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在这里既有专用名词来解释和记载瓷器，也已学得了唐人对瓷器药用价值的知识〔15〕，深信中国产瓷器有检验食品是否有毒并能入药的功能。瓷器生产技术从中国向外传播的路线和时间，也同样是从朝鲜半岛开始，依次再到中南半岛、日本、西亚，再到欧洲、美洲。在邻近中国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甚至还效仿中国皇帝设立了自己的官窑并形成自具特的官窑制度，其制度既有本自中国官窑制度的内容，也有其本土化的特点。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世界中外瓷器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中，从理解程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不同层次的交流阶段。
第一阶段是舶来品的直接接受和表象上的认知阶段。在该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古人，对外来的产品均是无条件地接受，一般直接用外来语的音译记述这些器物，或是用自己认识的其他东西进行比喻记载，在长时期内对这些外来物品一直处于宝物或稀有品—财富的认识层面上。在部分地区赋予中国瓷器通神的能力，这与中国人赋予玻璃瓶在大海航行时具有避镇风暴的功用异曲同工，是对其宝物性质无限扩展的表现。
第二个阶段是模仿与学习生产阶段，这是对外来物品的认识和知识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这种模仿与学习既可以有同样质地与技术下的生产，也可有不同技术与材料的模仿与生产，尤其是后一种
形态下的模仿学习更表现着对舶来品的崇尚。为生产这些外来品，无论中外都有全盘引进生产原料、工匠、窑炉、窑具、装烧方法等技术内容的现象，而技术人员的流动在这一阶段的交流中尤其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对舶来品和外来文化本质上的理解—最高层次的交流时期。由于彼此对瓷器有完全相同的理解，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都用瓷器、磁器来界定该类物品，且所指也完全相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中国窑政技术的学习更是从根本上理解了瓷器与官府的文化经济关系，这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而阿拉伯世界有用中国瓷器检验食品是否有毒，极有可能是他们对唐代中草药知识的学习，是《唐本草》所记白瓷器碎末入药可去毒的药理知识在该地区传播与影响的表现。至于17、18世纪以后欧洲人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对瓷器生产原料矿物性能的分析掌握，对高温生产技术的掌握，以及对瓷器的科学诠释—瓷器生产从此进入科学时代，这更是开启了瓷器的科学时代。
（作者简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15〕《唐本草》“白瓷屑，平，无毒，主妇人带下白崩，止呕吐逆破血，止血。水磨，涂疮灭瘢。广州良，余皆不如”。转引自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203页。关于这一点尚刚先生有专门论述，尚先生从现古学和化学的知识出发否定唐人相关记载的正确性，但这并不能说在唐没有以瓷器入药的事例，所以说《唐本草》的记载现在看来虽妄，但在当时阿拉伯人仍有学习的可能。宋元时期的东海贸易航路 □ 金泽阳 著 魏祝挺 译
一、前言
