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随着世界总GDP的提高，跨境资金流动逐渐壮大，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率、开展投资、降低风险提供了新机遇，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不稳定因素、扩大扭曲局面。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的金融全球化文献，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提供了指导和借鉴。本文重点关注两个问题：在何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无法从更大规模的资本账户开放中获益，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保护其不受外国货币政策的冲击。 在开放经济体的新古典模型中，减少或者清除跨境资本流动阻碍对发展中国家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平衡各国间的资本成本水平。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资金缺乏，资本跨境流动的成本越低，他的资本成本也越低。而理论上，资本成本的下降，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增强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其二，提高国内和国外居民分担风险的能力，换句话说，随着更多的资产被允许跨境持有，国内消费对国内产出的波动不再敏感，居民个人承担的风险越多，整体的社会福利也越多。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内GDP增速
翡翠谷风景介绍浮动更大。所以，在理论上，发展中国家从分担风险中的获益也越大。此外，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有利于公司获取更多的投资，也可以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
除了上述两点外，政治经济学文献也给出了金融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 随着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政府作出不利决策的可能性更低，而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一致性更差，这种政策规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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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实践中，跨境资本流动似乎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作者通过文献整理，总结了四个导致跨境资本流动未尽其用的原因。首先，国内金融市场扭曲，资本无法配置给最优秀、高产出的公司；第二，国际资本市场扭曲，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过度借贷，且借款多为短期借款或者集中向某一国家借款；第三，国内劳动力市场扭曲，缩减了资本的收益，提升了在公开资本账户中资本外逃的几率；第四，国内政府机构软弱无能，监管不力。 金融全球化也会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管理提出了挑战，本文总结了名义汇率机制和资本流动管理在国际货币冲击传导中所发挥的作用，重点介绍了Han和Wei在2023年发表的文章[1]，该文在理论创新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测量国家预期变化在利率中的表现方式，并且检验了短期和长期利率角度的货币自主权。
本文汇总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献，发现在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数据，并不存在符合利率困境(dilemma)或者三元悖论(trilemma)的特征。相反，将两者结合起来能更好的解释现象：在核心国家收紧货币政策时，对于不受资本约束的外围国家，浮动利率会辅助其拥有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当核心国家放松货币政策，他们大多会被 对增值的恐惧 （fearofappreciation）支配，采用相同的宽松货币政策。
因此，浮动利率提供了不对称或者不完全的与国外货币政策的隔绝。相比之下，不管是在固定利率还是在浮动利率下，资本约束都为外围国家隔离外国的政策冲击提供了保障。
【篇二】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300年前，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加速了西欧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始于100年前，远洋运输和国际商品贸易开始成为联结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式，并催生了关贸总协定及之后的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协调国际经济秩序并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最近的一个阶段则始于50年前，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舞台的主角，大有以资本跨国流动替代商品跨国流动之势。根据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小约瑟夫 奈的研究，到2023年，至少有192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世界
一半以上国家的经济总量（以GDP衡量），真可谓 富可敌国 。可见，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显著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经济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强调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西方的跨国公司不但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溢出 到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将先进的制度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些经验研究也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甚至遏制了东道国官员的腐败程度。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西方跨国公司并非 天使 ，而是 入乡随俗 ，通过贿赂当地政府以开拓市场、牟取利益。据报道，德国戴姆勒、美国沃尔玛和英国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商业巨头都存在贿赂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行为，这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荥阳怎么念
这一背景引起了笔者的深入思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位居世界前列，从一个吸收外资为主的国家转变为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经济体，那么中国的跨国公司在 走出去 的过程中是否也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产生影响？这一制度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疑，这一问题是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在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制度领域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研究相对欠缺的空白地带；另一方面，玉渊潭公园樱花节时间
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与西方国家迥异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其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整理相关文献和跨国数据，试图通过严谨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对于制度质量弱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特别是在 腐败控制 监管质量 和 法治水平 三个方面，而对于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上述制度效应则并不显著。可以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日益成为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制度环境的一种重要机制。
本研究的初稿在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进行过汇报，与会专家多次提及的一个难题便是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很有可能的是，东道国较好的制度质量吸引了中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的跨国公司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面对这一难题，我们通过研读大量国际经济学文献，并集合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构造了以 中国与各国的地理距离 和 中国国内工资水平 为基础的工具变量，相关检验表明，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也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便是对跨国数据进行整理，这一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启发，这里简单分享：首先，应熟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数据库，例如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 世界治理指标 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数据库等，并仔细了解相关变量的构造方式、计价单位和时间跨度。其次，应熟悉各国的国际通用代码和简称，在拼接（merge）不同来源跨国数据时做到准确无误。这也要求我们不时关注一些国家政权和领土变化的状况，确保跨国数据的历时可比性。最后，应将一些广泛被认为是 避税天堂 的国家剔除在分析样本之外，确保研究样本与研究问题相一致。
对于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效应 这一重大课题，我们的研究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希望这一努力让后续研究 接踵而至 ，为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智力支持。
【篇三】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两者所获得的好处与坏处都不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就是规则掌控权和顶端职业设置，而坏处就是产业空心化，国内贫富差距越发明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能获得是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引进，但弊端就是利润分配不均以及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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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把自身的高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地转让出去，然后在全球寻最适合的载体，而发展中国家则是作为一个承载体而接受。当然，在整个环节中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可以通过吸取各个国家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税收资源优势，用最低的成本去发展自身的产业。
【篇四】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国内外研究者做过多种表述，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定义，一般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由于世界各国相继取消或放松对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方面国际流动的管制，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进而导致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趋同。
（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原因进入80年代，伴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空前加强。
自1980年至1996年，全球贸易规模几乎增长了两倍。全球贸易额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占29.8％上升到35％。80年代初至1996年，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0％，远超过国际贸易约5.5％的年均增长速度。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是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特征之一。1996年，全球跨国公司提供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与此相关，
中国最刺激的过山车排名在过去10余年里，世界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近30％。经过大规模的跨国兼并和重组，在许多重要的生产领域，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甚至唯一的生产组织者，它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其统一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