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回到疫情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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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球都因一种叫“猪流感”的新型流感病毒而恐慌。当时我一部分时间住在坎皮纳斯的家中，一部分时间住在我女友所在的圣保罗。我记得当时在圣保罗地铁上有人戴着口罩，在巴西也开始流行用70%的酒精消毒，人们习惯随身带一小瓶给手消毒。我女友有一次在地铁里咳嗽，让别人都很害怕。

过了一段时间，我搭车回老家，司机恰好是我母校学医的毕业生，他告诉我当年第一批“猪流感”患者就是被送到了他当时所在的医院。那个学生告诉我，当第一批病患入院时，他们被隔离在单独的地方，在入口安排了门卫，禁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一开始只允许高级专家探视病人，进去时还必须穿着特殊防护服。但几周以后，这种新流感表现得并没有比其他流感更危险，新流感的患者跟其他患者一样接受，甚至医学院的学生也开始参与。

最初，人们非常担心H1N1，因为它刚刚出现，不清楚到底有多危险。而今年的新冠病毒在刚出现时也是如此：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未知，医生不知道如何，缺乏在人中传播的确切数据，等等。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严厉

措施来防止传染。现在，医务人员更好地了解了如何治愈这种疾病并防止其传播，康复的人数也在逐日增加，而新感染的人数逐步减少。同时，中国人的生活也在逐渐回归正轨。

病毒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法被彻底清除，所以我不害怕回中国：新冠病毒也许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不同之处在于，得益于中国的经验，其他国家可以有效应对它。我的一位哥伦比亚朋友就从医生那里听到了这一看法。在巴西，我每天都关注着中国疫情发展的统计数据和信息，并确信：疫情将会比较快地得到控制（在湖北需要更多时间）；在有2400万居住人口的北京，只有几人死于这种疾病，对比下来还有其他致死率更高的疾病；绝大多数报告的病例都在湖北省，我认为在北京没理由过于担心。

我觉得自己应该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作用。因为在国外，由于对新冠病毒的误解，产生了对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回到巴西的时候，因为我从中国回来，同全球很多华人一样，我也因为与我毫无关系的疾病遭到

歧视。这种歧视甚至波及孩子，我愤愤不平；母亲因谣言而落泪，令我十分心疼。在21世纪，人类竟会如此幼稚，如此缺乏理智，令人叹息。然而这也激励我回到中国，投入工作，告诉全球的读者疫情的真实情况，让害人的谣言停止传播。

我读到有关中国各地饥饿和尸横遍野的假新闻，有关这次疫情的夸张消息，以及许多对中国人并不存在的饮食习惯的偏见。当然，关于这种病毒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也不缺乏阴谋论。只

有通过事实，才有可能消除误导和偏见，我要加入这场战斗。

春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为能看到冬天过后绿重归大地——花朵和叶子从裸露的树枝上萌芽，植物从土壤下面冒出来，景也逐渐美起来，这场景真是太棒了。现在我看到，车辆逐渐重新出现在大街上，孩子们回到操场玩耍，城市越来越热闹，一些公园又开门了。北京在春天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