东海（동중국해、東シナ海、East China Sea）是指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所包围的海域，其与向南延伸的南海一道成为围绕海域沿岸各国、各民族间联系（此联系以同中国的联系为中心）的纽带之一。中世时，往来于东海的航船基本上属于两个系统。第一种是在“册封体制”下中国派出的册封使船，以及朝贡国朝鲜、日本、琉球派出的“贡舶（朝贡）贸易”船；第二种是其他的民间贸易船。形成这种模式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中华思想”，即以中国皇帝为顶点，各外国君长为臣属关系的秩序。这是该海域的外交关系的基础。依据这种关系的贸易，就是“朝贡”和“回赐”（对于各外国的进贡品，中国赠给回赐品）为主的官方贸易（公贸易）。另外还有与此完全不同的民间贸易关系存在。民间贸易（私贸易）在宋元时代由于朝廷的重视贸易政策而相对自由，但在推翻了元王朝之后复兴了汉族王朝的明朝，初代太祖洪武皇帝钦定祖法（《国是》），只允许贡舶贸易成为正式贸易关系，而将与反政府势力勾结的民间贸易一概定为非法，实施了“海禁政策”。因此，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商人（海商），只能进行走私贸易来寻求活路，并在之后成为所谓的“倭寇”势力的主体，横行于东海之上。例如明末的王直、徐海等海商势力，通常以浙江沿海的舟山岛为根据地，视情况往返于日本的平户、五岛列岛以及大隅、萨摩等地的根据地〔1〕。
在这种情况下，在该海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航路该是怎样的呢？首先，针对该海域（最近也有将其称为“环东海世界”的提法）贸易船的航路具体情况，概览一下中国为主的史料。
另外，本论文中提到的“中世”，是以日本史划分时代的中世，与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学界的时代划分）在内涵上会有出入。这里大致上考察的范围是10世纪至16世纪，即中国的宋、元、明朝。
二、东海海域的洋流和季风
制约古代帆船进行远洋航海的自然地理要素，主要是洋流和季风。这里我们首先确认一下东海海域的洋流和季风条件。虽然关于洋流和季风的观测和统计资料是只有从近代才开始有
〔1〕佐久間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92年。
的，但是我认为其基本上
在历史上的变化并不大。（图一），主要以孙湘平
《中国自然地理知识丛书
中国的海洋》（商务印书馆，1969），以及日本海洋资料中心的“洋流统计
表示”（www.jp/cgi-bin/new/ocs.jp ）等资料为基础，并画图表现出来。
东海海域的洋流运动，可以通过包含有渤海湾和黄海的大环流运动来
把握。其主流是“北赤道流”的北上支流，即“黑潮”。它经由台湾东岸和与那国岛之间进入东海，沿大陆架前往东北方向，
在奄美大岛西方的北纬28
度30分—29度30分、东经128度—129度附近分流。主流沿吐噶喇列岛向东，穿过大隅海峡进入太平洋。另一部分支流（“对马暖流”）向北，直到五岛列岛之南再次产生分歧，主要朝向东北从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另有一部分在济州岛附近分流向黄海，即“黄海暖流”。此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黑潮主流中有一支分流向西北方向，即“台湾暖流”，其在舟山岛附近折向东。另外，还有一支流从台湾南部流入台湾海峡，沿台湾岛西岸北上。这些黑潮的主流和支流是规律流动的，在东海的平均流量大约是35×106立方米每秒，相当于长江（扬子江）流量的1000倍。但是因季节不同，此流量也有变动，流量和流速在春秋季较大，流速最大可以达到每秒1.2米。与此相对，夏季和冬季会下降到0.5米每秒的程度。对马暖流的夏季流速约是冬季流速的3倍。黄海暖流受到黄渤海海域的潮汐引起海水运动的影响，“潮流”的流速可以达到黄海暖流的10倍，另外沿岸气象的影响也使得北上的暖流逐渐减弱。台湾暖流通过长江口以南的福建和浙江沿海北上，受季风的影响，夏季较强，冬季较弱。
东海海域的海流通过“沿岸流”形成环流运动。首先有吸收了鸭绿江径流的，沿辽东半岛南岸向西流的“辽南沿岸流”。其次有吸收了海河、黄河等径流的，沿山东北岸向东流的“鲁
北沿岸流”。“苏北沿岸流”则是从海州湾附近南下，直到长江口北，一部分离开沿岸合流入黄海暖流。另外，在朝鲜半岛那边，有吸收了大同江、汉江径流后南下的“朝鲜沿岸流”，但朝鲜半岛由于没有黄河、长江这样的大河，所以该暖流在沿岸只有细流。以上这些沿岸流虽受季节影响，会有强弱变化，但其规律稳定。相比之下，汇集了长江、钱塘江径流后南下的“浙闽沿岸流”，因受季风等的影响，冬季势头强时可远达南海，夏季弱时则连台湾海峡也无法到达。另外在台湾海峡，顺着夏季从南海来的季风，台湾岛一侧（海峡东侧）的黑潮支流占优势，北流成为主流；而冬季时，浙闽沿岸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海峡西侧是南流，东侧的黑潮支流则继续北流。流速冬季是西强东弱，夏季是东强西弱。
