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6日，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提到拟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紧接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又说：“我们觉得，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的、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和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1957年3月，云南省农垦局成立。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从1958年到1963年，从内地动员几百万青年到这些参加社会主义开发和建设工作。使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逐步地同内地一样获得迅速发展，并责成农垦部负责此项工作。1965年，首批四川知识青年赴云南农场支边，被分到德宏、临沧、红河三个垦区。其中，成都知青于10月10日、12月6日离蓉。1969年10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原云南农场的基础上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昆明军区代管。1970年3月1日，根据昆明军区颁布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编制表》，昆明军区抽调和配备了 约2700名现役军人干部，完成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设在思茅，下辖四个师共32个团。到1971年7月，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近10万人。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全国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农建师的师以上干部170余人在北京参加“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会议确定：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一支武装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会议确定，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关系隶属解放军各大军区，无论是大军区直接领导还是大军区委托各省军区领导，都必须服从所在省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兵团党的建设、政治思想工作、平时工作、行政管理、军事训练、指挥调动、战备装备由军区负责；生产建设、财务、物资由省区革命委员会负责；年度计划、长远规划由兵团统一编制，纳入所在省区的计划和规划。兵团使用的土地、水源、草场、山林、矿藏等应当在各省区的领导下统筹安排。会议确定，广东云南要大力发展橡胶，力争早日结束我国橡胶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0年12月28日，国家计委电话通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同意“云南向四川招收4万知识青年，参加云南建设兵团”。拟计划招40300人，最后四川超额完成。
1971年2月，根据国家计委指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以师、团为单位组建“知识青年动员接受组”奔赴四川成都重庆，动员组织应届初中毕业生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1971年2月4日以川革函【71】37号发出《关于分配部分一九七一年中学毕业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的通知》。省革委毕业生分配组当月10日，颁发了《动员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宣传提纲》，开始动员毕业生到云南边疆。同时兵团按有关部门1月23日制定的到云南兵团新战士的五个条件要求，接收战士。
1971年3月10日，成都首批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青年1053人，乘“知青专列”由成都出发，奔赴云南边疆。
1971年3月24日凌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女生宿舍发生火灾，十名到兵团才一个星期的成都女知青不幸丧生，她们是：施桂芳、范金凤、李晓妮、傅国秀、阮国清、周金秀、傅蓉碧、万禄秀、李观玉、晏启芬，均为成都市第39中学校学生，年龄最大者18最小者未满17岁。她们成了云南兵团“知龄”最短的永远的知青。
1971年7月7日，最后一列“知青专列”从成都出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成都市共开行17次“知青专列南昌休闲游玩的地方”，共计运送了16625名知青赴云南支边。
1971年9月6日，四川省革委毕业生分配组在《关于动员一九七一年应届中学毕业生到云南
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总结报告》的最后部分谈到：少数学校突出政治，深入不够，存在单纯的任务观点，在动员工作初期，宣传工作有片面性，对兵团的前途远景讲的多，对当前存在的暂时困难讲的少；政审条件掌握有些偏高偏严；少数父母年老，而有的是独子，独女的，或体弱多病不宜在边疆生活的也动员去了。
1972年3月20日至6月2日，四川省组织大型慰问团赴云南慰问支边知青。其中成都分团到了二师、三师的十个团、47个营、414个连队，行程4800公里。慰问期间，召开各种座谈会871次，慰问会49次，文艺演出89场，放映电影66场。之后，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以成革政【1972】21号文件发了，慰问赴滇支边青年代表团成都分团汇报材料，并组织家长和有关单位作了汇报。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技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当年，首次在农场公开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3年6月22日至8月8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副总理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表示了关注和愤慨。
1973年10月，兵团总部对赴滇知识青年进行了全面统计。据统计，到1973年10月，兵团共接收知青99839人。其中，男性54406人，女性42722人。上海知青35052人；北京知青
5035人；四川知青41712人；昆明知青7229人。知青中送上大学的264人；参军695人；调走1194人；因病退回原地1596人；因公死亡31人；病故52人；事故死亡62人；自杀25人；擅自返乡647人；因公致残53人，知青中，犯罪劳教39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现在编95128人。
1973年11月28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景洪召开宣判大会，判处迫害知识青年的罪犯贾小山、张国亮等四人死刑。
1974年4月，兵团党委要求在知青中提拔一定数量的副职干部。其中，成都知青唐朝民、董玉华（女）分别担任二师、三师副师长。还有不少知青在兵团总部、各师、团、营连担任正副职务。
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大型汇报慰问团赴四川汇报慰问，成都分团有五十余人，其中，成都知青有13人参加了慰问汇报团。
1974年89月份自驾游旅游最佳地方月28日，位于德宏州瑞丽县的三师十一团发生了以成都知青为主的“地震逃亡冲关事件”，后来，参与的知青绝大多数被遣返回连队。十一团团党委发布命令：1、对参加跑地震的知青不再追究；2、凡买过知青东西的老职工必须立刻全部退还给知青，并且不许向知青索要一分钱。
1974年9月，昆明军区发出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命令。至10月29日，撤销工作结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全部恢复原国营农场的建制。
