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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我国对抗疫情成效显著，现已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与此相反，美国面对疫情可谓手忙脚乱，束手无策。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居全球首位。疫情期间，美国医疗物资极度短缺。伴随着疫情的蔓延，美国经济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失业人数超过了2500万人。 美国去工业化的必然性及其危害
要弄清美国去工业化的必然性首先要弄清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矛盾。工业资本主义最大的矛盾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工业大机器生产是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目的在于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业资本必须和雇佣劳动力结合，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资本家旨在不断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们会不断寻求技术创新，实行科技革命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率不断上升，其结果是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造成“技术性失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著名的“劳资关系悖论”，即资本主义想要生产就必须将产业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但资本主义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必然使得产业 资本和雇佣劳动力相分离，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激化社会矛盾。这个矛盾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体现尤甚，一方面，资本家要不断将产业资本和雇佣劳动力相结合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雇佣劳动又会因为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而被高科技新兴产业排挤，于是工业大机器生产方式走向没落，逐渐被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所取代，西方去工业化以来的历史准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企图通过去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摆脱“滞胀”危机，取得了短期的成效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美国传统制造业技术革新缓慢，制造业中缺乏领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逐年递减，而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是第三产业，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广告、物流、金融保险等行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已经被虚拟经济所取代。美国国内的日用品和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进口，长此以往就加大了贸易赤字，并且虚拟经济加大了国家的金融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写照。愈加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使得资本无法循环再生产，投资无法得到回报，经济呈现的停滞趋于常态化。“劳资关系悖论”使得雇佣工人越来越多地被科技创新和生产自动化的普及所排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社会财富 张林忆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摘 要：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以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全球最高，确诊人数还在不断增
加。造成这一乱象的原因除病毒本身传播极快、范围极广之外，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去工业化步伐，金融资本逐渐取代了工业资本的地位，经济不再以技术创新为支撑，而是通过滥发金融产品获利。以至于疫情来临，美国医疗物资极度短缺，并且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与之相比，中国面对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失业；去工业化；金融资本；经济制度
作者简介：张林忆（1996-）女，汉族，江苏常熟人，扬州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随着资本的积累越发激化了阶级矛盾。政府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必然需要大量的公共支出，而制造业的衰落使得政府的税收不断减少，而政府想要通过向企业增税来缓解财政赤字，但资本家为了避税和逃税将资本转移到了海外进行投资，这就使得政府赤字不断上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在发放救济金上设置了重重门槛，意图少发甚至不发的举措就是其最好见证。政府的收入减少必将导致政府大量裁减政府公务人员，加上制造业创造的大量蓝领和白领转到第三产业，美国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严重动摇，收入也不断下降并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疫情影响下的美国距今已产生超过2500万的失业人口。以至于美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游行来呼吁复工，否则美国民众将无
法生存。随着美国经济的衰落、失业率的上升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美国社会财富从橄榄型转变为金字塔型，美国从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呈现出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构成，低收入体的不断扩大必然会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将持续减弱，美国经济复苏很难实现。
美国“再工业化”的不可能性及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初美国的去工业化就已经开始，但势头并不明显，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去工业化才大步流星地进行。农业和制造业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制造业就业人口从20世纪初的三分之二下降到了五分之一，而服务业从十分之三上升到了百分之八十。上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使得美国企业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为美国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发挥了巨大作用，攫取了大量利润，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显露无遗。对去工业化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去工业化可以让美国腾出更多的精力发展虚拟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利润率高，可以快速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因转移地生产成本的低廉，有利于企业减少成本，从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此外，转移国也因为外国的投资设厂而获得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技术革新空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产业链基本定型，美国想要在短期内使制造业回流不太可能。首先，大多数制造业在转移地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生产体系，已经购置好了厂房和固定资产，想要将这些固资拉回国内显然需要一笔昂贵的成本。其次，转移地的原料和劳动力