季风大体上分为夏季的东南风和冬季的西北风。从各个海域分别来看的话，在渤海、黄海海域冬季季风通常从9月开始形成，10月时已经覆盖整个东海全域。其中，渤海从9月到3月，在辽东湾是东北风为主，渤海中西部是以西北风和北风为主，莱州湾则是西北风和东北风间杂。黄海从9月到3月是北风和西北风。东海9月时季风还不强盛，10月开始北风和东北风增多，11月到3月北风最盛，其次是东北风和西北风。
夏季季风从南海开始形成，6月时覆盖中国近海。6到7月时到达台湾海峡，以南风和西南风为主。东海在6到8月是夏季季风的季节，7月最强，以南风和西南风为主。在黄海南部，南风占优势；在黄海北部和渤海，南风和东南风较多，都是在6到8月。
三、从洋流、季风和文献史料中推断的中世东海航路
宋元时期山东半岛的海港，有面向渤海湾的登州（现为蓬莱）和面向黄海的密州（现为诸城）。例如宋代李焘的《续资治通鉴》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庚戌条中记载：天圣以前（高丽）使由登州入。可以看出，在北宋前期的天圣年间（1023—1032）以前，高丽王朝的使臣是由登州上岸的。另外，同书的卷三四一，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乙酉条中记载：（登、密）两处海道并可发船至高丽。从这个北宋后期的史料可以看出，沿相反路线，从登州、密州出发至高丽的航路是存在的。查看该地域的洋流条件可以发现，有沿辽东半岛南岸西流的“辽南沿岸流”，沿山东北岸东流的“鲁北沿岸流”，以及北上的“黄海暖流”，比较复杂。但是这些洋流与黑潮本流相比都显弱，因此，利用季风连结山东半岛尖端的成山角与高丽首都开城的航路，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条航路在登州一端的进出往往受到政治的影响。首先，在北宋之前的五代，辽国乘乱占领了燕云十六州。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第二子耶律德光（太宗），作为帮助后晋的石敬瑭消灭后唐时提供军事援助的报酬，于辽国会同元年（938）割占了燕云十六州。虽然由后周世宗于显德六年（959），派节度使赵匡胤（之后的宋太祖）率军收复一部分土地，但是这种占领几乎就此固定下来。整个渤海湾西岸，以今天的天津塘沽附近的永定河口作为界河口，以
图一 东海海域概略图（地名是13世纪的）
中都大兴府（北京）
绥中沉没船辽南
沿岸
流
浙闽
沿
岸
流
渤海
开城
登州
成山角博多
持体松遗迹
仓木崎海底遗迹
黄 海
宁海
莱州
湾
鲁北沿岸流
南京开封府
密州
黄河（淮河）
新安沉没船
对
马暖
流
扬州镇江
龙泉
五虎门
鸡龙山
凡 例
沉没船主要都市主要窑址
关系地名
黄尾屿
赤尾屿
钓鱼台
温州
同安漳州
潮州
杭州临安府
庆元（宁波）长江
海洲湾
磁州
淮安
胶县
海阳
济州岛
台东
海
黑
潮
本
流
湾
暖
流
鄱阳湖
景德镇建窑福州
闽江江
瓯州胶黄海
暖
流
湾
安溪莆田
泉州
北的海岸线直到高丽国国境为止，在整个北宋时期都为辽国疆域。因此山东就成了北宋沿海的最前线
地带，同辽国占据的辽东半岛相对峙。因此从这里前往高丽的航路受到极大制约。特别是从登州往北驶过各岛屿到达辽东半岛的航路，应该会被北宋朝廷特别重视，以防有武器输出等情形发生。以诗文书画闻名的宋代代表性的文人政治家、兵部尚书苏东坡也曾进言，认为应发布禁令来禁止“客旅（长途海上贸易商人）”到渤海南边莱州湾的登州和莱州去。
与此相比，密州面朝黄海，离游牧民族辽国间的军事前线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密州在北宋后期成为了繁荣的贸易港口。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1088）三月乙丑条中，记载了关于胶州湾板桥镇港的内容：
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
