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关注
国之重器青铜⽂明
殷、商、西周三代，以“青铜时代”著称于中国⽂化史。 青铜器曾主要⽤于礼器、⼯具和兵器，最能代表青铜器⽂化特征的则是铭⽂。 近年来，国外拍卖市场时现青铜器精品，国内拍卖市场则多见⾦⽂拓⽚，受到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关注……
礼和万⽅——商周青铜⿍特展侧记
⽂｜本刊记者伊丽妍冬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也。”（《左传·昭公⼆⼗五年》）商周时期是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其地位⽇益凸显，从上古时的炊煮器演变为象征着权⼒和礼制的礼器，承载着⾝份、等级、礼仪、⽂化等多⽅⾯意涵，渗透在中国的⽂化、历史、审美与思维之中。
“⿍中之魁”齐聚国博
“礼和万⽅——商周青铜⿍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图为⼤盂⿍、⼤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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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右⾄左）三⼤圆⿍⾸次联袂亮相摄影｜伊丽妍冬
9⽉14⽇，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礼和万⽅——商周青铜⿍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汇集了近40件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经典之作，其中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龙⿍、⼤盂⿍与来⾃上海博物馆的⼤克⿍，三⼤圆⿍⾸次联袂亮相，齐聚国博。展览分为“圆⿍之尊”“⿍见万象”“吉⾦遗墨”三⼤单元，以⼦龙⿍、⼤盂⿍、⼤克⿍三件商周时期⼤型青铜圆⿍为切⼊点展开，讲述了国宝背后埋藏的震撼往事。同时展览展⽰了其他同样具有极⾼历史、美学价值的商周时期青铜礼器，诸如南宫柳⿍、雷纹⿍、亚貘⿍、任⿍等，结合陶范、全形拓，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内容、制作⼯艺等⽅⾯综合呈现了源远流长的商周青铜礼仪⽂明。 泰山天气预报15天景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中，如后母戊⿍、杜岭⽅⿍这类镇馆级的⼤型⽅⿍已为⼈所熟知。⽽圆⿍中的翘楚则⾮⼦龙⿍和⼤盂⿍莫属，加上此次应邀北上的⼤克⿍，三尊⼤型圆⿍联袂亮相，没有展柜和玻璃的界线，置于开放式的圆形展台上，跨越时空隧道与观者进⾏零距离“对话”。三⿍的布局恰好符合三⾜⿍⽴的字⾯意思。究其体量和历史、艺术价值，称为“圆⿍之尊”实不为过。
沿着圆形展柜⾸先映⼊眼帘的⼤盂⿍，是迄今所见西周时期铭⽂较多、体形最⼤的青铜器之⼀。⼤盂⿍⽴⽿、垂腹、粗壮三⾜，器壁厚，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有带状饕餮纹，⾜上部铸兽⾯并有扉棱及弦纹，造型端庄，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型⿍的典型式样。从形制来讲，⼤盂⿍是⼀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能够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它的重要性绝不仅仅体现在形制上，⿍腹内壁所铸长篇铭⽂尤为重要，是⽬前已知记述册命礼最早的⽂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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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盂⿍⾼101.9厘⽶⼝径77.8厘⽶重153.5千克传陕西岐⼭县京当乡礼村（⼀说眉县礼村）出⼟
⼤盂⿍腹内壁铸铭⽂19⾏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三年九⽉册命贵族盂⼀事。作器者名盂，周朝⼈，其祖先是辅佐周⽂王、周武王的能⾂。铭⽂内容分两部分，⼀是康王向盂总结周⽂王、周武王的⽴国经验和殷商纵酒亡国的教训（“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告诫盂应效法祖先，继承⽂武的德⾏，忠⼼辅佐王室；⼆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丕显⽂王受天有⼤命”体现了周⼈的天命观。铭⽂中追溯殷周变⾰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传世⽂献的相关记载，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的原始话语，具有珍贵的⽂献价值。⽽作为中国古代⽂字发展到书法艺术的早期作品，⼤盂⿍铭⽂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对中国古⽂字和书法艺术的研究起着标尺作⽤。
⼤盂⿍腹内壁所铸铭⽂
⼤克⿍威严厚重，颈部饰有3组对称的变形兽⾯纹，6道短棱脊加以分隔。腹部宽⼤的纹饰被称作“窃曲纹”。蹄⾜上部也饰有3组突出的兽⾯浮雕，纹饰线条凹凸、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化的巨变。
西周中期⼤克⿍⾼93.1cm ⼝径75.6cm 201.5kg 陕西扶风县任家村出⼟上海博物馆藏买票软件12306
⼤克⿍腹部纹饰
⿍腹内壁铸铭⽂28⾏290字。铭⽂记载作器者为膳夫克，他是管理周王饮⾷的官员，克为追述其祖师华⽗⽽作的礼器。铭⽂内容分为两段，⼀是克对其祖师华⽗的称颂之词，⼆是详细记录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和赏赐的内容。这篇铭⽂对于研究西周的⼟地制度、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通篇铭⽂布局规整，每格⼀字，字迹端庄质朴、笔画均匀遒劲，堪称西周铭⽂书法艺术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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