——立足于中国经济制度优势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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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相对低廉，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昂贵，且转移地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将企业转移回国显然会增加巨额成本。再次，“再工业化”的减税政策也收效甚微。美国政府通过税制改革企图使制造业大量回流，但其结果不尽如人意。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低到20%，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税率仍然维持在25%左右，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税率仍然过高，对他们将资产转移回国内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并且美国政府出台的税率改革对于金融企业的吸引率远远高于实体产业，因为资本的内在逻辑就是对利益的追逐。实体企业如果回流，要重新采购固定资本和招收工人，不仅程序复杂，而且投资周期过长、资金回流过慢和劳动力工资过高也会让投资者对于实体产业失去兴趣而转向相对回流较快的金融产业。在本次疫情中，尽管美国政府竭力呼吁美国制造业回流度过危机，但收效甚微，美国医疗物资缺口依然巨大，无法满足医疗物资的迫切需求。大量失业的美国民众因其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而被迫呼吁复工，但又极度缺乏口罩等防护用品，这就使得大规模复工必将导致疫情的加重，而疫情的加重必将迫使美国政府继续勒令停工停学，这就像是一个循环往复且无解的圈，美国经济持续下行是必然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抓住了美国去工业化的机遇，承接了大量美国制造业的转移，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技术革新，我国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期间，我国通过不断地产业升级，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并且正向强国迈进。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特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不断下降，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而我国本身因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决定作用，也面临着附加值较高的第三产业逐步取代制造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老工业区的衰落。
显然，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去工业化是没有前途的，欧美经济的停滞就是最好的证明。首先，应当正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是国之重器，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制造业为基石，因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制造业具有强大的潜力，要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抛弃过去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要通过技术革新和政策扶持使传统产业不断进行优化升级，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其次，根据美国去工业化后的产业结构来看，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支柱型产业，其中交通运输、高新技术和金融保险等占比最高。相比之下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快发展运输业、金融服务业等的发展，并将更多的创新元素融入制造业的生产之中，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向互动发展。最后要强化
金融管制，不断优化和发展金融监管制度。美国的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制造业迅速衰落而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当属金融服务业，但金融产业的发展和美国国家制度的缺陷使得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严重，加深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极易发生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和此次疫情导致的美国经济危机就是如此。因此，我国必须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不断优化和发展金融管理制度，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
中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体现的经济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带领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长期奋斗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用市场来配置资源，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综合国力逐年提高，国际话语权逐渐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
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并非无所不能，过分强调市场作用必将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大量的社会矛盾。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达共同富裕。因此在很多行业并不适宜市场主导而更应该政府主导，特别是关系到民生和公共安全的重
大领域，在这些领域，社会效益要凌驾于经济效益之上，比如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就与人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在疫情防控取得巨大进展后，公有制经济承担了经济复苏的责任，国有经济具有强大的抵御风险能力，承担了巨大社会责任，其中石油、交通等重大领域的复工有助于带动大量相关的中小企业复工。
本次疫情防控中，国家很好地发挥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适合市场主导的领域推向市场，将适合政府主导的领域由政府主导。例如在此次疫情期间，口罩不再是普通商品而是疫情防控的必需品，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此时，口罩呈现出巨大的缺口，解决口罩短缺的办法有两个：第一就是由市场主导，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但由于产能有限，又恰逢春节假期以及资本逐利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市场的“自发性”和“滞后性”必定会导致口罩极度短缺。美国面对疫情因其制度缺陷只能选择市场调节这种办法，其结果就是口罩价格陡然走高，美国民众买不起且买不到口罩，导致感染人数激增。第二就是政府干预主导生产，鼓励企业尽到社会责任，大批量生产口罩以满足各岗位需求，尽可能地争取一切有条件生产的企业投入口罩生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公有制为主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能够保证生产出满足人民使用价值需要的物资，且保证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我国显然是选择第二种方法，我国积极建立疫情分级机制，合理分批组织复工，扩大产能、增加供给、调节市场以满足需求，并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援助国外疫情重灾区。
综上，疫情防控不仅没有将中国经济打倒，而是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坚强韧性和灵活调整能力，反而使得中国经济走上更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也鲜明地彰显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注释
[1]何自力.去工业化、去周期化与经济停滞常态化——一个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33-38+191.
[2]陈琦.论美国“再金融化”的必然性及“再工业化”的不可能性[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9,(02):23-28.
[3]陈宝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影响及我国的对策[J].中国产业,2010,(02):2-5.
[4]卜志成.美国去工业化问题研究及其对当前中国的启示[J].中国商论,2017,(19):7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