1975年11月，首届四川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赴云南支边的成渝两地知青也组成了有13名知青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
1977年10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决定停止推荐入学，恢复大中专学校统一考试和择优录取制度。全国城乡共有五百七十余万招生应考，其中知识青年考生占考生总数一半以上，约三百万人。云南省考生十三万，农场应试知青约五万人，最后录取各类大中专学校将近一千人。
1978年8月29日，国家劳动总局在关于病退、困退知识青年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内提出：原分配在农场、垦殖场当职工的知识青年，经县以上知青办批准按病退、困退离开农场后，又重新参加工作的，可以将他们在农场、垦殖场的连续工龄与重新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推迟了近两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了四十多天，最后形成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会议纪要》，一个是《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知识青
年的问题，并批准了这两个文件。（《纪要》中提出：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但下乡人数将逐步减少，城市中学毕业生分配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留城面要逐步扩大。《试行规定》中明确：农场知青作为国营企业职工，今后不再享受下乡知青的待遇。这样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满）。
1978年11月，上海知青翟玲仙，在分场卫生所生产时，由于明显医疗事故，导致母子双亡。在知青中引起巨大震动，人们对死者的哀悼，演绎成对自己命运的抗争。
1978年10月中旬开始的知青返城活动，以上海知青丁惠民为首的知青代表，带领数万农场知青请愿罢工、赴京请愿，受到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在云南各国营农场数万知青为返城而努力的时候，以成都知青为主的勐定农场知青的罢工请愿绝食，引起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使勐定农场成为知青返城活动最后的中心。并直接导致了知青返城的圆满解决。
1978年12月23日，孟定农场知青发起成立了“知青返城请愿委员会”
1978年12月25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云南省委和国家农垦总局负责处理云南农垦系统发生的事件。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的赵凡受命于危难之中，代表中央赴云南处理知青事件。当天赵凡搭乘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的飞机一同
飞往昆明。在飞机上，赵凡同安平生就如何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交换了意见。
1978年12月29日，孟定农场“知青返城请愿委员会”发出《请愿宣言》。
1979年1月4日，孟定农场知青开始在场部静坐请愿。
1979年1月6日，在孟定农场场部静坐请愿的知青派出211名知青在场部招待所开始绝食。
1979年1月9日晚，中央调查组组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凡从景洪赶到孟定。
1979年1月10日上午，赵凡邀请了四名知青代表到部队招待所座谈，说明了国务院调查组到孟定的目的。在听了知青们的汇报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赵凡决定立即到现场和广大知青见面。
下午四点左右，赵凡来到孟定农场场部，接见集聚在场部的大约三四千知青。
1979年1月11日、12日，赵帆在孟定分别和中央、省工作组，孟定农场的干部座谈，对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表示赞扬和慰问，要求他们继续做好工作。
1979年1月中旬，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十五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1979年1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期分批地回去。省委决定采取六种方式逐步解决在云南的四川知青返城问题：一、照顾特殊困难和病退；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职工退休可以由是云南支边知青的子女顶替；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单位在云南知青中招工；四、增加大中专技校在云南知青中的招生名额；五、参军的知青复员专业后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六、知青中夫妻分居两地的可以照顾调动。可以说四川方面对解决云南知青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后来四川还接受了一些回上海有困难的知青在成都重庆落户。上海北京市委也同意大部分接收本市的知青，得到了中央批准。
1979年1月21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的善后事宜。会议决定，对全省七万多知识青年，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留的都走。于是，为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的返城打开了绿灯。
1979年北京到泰国旅游报价1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云南省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赵凡在会上明确表示，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会议上，赵凡又表示，知青问题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重心转移都有困难。
197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择要转载《文汇报》2月6日发表的读者来信和评论员文章，返城风波首次披露于全国。
1979年2月13日以川革发【1979】13号文件，发出《关于统筹解决我省在云南各国营农场下乡知识青年实际困难的通知》。《通知》第四条指出：解决云南各国营农场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与省内在乡和按政策留城知青统筹安排，在系统和单位有增人指标时，按原有“几优先四种人不能上玉龙雪山”的规定（如三个子女在乡的、一户没有一个子女安排工作的、独子女、孤儿、孤、身边无人、父母无固定收入者）协商给予安排，落实一个安排一个，落实一批安排一批；一定要经过本人申请，领导批准，严格履行一切应办的手续才得入户，才能安排……
1979年，农场知青实现了大返城。返城率达97％。
1990年10月，云南农垦总局出版的《云南农垦纪略》，该书对知青在滇这段历史，作了较为客观的记载。
1991年6月8日至15日，为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企鹅酒店纪念赴云南支边二十周年，成都赴滇知青在四川展览馆举行了《青春玉溪高古楼网无悔——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回顾展》暨《青春无悔》一书首发式。在成都、在四川、乃至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
2001年，为纪念赴云南支边三十周年，全国各地知青纷纷重返第二故乡，回到魂牵梦系的云南垦区探亲，观光、旅游。受到农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这期间以2001年“五·一”“十·一”两次成都知青专列影响最大。
2003年8月30日至9月2日，当年处理调查云南国营农场知青为返城而举行请愿活动一事的中央调查组组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87岁高龄的赵凡同志专程来成都看望当年的农场知青。
整理辑录 邱汉渝 杨 全 谢光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