意思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商人乘海船运来了各种商品，包含了香料、药材等大概是从南海贸易得来的进口商品，京东（河南东部和山东大部）、河北、河东（山西）的商人运入了钱、丝、绵、绫、绢，贸易极为兴盛。因此密州知州范锷建议在板桥镇设置市舶司，同时将板桥镇升格为胶西县（现为胶县）。市舶司是“提举市舶司”或者“市舶提举司”的简称，是管辖国内外贸易船以及贸易商人的所有事务的政府机构，板桥镇正是南方与内陆的交易中心。同时，由于设置了市舶司，密州胶西县也成为北宋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正式对外贸易港，利用辽南沿岸流和季风前往高丽的公私航路，以这里作为起点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以山东半岛各港口为起点的各航路（以下称第1航路），在进入12世纪以后，发生了很大变故。由于金国取代了辽国，占据了淮河以北。而1127年宋室南迁，是为南宋，山东全境为金国所有。因此，由宋往高丽的航路也就不复存在了，而金国的沿岸航路目前研究也处于不明的状态。作为南宋一方来讲，防范金国南下入侵是第一要务，而针对山东半岛的海防是燃眉之急的事情。所以这条航路应该是处于阻塞的状态。综观整个金代和元代，也没有记载过再次在这里设置市舶司。不过，在渤海湾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海域，发现了一条元代沉船，装满了磁州窑的瓷器〔2〕。一般认为，磁州窑从北宋到金代一直不间断地生产，由河船将这些沉重的瓷器运到海边，再换装海船出口。像绥中沉船这类商船，不能排除是走金国境内的沿岸航路的可能性。《宋史》卷四百七十六列传二百三十五叛臣中李全上嘉定十五年条中记载：
胶西当登、宁、海之冲，百货辐辏，全使其兄福守之，为窟宅计。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货，价增十倍。全诱商人至山阳，以舟浮其货而中分之，自淮转海，达于胶西。
金末的军阀李全招揽商人到自己兄长李福镇守的百货辐辏的胶西的登州、宁海州（现牟平县）、海阳（现文登县）海域，将南方的货物以10倍的价格卖给北方人，而这些货物是从山阳（现江苏省淮安县）走淮河和海路过来的。由此可以看出，南方运来的物资是通过以山东半岛
〔2〕张威编著：《中国水下考古报告系列（一）：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科学出版社，2001年。各港为起点的民间贸易商路运输的。
从高丽前往登州、密州的海路，一般被认为是横渡东海前往山东半岛各港的航路。但是对于高丽和日本的商船，或者前往高丽和日本的商船来说，这条航路却有一个并不是太好的因素在里面。这是因为山东半岛各港并非经济中心，在宋代浙江（两浙路）才是商业和交通的中心。两浙路与东海、长江、大运河都能直接连结。运河在北宋时与首都汴京开封府（现开封）相连，虽然在南宋时中断了，但在元代时又能远通大都（现北京）。也就是说，这里是物资集聚最多的地区，对于贸易船来说充满了吸引力。因此，如果高丽、日本能有直通两浙路的航路（以下称第2航路），那将是更好的选择。
在这个观点下，我们来看看洋流和季风条件。首先考虑洋流，在“沿黄海周围环流运动”的南侧，大致从两浙路方向向朝鲜半岛南端方向流动。从季节来看，夏季更加明显，但也不及黑潮主流那种强度。但是，如果能在夏季利用东南季风，冬季利用西北季风的话，能使航行相对容易。
这里我要引几条史料。关于北宋时高丽国人赴汴京开封府的路线，朱彧在《萍州可谈》卷二中记载：
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
这里介绍了高丽人前往汴京开封府的路线，从高丽渡海前往山东半岛的密州，然后走陆路的线路（东路），以及从高丽渡海往明州走的海路（南路）。这条线路，应该是从高丽直接往浙江开的航线。另外，明州过去作为向日本遣唐使开放的窗口，在《宋会要辑稿》第八十六册卷一一二四职官四十四之
四仁宗天圣四年条中记载：
四年十月，明州言：市舶司牒，日本国太宰府进奉使周良史状，奉本府都督之命，将土产物进奉。
这是太宰府的进奉使周良进奉土产的记载，也表明了当时明州已和日本有航路连结。
到了南宋时，由于持续和金军保持军事紧张态势，影响到了海上贸易。关于海船的史料，例如在《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四十五册卷四九二〇食货五十之二十中的隆兴二年（1164）条里记载：
