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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
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但以民间商船为主体的长崎贸易却十分繁荣。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海外信息资料汇编《华夷变态》，因收录大量当事人口述的“风说书”，在清史、清初中日关系史乃至日本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中国的口述史料在日本汇编成册，以书籍的形式流布于世，而且保存大量中国已经失传的珍贵文献，可以视作中日“书籍之路”的特殊形态。 东莞市国际旅行社 一、《华夷变态》概述
《华夷变态》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集――“风说书”的汇编。所谓“风说书”，日语“风说”即传闻、传说、谣传之意，是唐通事对到日(尤其是到长崎)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有时简称为“江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亚一带消息的报告。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曾对五卷本《华夷变态》作如下评述：“是书为日本德川幕府锁国时期，吾国闽粤福漳等地商船及南洋岛吕宋、咬吧、和兰各国船只，来往长崎，其通事即调查其情况，征收税额，防止金银流出，加以限制；并将各地消息，海外风说，传闻之辞，据以汇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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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变态》所收录的“风说书”主要是以清初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赴日商船为对象采制的，因清代赴日的中国商船在当时的日本被称为“唐船”，所以对中国商船采录成的“风说书”一般称作“唐船风说书”；又因其询问对象为“唐人”，也叫“唐人风说书”。日本学者大庭修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对此有云：“所谓‘唐人风说书’，是指唐通事经询问入港唐船船头后写成的报告书。其内容包括中国国内形势、他国形势、航海情形、船头与其役人情况、乘员情况等。报告书写成后，必须提交给长崎奉行，再由长崎奉行向江户报告。”
作为在清、日闭关锁国时代的民间贸易流程中产生的特殊文献，“风说书”在当时属于机密文件。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江户幕府儒官林恕(1618～1680)及其子林凤冈(1644～1732)利用职务便利，将所经眼的“风说书”陆续结集收入《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中。从《华夷变态》的序言可以明确看出汇编者的初衷：“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三十年所，福漳商船往来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之，吾家无不与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号《华夷变态》。”
结集汇编成的《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在当时也属于“罕传之秘籍”，虽“间亦有传抄本
流传于外，但民间人士实难寓目。这两种资料集后经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博士的整理，1958年由日本东洋文库排版印行，1981年由东方书店再版，存世的“风说书”基本囊括其中。可以说日本东洋文库排印的三巨册《华夷变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完整、最权威的“风说书”刊行本，也使学界赖以得窥“风说书”的全貌。
“华夷变态”意为“华变于夷之态也”。之所以将这部“风说书”集命名为《华夷变态》，是因为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华夷”之别的思想影响，对于明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尚未动摇，朝野上下普遍视满族为外夷，心理上对满人入主中原成为华夏共主难以认同，更何况清朝试图同日本建立的中日关系，与日本自身所梦想实现的帝国梦是相违背的，因此，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看来是“华变于夷”。所以，当《华夷变态》的编纂者林恕听到“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时，就流露出“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的心情。正是基于这种视明为华、视清为夷的心理，编纂者才把以反映中国明亡清兴之世态变迁之时之事为主要内容的“风说书”的汇集命名为《华夷变态》。
二、《华夷变态》的研究现状
《华夷变态》因其所收录风说书的史料价值而颇受中日学界的重视，但由于风说书在当时
是机密文件，除了在现场听取记录的通事及长崎奉行(幕府指派的地方长官)之外，能了解其内容的仅是幕府将军及其周围的几位高级幕僚。因此，“风说书”的研究最初是在幕府将军及其幕僚之间进行的，目的只是从施政者的角度期望从中获得制定政策的某些参考。 大巴租赁
林恕、林凤冈父子将“风说书”辑录成《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是“风说书”整理阶段的重要成果，也是其后风说书研究及利用其史料开展相关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础。浦廉一的《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之研究》，至今仍是有关《华夷变态》及风说书的最重要、最权威的研究成果，也是有关“风说书”及《华夷变态》文献学研究的唯一成果，大约与其同时及其后从事长崎贸易和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无不受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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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唐船贸易航路终端的日本来说，中国贸易船只的到来，乃是对外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加之日本有着收集海外情报的完善机制，因此在当时的公私文书及各种历史文献中对中国到日的贸易船只及相关情况都有大量的记录与描述，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献与实物资料，“风说书”的保存也较为完备，使日本对于清初的中国始终保持着及时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日本学者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加之占有天时地利，可以及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成果较多且问世较早。如大庭修、岩生成一、中村质、松浦章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属于成功的范例。
此后数十年，国内在《华夷变态》和“唐船风说书”的研究与利用方面不见有任何进展，但这并不表明国内学者对这部分史料和这段历史事实漠不关心。继谢国桢对《华夷变态》的介绍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一良也曾指出《华夷变态》的重要价值并期望史学界能将其译介到中国来，表明国内学者对此是非常关注的。只是因为《华夷变态》的各种底本――“风说书”均秘藏于日本各有 关机构，难以寓目，再加上“此书所收报告为当时流行文体‘候文’，比较难懂”，致使我国学者虽知其于中日关系史研究之重要，但却无条件对其进行研究。
近来随着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国内一些学人开始零星地利用“唐船风说书”进行相关论题的研究。如华立1997年发表的《“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可能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以“唐船风说书”为主题的报告。该文虽然旨在介绍日本学者松浦章披露的三条有关乾隆南巡的史料，也表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唐船风说书”的史料并且有意识地利用相关史料开展研究。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于桂芬专著《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专节讨论“风说书”制度。2003年，南炳文发表《“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租尚说》一文，针对某学者对《华夷变态》所录《朱成功献日本书》的误解进行辩证。刘小珊的《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
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一文，对唐通事的起始和世袭、规模和职责等等问题作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