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思想战—日本的帝国宣传》（The Thought War–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2006,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很有感触。作者巴拉克·库什纳（Barak Kushner）展示了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日本宣传的全貌。
帝国宣传
从1931到1945年，日本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可是日本国内却没有人叛逃，多数民众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日本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有效的宣传。 作者认为，日本的战争宣传是“成功的失败”，不但维持了15年的战争，而且使民众接受失败，积极参与战后重建。
日本战争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国外和国内战线的统一，促使民众支持战争政策。1933年日本提出的口号是“解放亚洲”。
作者认为，日本战争宣传的核心不是天皇，而是所谓“现代化使命”—建设现代化的日本，把
文化和进步带给亚洲，让日本成为亚洲的领袖和中心，成为进步、科学、文明的先驱，成为亚洲其它国家模仿的对象。
事实上，日本的帝国宣传早在1890年就开始了，二战期间的战争宣传只不过是帝国宣传的延续。
多元化的宣传活动
日本和二战期间的德国不同，它并没有单一的宣传机构，而是依靠政府和民间、军队和民间的合作，注重激发众的
自发性。
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只惩罚了几个军头，没有追究宣传人员的责任。
日本的战争宣传注重官民合作。政府和军方制定宣传目标和纲领，广告公司承包具体的宣传任务，娱乐公司也支持战争政策，组织演出，以动员民众，提升军队士气。
不少西方人认为，日本政府和军方压制民众，剥夺民众的自由，他们却忽略了日本民众对
战争的主动支持。战时，日本的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回收废品，支持战争；军人家属收集唱片、书籍，寄往前线慰劳军人；居民协会、村民协会动员本地居民支持战争；民众积极参与舞蹈比赛、歌咏比赛。
很多民众喜欢到火车站欢送日军。某小镇民众没有得到通知，错过了送别仪式，就写信给警察局表示不满。
1937年10月，有个年轻女性写信给《闪光旅》杂志，她说：
看到火车上的日本军人，我感到，这些日本男人变成了神。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我觉得，我似乎和他们在一起，身体闪闪发光，坚定的穿过中国大地。
旅游与宣传
日本认为，日本应该与亚洲其它国家不同，必须摆脱肮脏停滞、破旧不堪的落后形象。
日本注重旅游的宣传作用。政府改造了城市的厕所，以吸引国外游客。日本企图让游客相信日本是个热爱和平的伟大国家。
日本邀请美国的杂志编辑到日本旅游，以影响杂志的报道倾向，改变日本形象。
日本还雇佣美国写手，为日本说话。例如，美国记者弗里德里克·威廉斯（Frederick Williams）写了《中国新闻的背后》（Behind the News in China），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还指控在华传教士捏造报道。后来，邻居发现他常常去银行存钱，就报告了警方。
1942年6月1日，威廉斯遭到审判，被判有罪。
日本鼓吹，“新京”（中国长春）将会成为乌托邦式的城市。日本还鼓吹，火车将要连接日本、朝鲜和沈阳、长春，当然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奥运狂热
1936年，日本取得了1940年的奥运举办权。日本爆发了奥运狂热：
东京的商业区升起奥运旗帜；办公室、商场挂起标语；很多公司用奥运符号大做广告；政府估计，八万游客会来日本；有的英语学校声称要“为奥运做准备”；许多女人留起了时髦的“奥林匹克头”，她们把前额的刘海做成五个发圈儿，就像奥运的五环标志。
1938年，由于战争消耗了很多资源，举办奥运的计划不得不取消。日本的奥运梦到1964年才实现，60年代初，日本参照二战期间的计划建造奥运场馆，火车也建成了。
特别高级警察
特别高级警察与普通警察不同，是战时的思想警察，负责镇压反政府行为，监视国内民众，与“敌人”的宣传作斗争。它有权进行新闻检查，还给民营媒体发布指令，影响日本的舆论导向。
特别高级警察的触角无处不在。某工厂的女工晚上到车站为士兵送行，挨了经理的批评。
第二天，特别高级警察就提醒经理，不要有“反军方的行为”。当然，特别高级警察也不是万能的。记者尾崎秀实为间谍佐尔格提供情报，他们并没有及时发现。
对于不同政见者，特别高级警察施压、哄骗、威胁、折磨，迫使他们皈依正统。
特别高级警察还成立“文化营”，利用战俘，进行对外宣传；还通过各种宣传形式，让日本人蔑视战俘，以当俘虏为耻。
战后，不少协助日本进行宣传的西方战俘遭到审判。
战时的性
日本的战争宣传强调女性的贞洁。为了稳定军人的士气，日本需要女性保持贞洁；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日本需要女性参加生产。因此，日本的宣传
鼓励女性扮演社会骨干的角，男人在国外战斗时，女人应该努力工作，照顾家中老小。日本的宣传还塑造了放纵的西方人形象。
战时，日本禁止性用品广告，因为这些广告中含有性信息。
日本军方禁止士兵自慰，却鼓励士兵和慰安妇发生关系。
奢侈是敌
战前，日本的广告业受到歧视。战争爆发后，广告人嗅觉敏锐，将爱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结合，配合政府的战争政策，参与战争宣传活动，力图改善自身地位，获得实际利益。
杂志《前线》强调，战争平凡枯燥，超越个人利益，日本人应该积极参与；还提出了口号“奢侈是敌”，鼓励日本人节衣缩食。
战争后期，《前线》杂志的工作人员焚烧证据，担心被捕，可是，盟军认为宣传是战争的副产品，从业人员不是战犯。这些人安然无恙，还加入了文化出版公司，继续他们的宣传工作。随军记者，随军作家
随军记者给国内民众提供报道。在成为记者之前，火野苇平出版了《麦子与士兵》，描写作者在中国当兵的经历，强调了日本士兵遇到的困难。这本书畅销120万册，影响了日本民意，引起民众对士兵的同情。
1938年，火野苇平成为随军记者，在中国乡村跟随日军作战。后来，他的作品《大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都成为畅销书。火野苇平塑造的士兵都是朴素、勤奋、献身的好人。
日本还重视作家的参与，组织了“笔战排”。刚开始，报名的作家不多，后来有些作家受到高薪吸引，愿意参加。加入“笔战排”后，作家的月薪是当时大学生工资的两倍，他们还可
以发表作品赚稿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总共有22个作家参加，陆军得到14人，海军得到8个，他们在亚洲各地，和部队生活在一起，把作品发往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