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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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2年第04期
摘要：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多次在纳卡地区因其归属问题爆发战争与冲突。以往学界研究亚阿两国间的军事对峙与冲突行为的逻辑，一般都重点考察纳卡地区的历史、法理依据或地区战略价值。通过解析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并基于亚美尼亚内部政治状况和外部体系环境的特征发现：从亚美尼亚的视角出发，该国在纳卡地区爆发的一系列冲突行为中具有一致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为在国际体系层面上的威胁认知和国内政治层面上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两大特征。国家战略文化的变化被视为连接体系环境与国家冲突行为的动态传送带，综合体系变量-威胁认知和中介变量-战略文化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在纳卡地区的军事冲突行为。 关键词：新古典现实主义;威胁认知;战略文化;纳卡冲突
福州左海公园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ki.1672-3198.2022.04.057
納卡地区的领土争端源自沙皇俄国时期的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战略。虽然纳卡地区在法理上属于阿塞拜疆，但居民以亚美尼亚族人为主的纳卡州缺乏对阿塞拜疆的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并多次因纳卡问题爆发规模不等的军事冲突。既有研究关于两国间的军事冲突的解释都将关注点聚焦在与纳卡冲突相关的历史因素或利益因素，而非国家行为体本身。探究纳卡冲突的逻辑不仅有上述客观因素，还有行为体本身存在的主观因素。这种主观因素比客观因素对纳卡冲突逻辑的解释更具说服力。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内结构是连接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本文将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路径，确立分析亚美尼亚在冲突行为过程中的体系变量和中介变量。具体而言，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威胁认知是体系变量，战略文化是中介变量。战略文化不能单独决定国家采取何种类型对外行为，因为威胁认知这一体系变量制约着国家行为的偏好和动机。因此，在威胁认知与战略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冲突行为。本文将首先梳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及相关变量关系，然后基于变量设定提出在纳卡冲突中亚美尼亚对外政策行为的几项假设，并从理论解释力出发验证相关假设。
1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与纳卡冲突的逻辑框架
国内学术界对纳卡冲突的逻辑分析多缺乏理论性，简单地把两国冲突行为归咎于历史遗患难以治愈、双方在原则性问题上互不让步、大国调解缺乏热情和力度等。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试图从国内结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逻辑。本文认为，以亚美尼亚为视角观察，纳卡冲突行为的决策具有动态性，具体取决于威胁认知和战略文化这两个变量。纳卡冲突的逻辑与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美尼亚的威胁认知水平和国内战略文化塑造的。决定纳卡冲突行为的首要变量是亚美尼亚在国际环境中的威胁认知能力。但体系层面的威胁认知如果不经由国家战略文化就无法作用于国家行为。基于上述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本文就纳卡地区的军事冲突行为提出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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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1：亚美尼亚国家政策行为取决于对阿塞拜疆的威胁认知 ，威胁认知是纳卡冲突的主导变量。
长泰天柱山旅游攻略 HC2：亚美尼亚的国家战略文化也会影响国家行为，战略文化是纳卡冲突的中介变量。
HC3：体系变量威胁认知通过中介变量战略文化作用共同塑造了亚阿两国间的冲突行为。
2威胁认知：纳卡冲突的主导变量
“威胁”概念的定义在学术界各有不同。雷蒙德·科恩认为，威胁是指国家对眼下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被动预测。本文主要采用斯蒂芬·沃尔特对威胁的定义，即威胁主要源于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四个方面。沃尔特认为这些因素是衡量威胁程度高低的关键要素。本文选取进攻意图作为衡量威胁认知变化的主要因素。沃尔特指出：“由于能力的分布较为接近，地缘因素也难以说明问题，所以，对意图的判断将日益重要”。本文通过对1988年以来亚阿两国相互进攻意图的分析发现，双方的低程度威胁认知不断发展为高程度的威胁认知，两国把对方视作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苏联时期，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与亚美尼亚共和国就纳卡地区的归属争论不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虽然属于阿塞拜疆境内的自治州，但占人口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一直要求归入亚美尼亚。1988年，纳卡地区开始卷入流血冲突事件，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开始显现。此后数年的战事导致数以万计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背井离乡，成为难民，更有