孝宗隆兴二年五月二日，淮东宣谕使司言，去年三月，都督府下明、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因明州言平底船不可入海，已获旨准年例，藉民间海船更互防拓。
政府令浙江的明州、温州建造平底海船时，明州进言称平底船不适合航海，获准每年照例征收民间海船以充军用。这显示了征用民间海船也就是民间的海上贸易船来充军用的情况。不难想象，海船的商业航行应该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的边境上军事态势较为，同高丽、日本的海路相当活跃。还是引用关于明州的乾道年间（1165－1173）的记载，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条中记载：
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郊，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明州是通往南方的闽、广（福建、广东）、东方的倭人（日本）以及北方的高句丽（高丽）的窗口，这里海路汇集，繁华喧闹，用“海道辐辏”来形容。这无疑也从间接上证明了浙江地方与朝鲜半岛南端有航路连结。
进入元代，发生了两次元军对日本的远征（日本称“元寇”）。第二次弘安之役（1281）时，以旧南宋军队为主编成的江南军，估计其进军路线就是从庆元（明州）出发，到达朝鲜半岛南端或者北九州。另外，1976年在朝鲜半岛西南端的新安海面上发现的沉船，应该就是走到第1或者第2航路中途后遇难沉没的。这条船本是航向日本，一般认为于1323年沉没，大概是在浙江集中了江南各处窑口的陶瓷器，同时也装载了从南方输入的商品。
另外，1994年在奄美大岛仓木崎海底遗迹，发现了大量的据认为是12世纪末到13世纪的制品。一般认为这是一艘船的载货，其货物组成与同时代博多、镰仓等消费地遗迹中出土的中国陶瓷的状况相一致。一般认为这艘船在福建、浙江地方在进货时，集中了包括浙江省龙泉窑系的青瓷、福建省同安窑系的青瓷、江西省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福建省泉州窑陶器、福建省建窑的天目茶碗、广东窑口的黑褐釉壶等大量窑口的中国陶瓷在内的各种商品，运往九州博多〔3〕。关于这条航路，虽然所有的文献史料中都不见记载，但是从各种客观情况来看，运载商品中包含了陶瓷器的贸易航路应该长期通过这一地点的可能性很大。首先从洋流和季风条件来看，黑潮本流沿着琉球列岛和西南诸岛北上。其反流本应沿着大陆一侧南下，但从前示的《中国的海洋》以及《洋流统计表》来局部观察，台湾海峡和
台湾北部海域从3月到9月的主流是北上流，10月到2月的主流是南下流。另外特别在奄美大岛和琉球列岛的西方海上，黑潮经常在大陆和列岛之间做横切方向的流动，台湾暖流和黑潮反流的浙闽沿岸流也是一样。假设用直线以最短距离连结各岛到中国大陆，这条直线将不得不与以上这些洋流相交。与此相对，这一海域的季风，从5月到9月刮东南风（日语称“南风”），10月到次年2月刮西北风（日语称“新北风”）。从这一事实出发，可以推想到以下的线路。也就是从中国大陆出发的话，夏天时采用从福建省附近沿黑潮和“南风”经琉球北上的线路。这样一直走，应该能到达九州沿岸。而其返程路线，则必须穿越一次最高时速超过10公里每小时的黑潮本流，利用唯一的动力来源“新北风”到达浙、闽沿岸流范围，所以应该是在10月到次年2月间返程。
根据冲绳县久米岛ナカノ浜的调查报告，其海底散布的12世纪末至13世纪的中国陶瓷，与仓木崎海底遗迹具有同样的组合，或者说构成其一部分〔4〕。这更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久
〔3〕金沢阳：《仓木崎沉船考》，见宇検村教育委员会：《仓木崎海底遗迹発掘调査报告》，1999年。
〔4〕手冢直树编：《日本中世における貿易陶瓷器の生産と受容の構造的解明沖縄県久米島ナカノ浜平成15·16年度調査研究報告書》，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2005年。米岛的西方仅仅30公里处的海域即有黑潮流过，这是黑潮本流最接近琉球列岛和西南诸岛的地点。利用夏季黑潮北上的贸易船，如
果沉没在此的话，那么从ナカノ浜打捞上货物中的陶瓷器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冬季利用“新北风”横穿黑潮之前，作为等待起风的锚地，久米岛附近也是很合适的。
