赫德对晚清海关统计改革的重大影响，赫德是海关统计工作背后的推动力量,并且他还邀请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加入，成为开创性的倡议。Horowitz, Richard S.在Politics, Power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the Qing Restoration and the Ascent of Robert Hart（《政治，权力和中国海关：清王朝的救亡图存和赫德的仕途升迁》）一文中从人性分析这一角度提出看法，展现了赫德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极具才干、精明睿智，走在时代前端的领
事官，对英国政府的许多方面充满怀疑，同时也不愿无私帮助中国，他真诚地相信两国政府间在某些领域有共同利益，但作为一个自负、有野心的人，他更加倾向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且不断理性运作。 Richard O’Learyzai在沙巴是哪个国家的Robert Hart in China:The Significance of his Irish Roots（《赫德在中国——他的爱尔兰血统的意义》）中试图说明赫德是爱尔兰人或英国人，并指出其身份的多重性为他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并且认为一个国际性的官僚机构使他更具有志向，他补充道Horowitz, Richard S.的人性化分析试图将赫德的野心勃勃和在中国的成功转向获得在爱尔兰和英国社会的更高地位。布克洛娃（М.С.Букрова）的论文Роберт Харт и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ские таможни（《赫德与中国海关》）一方面肯定了赫德为西方列强和清政府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批评赫德在控制中国海关的同时，不是没有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英国间接控制中国的财政的政策，被布克洛娃（М.С.Букрова）称为“非正式外交”。
总之，国外学者对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有了一定的考察，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些研究的史料价值高。作为赫德的同僚和当时众多活动的参与者，马士和魏尔特的著作资料引证丰富，内容广泛，学术价值高。前者的写作得益于他的亲临其境，对中国内政外交的谙熟及常人难以得到的大量原始资料，尤其是外交档案。后者使用了总税务司署和各口岸的大量
海关资料，部分税务司的日记、信件，并在中英著名图书馆查阅过赫德的有关资料。国外的研究对后人探讨赫德和近代中国海关助益良多，成为今天国内外研究赫德的重要参考资料。
但是，上述对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的专门研究缺乏系统深入。20世纪西方学者对赫德控制旧中国海关及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行径均持肯定和欣赏的态度，给与了颇高的评价，而忽视了对中国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杜德维就赞其“人格之高尚，公司之分明……更莫不皆足焉，为吾人景仰者也。”尽管马士对赫德晚年管理海关“把亲属关系推用到许多血缘以外的人身上”，“没有任何物议可以限制他的独裁统治”作了评述，但在对赫德干涉中国内政外交持有赞同态度，把《烟台条约》最终签订的“功劳”的最大部分归于赫德。 1898年2月22日金登干致赫德第528号电报：“……除非中国感谢英国过去为她所做的事并有所表示，否则英格兰银行的记名债券将令入怀疑。注意，没有这样的表示公众将不信任债券，等等”，赫德插手、控制清政府的外债,为英国侵华金融势力创造便利条件。魏尔特更是赞誉赫德“在许多危机中，他个人的影响和超人的知识挽救了满清王朝和中华帝国免遭灾难”。
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偶有较为公允的评价，如高柳松一郎在《辛丑条约》谈判期间针对外国
欧洲旅游团报价15日多少钱银行团提出的“中国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支付能力？什么样的支付方法才是适当的？”等问题一一做了分析，说明赫德“企图强化国家财政（亦即赫德的中央财政）的意图”。但日本学者这些温和的、异样的声音比起西方对赫德的重磅赞誉，实在是微不足道。到21世纪初，欧美学者研究赫德的角度更为创新，更为客观评价赫德在近代中国海关活动中的影响。Horowitz, Richard S.和Richard O’Learyzai分别从人性角度和血缘性格来分析赫德的心理活动及行为，Horowitz, Richard S.指出，赫德一边自诩为帝国的旁观者，一边从“一个身份卑微的领事官爬到中国最具影响的外国人的位置”，他隐藏在内心的的“野心、欲望、偏见、不安全感、以及怯懦”，使得他在担任海关税务司的过程中谨慎地玩弄权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Richard O’Learyzai则从爱尔兰血统中所具有的文化敏感性和深刻见解这两个特点来说明赫德处理中英问题的才干，“与爱尔兰人关系密切”为他提供不少便利，也“提高了他在爱尔兰社会中的地位”。布克洛娃(М.С.Букрова)不失公允地指出，赫德认为“海关机构建立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工作的认真程度，而在于在限定的时间里面控制中国的国库收入”，揭露了近代中国海关实质成为英政府敛财的一个工具。
二、 大陆研究综述
大陆学术界对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建国前的相关研究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国内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 由赵尔巽1914年开始编纂，1927年大致完成的《清史稿》，部分有关海关的记载中，介绍了赫德裁厘加税及反对洋药加税的详细经过，专著方面，1915年黄序鹅著的《海关通志》下卷就指出赫德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把“常关进款”，扩大解释为“似应一例解释为通商口岸进出各华船船料(民船船税)、各华船货税，并一切规费，均在其内”，就把常关以外各衙门的征收款项也囊括进去，从而维护债权国的地位。民国十四年（1926年）由杨德森主编的《中国关税制度沿革》，这些著作偏重于海关的规章制度,但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赫德,涉及到了赫德作为总税务司在组织建立税务司海关过程中的情况、作用和地位等史实,是我们通过赫德所从事的活动来研究赫德的可资参考的资料和文献。
（二）20世纪50-70年代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收回海关及海关档案为契机，由范文澜、陈瀚笙等学者编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于1957年到1965年共同出版了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十卷本。其中《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国海关
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和《中国海关与邮政》绝大部分是赫德与金登干以及清廷官员、重要海关人员等的函电往来。
论著方面，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丁名楠、余绳武等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记录了赫德控制中国海关，洋员任用以英人为主的行径。论文方面，解放初期,以旧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为代表的一些熟悉旧海关制度的人,陆续在《人民海关》、《人民日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再批判旧海关》、《新旧海关的比较》、《控诉帝国主义奴役旧中国海关关员的罪行》等文章中谈到赫德，还有三篇论文即马天增的《赫德是什么人？他参与中国政治的情况怎样？》、金立成的《赫德———阴险的帝国主义分子———一页帝国主义侵占中国海港史》和黄光域的《关于赫德致金登干的书信》对赫德做了简单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