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我们缺乏一种寻根溯源、标本兼治、未雨绸缪型的抗震机制。我们的文化缺乏内在的整体协调性,这种隐藏的不和谐是阻碍我们的社会走向和谐的最顽固的势力。我们的文化必须变革,这种变革必须与政治的、经济-社会的变革同时进行。在这种变革中,我们将渐渐地拥有一种整体思维能力和习惯,我们的社会将渐渐地培育出一种具有内在整体协调性的文化,并形成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寻根溯源、标本兼治、未雨绸缪型的社会运行机制,其中当然也包括这样的抗震机制。 标签：汶川大地震;和谐;文化;变革;抗震机制
单之蔷指出,对于自然灾害,我们应战的模式一成不变。“譬如说2008年初的雪灾和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我们的抗灾模式何其相似。甚至向前追溯,和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的应对模式也很相似。……对于天灾的挑战,我们的应战越来越程式化,流于形式。”他说这种模式就是鲧用堵的办法治水的应激型模式,“是当灾难发生时,冲上去,迎战”。禹治水则与鲧不同,“禹是寻根溯源、标本兼治、未雨绸缪型”,“其实大禹治水的精髓是:治灾是一种常态。平时若灾时,灾时若平时”。[1]遗憾的是,禹治水之后的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仍然沿用鲧治水那种显然不够明智的自 然灾害应对模式。这是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的文明的缺憾。它同样表现在与应对天灾的模式如出一辙的我们这个社会应对“人祸”——诸如煤矿爆炸和食品安全事故等等的模式。
汶川大地震是天灾还是人祸?乍一看是天灾。可是,“近10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死于地震人数最多的国家。从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来看,汶川大地震仿佛就是海原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的重演。……1923年,日本关东,东京、横滨一带大地震造成了14万人死亡,然而从此之后,日本地震的死亡人数陡然下降,无论多大的地震,死亡人数再也没有超过1万”[2]。这样一对照,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汶川大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地震本身不会杀人,杀人的主要是地震时建筑物的倒塌。地震并不必然造成建筑物倒塌,倒塌的往往是那些没有达到抗震标准的建筑物。在汶川大地震中,“坐落在山沟里的汶川县城在地震中受损惨重,城区的房屋倒塌了三分之二,其余的房屋也严重受损,映秀、卧龙等8镇和周边高山上的村寨基本夷为平地。派往现场的摄影师说,因为建筑质量和房屋结构的区别,有些轰然倒塌的房屋像是被定点爆破,而它周围质量较好的建筑通常是墙体开裂,建筑还完整地矗立着”[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