12世纪后半到13世纪，琉球处于所谓的“古斯库城寨时代前夜”时期，同期出土的中国陶瓷与之前的时代相比，不论是地点还是数量都有增加，这只能说是琉球当地人与中国直接交易的结果。而这一时期完全是琉球王朝官方贸易开始之前的时期，因此这些应该全都是私贸易，也就是民间贸易。另外，奄美大岛的古斯库城寨也出土了这一时期的中国陶瓷。这是在“按司”的形成期里豪强购买了这些陶瓷器。古斯库，即主宰地方并营造城寨的豪强，通过这样的民间贸易积累了财富，导致了这些地方豪强者的出现〔5〕。但是这些在古斯库城寨等遗址中残留的中国陶瓷，与博多这类最终目的地相比，可以说非常稀少，只能说在其附近有小规模的贸易行为发生。把这些推论汇总起来，可以说至迟在12世纪后半到13世纪时，作为东海海域的第3条贸易航路，以中国沿海地方（特别是福建）同九州两端为最终目的地，同时在琉球列岛、奄美诸岛上存在相对小规模贸易的这条航路（以下称第3航路）是存在的。
因此，可以看出宋元时代存在三条东海贸易航路：山东半岛各港为起点的航路（第1航路），浙江与朝鲜半岛南端直航的航路（第2航路），以及从福建经琉球、西南诸岛到九州的航路（第3航路）。
四、明代的东海航路
那么这些东海贸易航路在接下来的明代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虽然不能得到直接的史料记录，但是可以从一些间接的史料中窥见一斑。
首先，关于漂流民的史料十分引人注意。特别是明代后期的16世纪中期，在《明实录》和《朝鲜王朝实录》中频频出现有关漂流民的记载。这一状况本是隆庆元年（1567）解除海禁政策，海禁逐渐弛缓的反映。但其中还隐含了东海贸易航路的状况。
《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三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乙酉条中记载：
漳州民李王乞等载货通番，值飓风漂至朝鲜，国王李怿捕获三十九人，械送辽东都司。上嘉怿忠顺，赐银五十两，采币四表里。
另外在《明世宗实录》卷三二一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条中有：
朝鲜国王李峘遣人解送福建下海通番奸民三百四十一人。咨称，福建人民故无泛海至〔5〕金武正紀：《沖縄における貿易陶磁》（《日本考古学協会1998年度大会研究発表要旨》）；中山清美：《奄美のグスク》（図录《特別展グスク》，沖縄県立博物館，1985）；中山清美：《かたちから見た奄美のグスク》（《日本考古学協会1998年度大会研究発表要旨》）。
本国者，顷自李王乞等始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今又获冯淑等前后共千人以上，皆夹带军器货物。
前此倭奴未有火炮，今颇有之，盖此辈阑出之故。恐起兵端，贻患本国。辽东都司具报，礼部议闻。诏顷年沿海奸民犯禁，福建尤甚，往往为外国所获，有伤国体，海道官员令巡按御史査参奏处。仍赐朝鲜国王银币，以旌忠顺。
这两条记载了嘉靖二十三年和二十六年时，李王乞、冯淑等福建漳州等地的海商触犯海禁，前往日本进行贸易，遭受台风漂流到朝鲜，被朝鲜国王中宗李怿和明宗李峘抓获，送交辽东都司的事情。特别关于冯淑等人，提到在所持武器中有之前不曾有过的火炮—大概是随身携带了火。这也令人怀疑是不是日本对朝鲜使用了火战术。福建的海商前往日本时遭遇风暴，而海禁之下如果走中国、朝鲜沿岸会比较困难，所以在传统航路中只能选择第2或者第3航路，也就是浙江方面与朝鲜半岛南端的直航，以及从福建经琉球、西南诸岛到九州的航路。
关于第2、第3航路，另外还有朝鲜《中宗大王实录》甲辰三十九年、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丁卯条的记载：
左议政洪彦弼议：济州漂海之人为东风所掣，则必至中原福建地界，为东北风所驱，少迤而南，则必泊于琉球。
嘉靖二十三年时，朝鲜王朝的人已经认识到，从济州岛附近开始漂流的话，如果刮东风，必定会漂到中国的福建省，如果刮东北风，则必定会漂到琉球。这虽然是关于漂流的记载，但是考虑到冬季航路
东风和东北风较多，理应是非常好的航行机会。这也同时有力证明了冬季的第2、第3航路在16世纪后半期也会发挥重要机能。
那么，是否能到有明确显示第2航路（即浙江方面与朝鲜半岛南端直航的航路）的史料呢？
首先，朝鲜《明宗大王实录》癸丑八年、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壬寅条中，有调查在黄海道抓获的倭人的内容：