数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冲突。有学者认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军事冲突显示了两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思想，是为了追求对国家有利的战略位置，也有学者认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民族主义矛盾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关于两国就纳卡地区争端的历史分析体现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博弈和民族矛盾，但寻求战略位置、民族文化分歧并非纳卡冲突的主导变量，因为它们都无法单独解释亚阿两国间不顾国家收益与损失的对比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军事对峙。因此，纳卡地区尽管具备重大地理战略价值和民族情感含义，但亚阿两国间的威胁认知是导致其决策者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的关键因素，是引发其军事冲突的主导变量。
如前所述，是否具有“侵略性”的进攻意图将影响到威胁认知的改变。具体而言，双方的威胁认知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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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内旅游攻略自由行攻略 首先，苏联时期矛盾初始阶段，亚美尼亚并不把阿塞拜疆视作直接的、清晰的威胁，但苏联的解体使获得独立的双方开始产生威胁认知。对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努力从历史起源理论中为建立独立的亚美尼亚人的国家及对争议地区具有合法的领土所有权进行辩护。苏联解体后，冲突从非国际（国内）武装冲突变为国际（国家间）武装冲突。
如果说1988年第一次流血冲突双方只是存在低程度、尚可解决的矛盾，到1992年亚美尼亚武装入侵阿塞拜疆时就不仅仅是出于夺取地区控制或者安全自保的考虑，此时亚美尼亚当局视阿塞拜疆政府为直接威胁。
其次，亚美尼亚逐渐具备“侵略性”的进攻意图。祖彻·克里斯托夫研究了整个高加索地区，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资源以及作为连接高加索心脏地带与周围地区的纽带，他从冲突角度入手，展开分析。他认为，纳卡地区除亚美尼亚人之外的阿塞拜疆族及其他族只占人口很少部分，在此基础上同族的近邻和国家地理边界相互渗透满足了纳卡地区爆发冲突的条件，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征兵”和民族主义动员是很容易的，同时苏联的改革和其对于冲突的糟糕应对为亚美尼亚人提供了机会。另外，外部威胁使得亚美尼亚内部力量空前团结，在争夺领土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也成功地完成了政治转型，这是亚美尼亚特殊的一点。
3国家战略文化：纳卡冲突的中介变量
广义的战略文化指根深蒂固的信仰、世界观和对世界的共同期望。建构主义学者指出所谓的革命、文化帝国主义、征服者的侵略等外力震动使得国家内部产生新的观念，进而
改变国家战略文化秩序。战略文化在何等阶段上阻碍国家迅速应对体系环境的机遇或挑战，尤其是应对威胁的认识，决定了国家将在哪一阶段制定新战略文化，甚至采取危及地区安全利益的外交政策。秦亚青教授也认为战略文化决定了决策者的对外政策行为。他认为战略文化包括对战略环境秩序的基本估计，确立国家决策者对国际冲突及其解决方式的理解，尤其涉及对武力的认识。战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略选择。秦亚青教授将战略文化划分为冲突型战略文化与合作型战略文化两种。其中冲突型战略文化指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而且暴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合作型战略文化则相反。本文认为，政府有目的的介入、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和外国入侵者的侵略行为等将在威胁认知作用下重塑着国家的战略文化。对亚美尼亚两国来说，纳卡地区的争端及引发的战争和冲突导致其对阿塞拜疆的威胁认知不断加深，威胁认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国家战略文化从合作型到冲突型的转变。
具体来说，亚美尼亚国内就纳卡问题对阿塞拜疆的战略文化历经从冲突-合作-冲突的发展历程。1992年获得俄罗斯援助的亚美尼亚入侵阿塞拜疆，占据了纳卡地区及部分连接通道，亚美尼亚认为消除安全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暴力。但1994年全面停火协定签订后，亚美尼亚政界一度主张和平解决纳卡问题，放弃暴力和冲突的手段。这一时期，亚美尼亚
国内决策者对解决纳卡问题抱有合作、谈判意识。但随后亚美尼亚发生，新任政府领导人强调在解决纳卡冲突问题上，亚美尼亚坚持暴力功效对解决纳卡问题的重要性，冲突型战略文化得到重构。此后两国间一系列军事冲突呈现明显的升级状态，多年冲突和不断升级的战事两国都遭受了重大沉没成本损失，但决策者都没有终止其战略，向对方示好，阿塞拜疆积极扩充军备，不时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失地，亚美尼亚方面则表示将对阿方的挑衅坚决予以还击。
4结论与启示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结构现实主义实际上很难提供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和机遇的明确信息。本文在讨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和评析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了威胁认知和国家战略文化的共同作用，通过分析两国冲突的起因、发展、现状以及亚美尼亚所处的次体系环境论证了相关命题，从而得出一些基本结论。一是历史表明，民族国家在面临领土纠纷这类叠加过国家主权的因素后，往往会牵涉进民族、种族、宗教等其他问题，极易引发冲突甚至民族战争。二是从亚美尼亚一方来看，两国冲突的主导变量是威胁认知，国家战略文化是中介变量，军事冲突是因变量。威胁认知促成了
因历史恩怨和利益诉求影响的激进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两者综合作用导致纳卡冲突的延续。
在本文关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两国政府的战略文化是消弭分歧，走向和平的重要因素，从长远看，冲突的解决可能要依赖于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在纳卡地区整合合作型战略文化结构，这一结构应为双方提供可接受的制度和机制安排。
安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