倭人供曰：吾等居于博多州东门外，退居数年间，唐人百余名率妻子来于博多州，或借家，或造家，或娶倭女居生。今二月十二日，唐人十名及吾等三十八人，一时乘船泊于南京吾祖住，贸唐物，六月初三日回船，南风大吹，因此漂流。
意思是，博多这几年间有100名以上唐人携妻带子前来居住，有些人租房住，有些人造房住，有些人与倭女通婚。而今年他们一伙人出来做生意，其中唐人10名、倭人38名一起赴南京，归途中遇到风暴而漂流到高丽。他们从博多出发的日期是二月十二日，南京出发的日期是六月三日。这表明了从日本出发航行的话，理所应当利用季风漂洋过海，并溯长江往返南京。同时这也显示了浙江方面与朝鲜半岛南端有直航的第2航路。
另外，朝鲜《明宗大王实录》丙辰十一年、嘉靖三十五年、六月甲辰条中有：六月甲辰，宪府启曰：
济州牧使金秀文等以捕倭之劳授资宪重加，五船之倭虽曰全捕，然此非作贼于济州也，乃作贼于中国而逢风漂泊者也。
据此可知，在济州岛捕获的五条倭寇船，并不是要袭击济州岛的，而是袭击了中国后返回时，遭遇大风而漂流到济州岛的。这一事情，可与《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一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庚午条中的记载相对应：
庚午初，五月中倭船四艘自浙直败还，飘泊至朝鲜境，朝鲜国王李峘遣兵逆击于海中，尽歼之，得中国被虏并助逆者三十余人。至是，因遣陪臣沈通源等入贺以闻，并归我俘。上嘉其忠顺，赉银币，仍赐玺书褒奖，通源及获功人李润庆等，皆厚赐而遣之。
五月时从浙江败退的倭船（这里写的是四条），漂流到朝鲜后被朝鲜歼灭后，被倭寇俘虏的中国人，以及参与倭寇的中国人“助逆者”都被送还。这些倭寇袭击了浙江省一带，利用夏季季风逃脱官兵的追捕，想要逃回日本，并采用了第2航路。这个季节的这条航路，是到达日本最便捷的路线，对于逃跑来说是十分合适的航路。这些既是海商又是倭寇的团伙的行动路线，可以说是表明交易航路的有力佐证。
那么，第3航路，也就是从福建经琉球、西南诸岛到达九州的航路，其在明代发挥的功能是否能到史料来表现呢？
关于与明朝有密切关系的琉球王国同中国之间连结的航路，在东洋史领域，已经有佐久间重男（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的研究，其在《明代の琉球と中国との関係ー交易路を中心として》一文中有详细论述〔6〕。该论文通过考证从嘉靖到万历间的陈侃《使琉球录》，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夏士阳、王士祯《使琉球录》以及郑若曾《郑开阳杂著》所收的《福建使往大琉球针路》等史料，得出了以下结论：这一世纪前往琉球的册封使船的航路是，福建梅花所→台湾北部→花瓶屿·澎佳屿→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久米岛→庆良间诸岛→那霸的顺序，顺风的话花费一周左右，证明了若不遭遇台风或者大浪的影响的话，两周内是可以到达的。另外，明朝的封使船全长45米，宽9米，而明代中期以后琉球的贡使船大约是其大小的一半。考虑到当时航海的危险性，文中认为“不论是琉球贡使船在入贡中国时，还是在中国获得恩赐，或通过交易获得货物运载回国时，作为往来的正规航路，应该大致用的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正与第3航路的南半部相一致，不仅是公贸易船的封使船、贡使船，我想其作为一般海商的私贸易船的航路也具有合理性。
另外，在《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五十五嘉靖三十七年正月乙亥条中记载有：
先是，三十五年，倭寇自浙直败还入海，至琉球国境上。中山王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尽歼之，得中国被虏人金坤等六名。至是遣陪臣蔡廷会等入贡献还坤等。因言：远夷穷岛，入贡之使，须乘夏令，遇南风迅，始得归国。乞如三十四年例，听于福建海口，每岁自行修买归舟，不候题请。上嘉其忠顺，许之。
琉球在歼灭了逃亡的倭寇后，派使臣前来送还被掳的中国人。使臣只有等待南风吹起，才〔6〕佐久間重男：《明代の琉球と中国との関係》，前注1中所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